七个卫星电视频道被停发执照一事，引起舆论高度重视，并因而点燃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NCC)委员结构的战火。对于媒体改造而言，相关议题能够受到社会关注，总是好事，但是观察不同立场间的争辩，却又深恐关注之后，故态依旧，对于争议之下的“共识”，反而失去了推动的力道。
此次停照争议的症结，一言以蔽之，就是“谁来监督媒体”？这当然是个需要精致处理的大问题，可是就大方向来说，却又是个没有争议的虚问题。对于由目前结构下的新闻局继续处理换照一事，其实争辩两造都不赞成，所余者不过是新机构尚未成立，新闻局应否措其手足而已。同样的，对于媒体究竟需不需要改造一事，争辩双方基本上也都赞成，所差者亦不过是改造的对象为何？倒底媒体品味与社会乱源间的界线要如何界定？
媒体之乱已乱到人心浮荡、是非不明，此诚为社会的“共识”，而媒体之治最好少由政府插手，多由媒体自律，此亦为舆论之“共识”。可是，媒体如何自律？又是否能够真正自律？却鲜见“舆论”施力。其间缘由何在，难道是媒体根本就无意于自律？
多年以来，媒体高喊政府不应插手管媒体，此一主张大家举双手赞成，可是媒体高倡自律的背后又有多少实际的行动？就以今天的局面来说罢，有多少家电视媒体制订了自律公约或制播规范，大家心知肚明；有多少家电视媒体曾经因为新闻出状况而开铡自律，大家心照不宣；又有多少家电视媒体建立真正的观众申诉处理机制，其实也是瞎子吃汤圆，心里有数。甚至，连组个新闻自律组织，也被指为挂羊头卖狗肉。无怪乎社会大众群情激愤，即使是停照争议高涨的此际，民调结果依然有相对多数的阅听众接受停照的事实。
民调的解读当然需视民调的作法而定，可是，如果再以“民粹”之类的语词来漠视社会大众对媒体乱象的厌恶，媒体需要改造的共识，就永远只能成为“共识”，而不会变行动。
英国学者法兰克林(Bob Franklin)与皮陵(Rod Pilling)八年前在检视英国的媒体表现与自律状态后，曾经感叹道:“公众与政治人物目前对于媒体的关注点不在于其第四权的角色，因为众所周知我们正处于一个个人私生活细节都可能会被当成商品出卖给大众媒体的时代。”，而“对于市井小民而言，媒体自律不过是一档代价高昂的生意罢了。”两位学者的慨叹虽然沈痛，惟若置诸台湾又难道不是一篇再真实不过的纪实报导？
谁来监督媒体？可以不是政府，可以不是广告主，但总不能拒斥作为消费者的公民，更不能拒绝作为公民社群一份子的自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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