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29日讯】7月25日晚8时多，在北大33号宿舍楼，一男生从5楼宿舍的阳台坠至水泥地面，经抢救无效身亡。死者为心理系02级本科学生。这是北大近期第3起学生坠楼身亡事件。
此前的4月22日下午4时，北大理科2号楼，一女子9楼坠亡。另在5月7日晚9时10分左右，北大理科2号楼，02级数学系一博士生9楼坠亡。
查天数，不足百日，三名男女以同样方式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他们死在多少莘莘学子望眼欲穿而不能考进的北京大学校园中。
《新京报》记者采访了北大社会学系夏学銮教授。夏教授说：“近段时间的大学生跳楼自杀事件不仅是北大，在清华、人大等全国高校都比历年多，而且较为集中。”夏学銮还说，这主要由三个因素的影响所致，首先是由于学生的家庭经济条件各自存在差异，使有的学生产生消极情绪﹔另一个因素是当前社会上对大学生的评价体系及其待遇、地位都较以前下降，加上市场经济带来的竞争压力，让学生们对找工作深感焦虑，并产生自卑感﹔还有一个就是内在因素，即现在的大学生多为独生子女，心理承受能力比较弱，缺乏社会责任和对人生的价值观的认识。夏教授认为，当务之急要做的工作，就是要强化和培养学生们的责任意识，“一个人活着应该有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感，选择自杀，这种行为是自私的。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生命都不珍惜，他就是不负责任。”
北大教授分析北大事件，理应鞭辟入里，一针见血﹔遗憾的是，夏教授的“三因素”说给人的感觉是云山雾罩，隔靴搔痒。
夏教授为什么丝毫不从“自己”身上找一点原因。这里的“自己”，是广义的，即包含北大从校长到教授，还有从事“思想教育工作”的人，是这些为人师表者、诲人不倦者、春风化雨者。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你们又作了什么表率？夏教授不说，我们就只有听出身北大的余杰的分析了。余杰在“交大招生黑幕与网路时代的阳光”一文中说：向来以指斥腐败为己任的知识份子和社会精英却大规模地参与腐败事件，使人们的叹息更为沈痛。我们不能在张立勤（《南风窗》记者）的警示之言面前装聋卖哑：“有一项调查表明，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意识在下降。当我们对新一代人发出责难时，也许更该反省当前教育者的‘示范’作用……”余杰接着说：“近十余年来，许多为人师表者不仅得不到学生的尊敬和爱戴，也逐渐失去了作为知识份子在社会上的公信力。青年作家张者的那部以北大法学院为背景的小说《桃李》，就为我们展现了高等学府中触目惊心的种种黑幕。象牙塔内与象牙塔外的文化和精神生态基本上是‘同构’的。既然教育者也成为腐败的积极参与者，那么谁有资格指责被教育者的冷漠和自私呢？”
现在果然有人“指责被教育者的冷漠和自私”，这便是夏教授了。
关于大学生跳楼，余杰也早有剖析。他说：“近年来，高校里学生因为成绩不理想而自杀的事件时有发生。每个学期的半期考试和期末考试以后，清华大学的主楼上都会有几个学生‘勇敢’地飞身跃下。这些理工科学生精确地计算了自由落体的速度，从十几层的主楼上跳下来必死无疑。看来，心理脆弱不仅仅是年龄的原因。没有人关心学生的心理健康，所有人都盯着学生的考试成绩。结果，教育造就了一大批智商高、情商低，有丰富的知识而没有良好的心态的学生。教育对他们的伤害远远大于教育给予他们的帮助……。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开设的心理咨询活动，参加的学生远远没有组织者设想的那样多，学生们普遍对心理咨询持冷淡的态度，或者认为去咨询的都是‘有病’的人。其实，从小就被扭曲的教育所扭曲的青年一代中，又有多少人的心理是完全健康的呢？反思杀人的教育和教育何以达到‘杀人’的地步，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刻。”（余杰：“教育杀人”）
现在的跳楼者中间，也有学心理学专业的。看来书本中的心理学，也扛不过现实“和谐社会”中的贪腐学、厚黑学、犬儒学、假大空学的！
用“经济条件”、“竞争压力”、“深感焦虑”、“独生子女”解释大学生和博士生的自杀缘由，是很不到位的。他们当然有诸如此类的“活思想”，但江泽民的“以德治国”讲了十几年，胡锦涛的“构建和谐社会”讲了好几年，学校的“德育”也讲了几十年，再加上“党的强大的政治工作威力”，这些东西为什么不能在他们濒临死亡线时，起一点点助人功能？难道这些上了宪法、上了党章、上了学生守则、课堂上经常讲、学生答不出就丢分的东西，通通喂了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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