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26日讯】黄花岗编者按语：“右派分子”魏紫丹教授的新著《还原一九五七》一书，无疑会成为一部真正还原了“一九五七”的学术著作。其充满着学术精神的严密论证，特别是他对马列主义、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毫无恋情和决绝之慨，犹将他对“一九五七”的痛心研究和追述，推升到了一个更其纯净和高远的历史境界……
本期连载还原一九五七──《探源篇》的第三部分。
三，说来说去还是“阴谋说”
毛泽东气急败坏，一怒之下甩掉了“阳谋”这块遮羞布；现在更加无耻地原形毕露。他说：“我他们不爱，给他们自由，让放出毒素。你讲我阴谋就阴谋，大鱼、小鱼一起钓，特别钓吃人鲨鱼。”虽然这比说“你讲我男盗女娼就男盗女娼”更加无耻和无赖，但这总算是他打自己嘴里承认了是“阴谋”。
第一，果如前引统战部李维汉部长所说，“在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开始时，毛泽东同志并没有提出要反右，我也不是为了反右而开这个会，不是‘引蛇出洞’。”这时候部长还蒙在鼓里的话，那么，随后他便成为“引蛇出洞”阴谋的施工者了。
据第一号右派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在《往事并不如烟》中回忆道：
“5月15日，毛泽东致送《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给中共高干阅读。信中，老人家把共产党人分为马克思主义者，修正主义者；把社会上各阶层人士分为左派、中间派、右派。并指出‘在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我们越有利。’
“这边厢，民主党派里的两个元老人物，在中南海受到秘密召见，获得了‘东南风转西北风’的天气预报。他们完全三缄其口，静观以民盟农工为舞台中心，以章（伯钧）罗（隆基）为主要角色的一台践踏知识份子、打击民主党派的惨剧。那边厢，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还在积极响应中共中央整风号召，大讲知识份子和民主党派的光明未来，宣传‘鸣放’，鼓励‘监督’。”
“为了把昔日的朋友制造成为今天的敌人，并让全社会认可，毛泽东在上海发出了指示：‘让牛鬼蛇神都出来闹闹。’‘这不叫诱敌深入，叫自投罗网。’这罗网，便是由中共中央统战部组织、召集系列整风座谈会。
“座谈会是从5月8日起召开的，先后搞了13次。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发表意见，来帮助中共整风。
“座谈会的头几天，父亲没有去。一则，他的意见早就发表过了，二则，他正拉肚子。
“李维汉很着急父亲不入圈套，便亲自拨电话敦请：‘伯老，你一定要去参加座谈，给我们中共提提意见呀。’
“5月21日，实在跺（音：托）不过李维汉的面子人情，父亲去了，行前还跟母亲讲：‘今天开会，我真不知说什么好？’
“进了会议室，他被请入主宾席-在头排大沙发入座。这显然是一个必须发言的席位。果然，亲自坐镇的李维汉点名要父亲‘给中共提意见。’
“父亲讲了几十分钟，他谈到政治设计院问题；听意见于基层‘放权于部’会，发挥管理机关的作用问题；国务院会议程序问题；及检查历次政治运动的建议。最后父亲说：“我的讲话不是灵感和一时高兴，所提意见也不都是那么严重。无非是希望共产党改革体制，改善领导，在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方面前进一步罢了。’他讲话的时候，李维汉一直神情怡然。父亲大概以为是称许自己的谈话；殊不知，他这是在为猎物堕网而心安。”
“对李维汉而言，章伯钧是他钓到手的一条大鲨鱼，自可邀宠于毛。但远非只此而已，在他的《回忆与研究》中还记载着如法炮制的其他 陷阱：
“工商座谈会期间，有人提出真正的资本家与会不多，代表性不够，于是又不断扩大规模，找到了北京的吴金梓，天津的董少存，上海的李康年等一些人到会鸣放，后来这些人都被划为右派。”
第二，当时上海有人问刘宾雁：“党中央整风的决心大不大？”刘是个年轻气盛、忠诚直率、从不设防的人，他随口答问：“毛主席的决心大！至于党中央嘛，还得走着瞧。”后来传说：“刘少奇、彭真一线，向毛主席施加压力。” 现在真相已明，当他们对毛的“引蛇出洞”阴谋心领神会时，党中央就成为一个共同迫害知识份子的沆瀣一气的阴谋集团。各个领导都是施展阴谋诡计的能手。他们用实践证明：“有人说这是阴谋”是千真万确的，现在，让彭真现身说法。
戴煌说，他就是中了彭真的阴谋诡计而被划为右派的。我读他写的回忆录《九死一生》，感慨万分。他的历史能红得滴出血来，幼年当儿童团长，十几岁参加新四军，后为中共打内战，当随军记者，建国后到新华社，参加抗美援朝，援越抗美，还受到胡志明的器重。
1956年到外交学院调干培训，他是班级的党支部书记。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那篇遗臭万年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在全国大张旗鼓地掀起了反右运动。在这之前，他没有提过意见，写过大字报。
反右展开之后，彭真亲自召集了首都高校党支部委员以上干部的联席会议，戴煌参加了，望着彭真那伟岸的身躯，满面的红光，诚恳的态度，听着他宏亮的嗓音：
“反右归反右，整风归整风。我们党内的同志，机关的同志，还要继续帮助党搞好整风。有什么说什么，有什么问题还得改什么问题。经过前一阶段的整风，表明党内的问题的确不少……我们有些党员干部就像封建把头一样，骑在人民的脖子上拉屎拉尿，这样的人不整整行吗？
“所以，我们党内的同志应该说，而且说错了也不要紧，和‘章罗同盟’他们攻击共产党，企图和党在中国平分秋色，显然不是一种性质……”
彭市长的一番话，引起他审视自己的党性，心中明明有一些忧心的问题，如回到苏北故乡，看到惨败的景象和乡亲的怨声载道；以及认为，神化与特权是中国的最大隐患。这些并未积极向党提出，帮助党整风。
6月13日，新华社召集在外交学院学习的同志开了一个座谈会。他发言了，主要是谈反对神化与特权。他指出，现在已经开始了对毛主席的神化，只要是毛主席说过的话，不管对不对，科学不科学，那就一定千真万确，一定是马列主义真理。
他批判毛主席最近会见南斯拉夫代表团的谈话。毛说，我们不怕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还希望早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国有6亿人口，打掉了3亿人，还有3亿人，一样建设社会主义。可帝国主义国家能剩下多少人呢？而且人民趁机起来造反了，从而引起世界范围内的革命……
戴煌认为，就说美国人民吧！他们今天活得好好的，凭什么要砸掉自己的洋房、小车，去揭竿而起闹世界革命呢？
后果就悲惨了：挨批、挨斗、划右派、劳改……百般苦罪，概括为一言：“九死一生20年”。
第三，引蛇出洞的伎俩，屙脓尿血的人格，卖国的嘴脸，鳄鱼的眼泪。说的是，周恩来不杀王造时，王造时却由周恩来而死。
王造时是政治学博士，29岁的大学教授，少有“安福三才子”（另二为罗隆基、彭文应）之称，长有“爱国七君子”之名。七君子之另一，邹韬奋对他的评价是八个字：“天真烂漫，笃实敦厚”。
所谓“七君子”，都是救国会的头面人物，另外五位是沈钧儒、沙千里、李公仆、章乃器、史良。在周恩来操控下，以抗日为名，大事反蒋。于1936年12月22日他们以“危害民国罪”被关进苏州高等法院监牢。他们虽被利用，但确是出于爱国热忱，故获释后，得到“爱国七君子”美名。我谓“利用”；你不相信吗？试看，“爱国七君子”若真的爱起国来，中共又是何种态度？
1941年4月15日，《新华日报》头版：“塔斯社莫斯科13日电”
条约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与日本天皇陛下，愿巩固苏日两国间之和平与友好邦交，兹特决定缔结中立条约，因此双方任命各自代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任命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员长维拉彻斯拉夫、莫洛托夫；日本任命外相松冈洋右及特命驻苏全权大使建川美次陆军中将，为各自代表。双方代表互阅国书，均属完好妥善，当即议定条款如下：
第一条、缔约国双方保证维持相互之间和平与友好邦交，互相尊重对方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
第二条、倘缔约国之一方成为一个或数个第三国敌对行动之对象时，则缔约国之他方，在冲突期间，即应始终遵守中立。
第三条、现行条约自缔约国双方批准之日起生效，有效期限定五年。在期满前一年，倘缔约国双方均未宣告废弃本约，则有效期限即自动再行延长五年。
第四条、现行条约当从速呈请批准。批准证件当从速在东京交换。
现行条约用俄文及日文缮写两份，由上述双方代表签字盖章，以昭信守。
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即昭和十六年四月十三日立于莫斯科。莫洛托夫（签署）；松冈洋右，建川美次（签署）。
宣言
遵照苏日于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缔结之中立条约精神，苏日双方政府为保证两国和平与友好邦交起见，兹特郑重宣言，苏联誓当尊重“满州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
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于莫斯科。苏联政府代表莫洛托夫（签署）；日本政府代表松岗洋右，建川美次（签署）。
消息传开，舆论哗然，各界人士反应强烈。中华民国政府郑重声明，对条约涉及中国的部分宣布无效，并指示驻莫斯科大使要求苏联方面澄清。
亲苏亲共但又自认是中国人的人士，不仅无法面对别人的质问，也无法面对自己的民族良心，因而自己也义愤填膺。黄炎培在日记中写道：“4月7日2时，招周恩来、董必武来，舜生、伯钧也到，请中共表示态度。周极言苏联此约乃其一贯之政策，与对华毫无关系；至中共态度，决不因此变更云云。董略同。”
黄炎培等，他们的救国会经过讨论，表明态度，由王造时起草《致斯大林大元帅的公开信》。内称：“今贵国于4月13日与我们的侵略者日本帝国主义订立中立协定，并发表宣言相互尊重所谓‘满州国’及‘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之完整与不可侵犯性，显然妨害我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完整，我们不能不表示莫大的遗憾。故对于我政府宣布其无效的郑重声明，绝对拥护，且深信这是我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公意。”
这一下可大大地触怒了中共，同时也大大地暴露了中共的卖国嘴脸。
章乃器的妻子胡子婴在她写的《我所知道的章乃器》（《文史资料选辑》第82辑，第80页）中回忆道：“1941年，苏联因战略上的需要，和日本签订互不侵犯协定，其中有涉及中国主权的地方，国民党报纸即借此攻击苏联。救国会也发表宣言对苏联提出抗议。周恩来同志知道后，认为这样做不适宜。沈蘅老表示救国会要作自我检讨。章乃器对这件事很不以为然。他认为救国会发表宣言是救国会的事，共产党无权干涉，救国会也不应该检讨。他争之不得，就退出了救国会。章乃器退出救国会时，要我同他一同退出，我没有接受。”半年后，他们夫妻离婚。这事我们不管，我们关心的是其卖国。
共产党对王造时记仇在心，解放后先让他失业，后给以迫害，七君子中健在的其他人，都当上了中央大官。而且，1949年毛泽东去苏联给斯大林祝贺70大寿时作为献礼，就在民主党派中唯一地宣布解散了救国会，以谢罪于斯大林大元帅。
在《沉重的1957》中载有王造时的有关此事的遗稿：1957年写的“日苏互不侵犯条约的问题的交代”，其中写道：
当时，“在重庆救国会的重要负责同志开会讨论这件事的结果，认为救国会运动是由于日本侵略东北而起的，中国抗战也是为着这个问题。苏联虽是我们最好的友邦，但是这个协定实在地对中国是一个打击，大家认为有公开表示的必要，当场推举我起草，张申府审查。我随即拟了一个致斯大林大元帅的公开信，表示该项协定是妨害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完整，认为是很大的遗憾。张申府看过之后，旋经开会修正通过。当时我们七个人（指“七君子”-引者），除邹韬奋同志生活书店被迫已迁往香港外，我们六个人都在重庆参加会议。（记得王炳南，张友渔同志等也参加会议。）开会决定：由沙千里誊清两份，于次日在史良家签字。签名的有沈钧儒、章乃器、史良、李公仆、沙千里、张申府、刘清扬、胡子婴和我九人……”（第106页）
这封公开信被说成是反苏，反共，反斯大林。为缩小打击面，造谣说是王造时一人干的。
“当时党的个别领导人按照《真理报》的调子，说成是斯大林的一种策略：让日本的矛头向南（专门侵略中国-紫丹，下同）不向北（不打苏联），免使苏联腹背受敌，便于集中全力抵抗法西斯德国。因此，那条约及宣言是正确的。”（第107页）
王造时政治上受冷遇，经济上处困境，心理上陷苦闷，采取了少说话，不写作，免是非的消极态度。
1957年的春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好一派万紫千红！中共中央统战部消除对他的误会。3月27日傍晚，周总理接见了他，晚宴上，一边给他夹菜，一边聊天，回忆解放前那些不平常的岁月。后来又谈到让他到北京工作以及恢复救国会的问题。实在可以说是 枯木逢春。王造时舒心之情，可以从他1957年6月12日早晨写给周总理的信中看出：
周总理：
二月下旬我进京参加全国政协，三月间与统战部两度谈话结果，得将1941年日苏互不侵犯协定所引起对我的误会及其间的是非问题，相与澄清，多年来私衷的闷惑，为之豁然一爽。最感幸运的是您在万机待理之中还邀请我作一恳谈。您那冲旷的襟怀，诚挚的态度，殷切的期待，尤其是那种为国家为人民多方谋虑的苦心，使我深深感动，永不能忘。您提出我来北京工作及恢复救国会各节，我定当从祖国的需要上慎重地加以考虑。同时，请您接受我至诚向往之忱，随时予以指教，使我更能够为社会主义建设辛勤工作，无负盛意……”
关于“恢复救国会”，遗稿记载：
“3月27日的晚上，我在北京蒙周总理召见。在谈话中周总理曾经问我是否考虑恢复救国会的问题（既然恢复，何必解散？-紫丹，下同）我答复说要问沈钧儒，史良和其他与救国会有关系的朋友（为什么单单问你？）。周总理说，当初解散救国会是一个错误。毛主席看见民主党派抗美援朝的联合宣言没有救国会的名字，认为是一种损失（装迷！那是谁叫解散的？）。周总理说我当初反对解散是对的。（那就是说，第一，当初你是反对解散的，这一点先肯定下来；第二，你是对的，党是错误的，别人不反对也是错误的。）我答复说，我当初也不是绝对反对解散，我当初的意见是如果其他民主党派解散，救国会也就应当解散；如果其他民主党派还有历史任务，救国会也就考虑不解散……（真是糊涂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当初为什么单单提出解散救国会而不提解散其他任何一个民主党派？现在又为什么单单问你是否考虑恢复的问题，而不问其他任何人？而其他任何人现在都是比你更具分量的呀！你呀你！王博士。人家卖了你，你还要老实巴脚地替人家数身价）”。（第109-110页）
王造时误以为报国有门了，积极性也上来了，热情地投入了帮助党整风的大鸣大放之中。他这条本来是冻僵的蛇，硬是被春天的暖气给哈出了洞；正好给共产党划右派。
不仅仅斗他现行的右派言论，还挖他反苏反共反斯大林大元帅的历史罪恶以及要“恢复救国会”的阴谋活动。七斗八斗，他受不了了，就又向总理发出求援信：
恩来总理：
六月十二日晨缄上一函，并附呈在上海宣传工作会议和上海市政协的发言两纸，想蒙鉴察。不意即日起由上海法学会（我忝为该会副会长）及市政协政法组（我忝为该组召集人之一）召集了六天的座谈会，主要对我在宣传工作会议及新闻日报座谈会的发言，作尖锐的批评，我得到了很好的启发和教育。但在批评之中及各报发表关于我的消息，动辄冠以反党反社会主义甚至右派分子的帽子，私衷实不胜感慨而惶惑。
多年以来，由于家庭叠遭不幸事故，加以自党对我有薄膜存在，故一向缄默，不敢有所献议，诚恐言或失当，于公于私都无好处。本年三月间在京得有机缘同统战部及救国会诸友畅谈之后，相与澄清了一些历史上的问题，复蒙我公召见恳谈，猥承勉励，精神为之一奋，私衷自矢，今后对党对社会主义，更应竭忠尽虑，以图报答。适值党大力号召放鸣，广开言路，我鉴于官僚主义相当普遍，激于爱党爱国之情，感于“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之召，深受鼓舞之下，遂破除顾虑，放胆为言，殊不料由于对政策的体会不够，对社会的观察不周，所发生的客观效果徒加了党和政府的困难，造成了不良的影响，此虽非始愿所及，但后果责任理应由我来负。以惟恐天下不治之心，招致惟恐天下不乱之诮，我不仅愧对党国，愧对我公，抑且愧对自己。我将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地作一书面检查，以冀弥补损失于万一。但若强我承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之右派人物，则违心之言，我所不为。恐于社会主义的建设也无裨益也。
承您关怀备至，我当此疑难，心怀又不免向往您处。诚知您正在开人民代表大会，原无暇晷处理琐事，但向日之葵，仍期一照，不知可否由您斟酌通知上海市委或正在京参加人代会的刘述周部长，由此间负责同志约我面谈，指示对我的要求，使我能够认识问题的所在，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做好书面检查，纠正不良影响，同时不强我作言不由衷之论。如果您认为我当面聆教更为妥当，我也可随时入京趋谒。
我的长儿长期患精神病于上海医院，幼儿初患精神病于南京医院，长女神经曾受刺激在家修养，而爱人则于去年三月中旬逝世，我个人也有血压嫌高及风湿痛之病，自顾孑然一身，原无所求。如能以残余年华追随党及毛主席和我公，作一砖一瓦之用，而有助于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诚衷心所祝，殊不愿抑郁困死，徒负您临别相期的至意。
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诸希谅察。谨致
最敬仰的敬礼！
王造时上
就像我们可以“预报”准确昨天的天气一样，我们充当事后诸葛亮可以判断周恩来决不会给他回信，相反，倒会去问一问他信上所说的“刘述周部长”：“王造时这棵大毒草锄得怎么样了？”
可怜的著作等身的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政治学博士，成了被人奚落为“检讨”等身的王博士。最终死于上海第一看守所。
当七君子住国民党的监狱的时候，宋庆龄去解救他们，神气十足地斥责庭长道：“我们有事要找院长，他为什么不见？就是蒋，我要见，他也不敢不见。你们的院长为什么不出来？”
王造时被释放出狱时，带着他在狱中翻译出的他老师拉斯基的名著《国家的理论与实际》一书。
当他住共产党的监狱的时候，宋庆龄哑吧了。他至死也未被释放，死时还带着手铐一副。
倒是周恩来总理有情有义，《沉重的1957》写道：“一份关于王造时病危的报告，终于送到周恩来总理手中。
“人民的好总理马上打来了长途电话，要求尽力抢救王造时先生。王造时被送往上海瑞金医院抢救……
“然而，王造时此刻已危在旦夕，气息奄奄，带着手铐躺在病床上。听说周总理打来电话，他胡须邋遢的嘴角漾起笑意。”（第79-80页）三天后他死了。
他的小女儿王海容，因不与父亲划清界限，也划了右派，刚在医院动了乳房癌大手术，现拖着沉重病体边哭边奔，赶往上海龙华火葬场。
说了半天，还没说王造时的右派言论是什么呢！
1957年3月20日《人民日报》第五版上，载有他在全国政协大会上的“放毒”，题目是“我们的民主生活一定日趋丰富美满”，还配发了他发言时笑容可掬的照片。他说：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道理，大家当然懂得，实行却不太容易。拿一个或许是不伦不类的比喻来说，做唐太宗固然不易，做魏徵更难。做唐太宗的非有高度的政治修养，难得虚怀若谷；做魏徵的非对人民事业有高度的忠诚，更易忧谗畏讥。我想，现在党内各级干部中像唐太宗的可能很多，党外像魏徵的倒嫌其少。”
这就是他 获得“自比魏徵，向党进攻”的罪名的根据。
第四，“大约三年以前，在香港的一本《华人世界》刊物上，我读到了徐铸成先生的一篇文章，题目忘记了，里面写到的一件事情令我至今难忘：
“反右斗争初期，周恩来还召见过一次时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民革中央副主席的龙云，要他承认和时任民革中央常委兼全国政协常委的陈铭枢，结成一个‘龙陈联盟’。如果他能答应下来，周恩来保证他的生活待遇一切不变。
“尽管自己已在报纸上的一篇篇批判声中岌岌可危，却没有片刻的犹豫，龙云当时就拒绝了，他说：这真成了天大的笑话，国人众所周知，过去我是云南的土皇帝，土军阀，而陈铭枢做过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代理过伪行政院院长，算是蒋介石的嫡系。将我们两个风马牛地捏在一块，这事怎么能行呢？
“军人出身，戎马半生的龙云，比不得多愁善感的章伯钧，只要他第一次不肯答应下来，那就永远不会答应，即便如浑身都是外交细胞的周恩来，也就只有徒劳而返；或许，这事终究让始作俑者觉得了某些荒唐，周恩来召见之后也就不见有新的动静……”
徐铸成先生还在文章里提供了这段史实的出处：
“他是听一位在国务院参事室任职的老人讲的，这位老人是龙云生前的好友。龙云在云南当土皇帝的时候，前者则在云南省参议会做事。我想，无论是徐铸成，还是那位老人，大约不会也风马牛地捏造出这一段情节来，他们直到行将就木前说出来，写出来，无非是要为历史保留一点真相……
“显然，不经十分警惕党内党外有人结成联盟、可又偏偏嗜好在历次运动中炮制出种种‘集团’来的毛泽东的授意，周恩来是不会有这么大的动作的。”（《禅机1957》第462页）我所以宁肯逐字逐句照抄，而不转述，一则是由于要尊重人家的劳动成果，这个资料及其观点，是理应属于胡平先生的，我不能掠美；二则，我认为，材料愈接近原始愈好。
不过，我们由此看到，毛泽东真是个黑心肝，烂肚子的人，始而把两个“反贴门神不对脸”的人，硬着手脖打成“章罗联盟”；继而又要风马牛地捏出个“龙陈联盟”。前者，阴谋得逞；后者，阴谋流产。尽管毛的阴谋已玩得臻于炉火纯青；。但你就相信吧：大凡阴谋家之成功，断然只能是“得逞”于一时；试问：“章罗联盟”于今安在哉？伴随着“章罗联盟，天下奇冤”的结论，阴谋家的嘴脸原形毕露，一同载入史册。由中共左手捂、右手盖的大阴谋家毛泽东的险恶、丑恶、凶恶、邪恶、罪恶的被全部、彻底揭穿，被全部、彻底清算，虽已拖过了上世纪末期，但决躲不过本世纪初叶。这是中国人民定要，也定能做到的事情！空口无凭，《谁是新中国》和“九评”在中国大陆引起的巨大反响，即为实证。
当然，人们也愈益认清了周恩来助纣为虐的角色。(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