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15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采访报导)《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颁布已有将近两年了，但是一些地方政府距离“依法行政”的要求仍相去甚远，一个突出问题就是乱发红头文件，违法设定行政许可、违法收费、或减免税费。
中国为什么缺乏有效地限制政府权力扩张的监督机制？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的问题为什么不能从根本上得到克服？应记者杨家岱邀请，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者王军涛，和网络杂志《中国事务》主编伍凡，对这些问题作了探讨。
记者：2003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颁布以后，曾经引起持久的讨论，讨论的核心是怎么样打造有限政府，用公民权力来约束公共权力。不知道现在国内这方面改进大不大？军涛先生，就您所知，情况怎么样？
王军涛：我觉得改进不大，在某种意义上比过去更混乱了。因为过去中央政府具有最高的权力，中央政府本身颁布的一些政令呢，在很大程度上，还能通过一些方式执行。但是现在各级政府都成了小皇帝，就是说除了大皇帝外，还有一些小皇帝，而且大皇帝的政令呢，你小皇帝可以不买账，小皇帝可以出于自己的利益去侵害公民的权力。这样的话，就使得中国表面上是讲依法治国，但实际上由于共产党在法外有无限大的权力，依法治国是个空话。
记者：伍凡先生，您怎么看？
伍凡：我觉得要从一个中央和地方的矛盾这个角度来看，这矛盾更急遽了，所以中央政府管不了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拼命去收钱，他要养活他自己的官员、要维护他们地方的统治，现在变成这么个状况。比朱镕基时的情况不一样，朱镕基是收权，现在他地方不再多买你的帐；卖地也好，各种样的法令自己规定，把矛盾推给中央，地方去收钱，这种现象非常的严重。
记者：既然伍凡先生已经提了乱收费的问题，咱们就抓住这个问题谈一谈。国内有一个提法“权力要与责任挂勾，与利益脱勾”。这个提法怎么样？
伍凡：权力和利益根本脱不了勾！他们之所以提出来“权力和利益脱勾”，已经明显的挂勾挂的非常紧了，才提出这个口号希望去脱勾，脱不了。
记者：军涛先生，权力和利益能不能尽量的脱勾？
王军涛：中国实际上所谓权力和利益脱勾，实际上最大的脱勾是老百姓的利益，有很大的利益但老百姓没有权力。正确的改革方向应该是将权力、利益、还有责任合理的建立起一个联系，而不是脱勾，脱勾既不现实，而且也是不可能的。
记者：军涛先生这个意见富于启发。我们再来谈一个问题，就是党政不分、政企不分，或者是行政与各类事业的业务管理上不分，这个现象也是行政权越权、混乱的一个原因。军涛先生您怎么看？
王军涛：我觉得现在这个情况还是比较严重，你说它不分嘛，它也分了，但是中国现在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呢，还是在于–中国共产党享有无限大的权力，但不承担任何的责任。其实你要有大权力也行，你要承担责任也可以，如果你做得不好你就下台，这也可以。你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之前定了很多的法律和宪法，它把很多的国家机关都规定好了；但唯独它没有规定共产党是干什么的？共产党的具体权限是什么？权力是什么？如果他行使错了权力，应该怎么追究它的责任？追究多少责任？
记者：伍凡先生，您的意见怎么样？
伍凡：它宪法里面规定了：共产党可以领导别的党，所以就不成为什么越不越权了，因为天下是它打下来的，你无所谓什么越不越权了，它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变成这个状况。
记者：我们再来谈一个监督机制的问题。要限制政府权力的扩张，应当完善监督机制。那么这个监督机制应当有哪些人参与？群众能不能参与这个监督机制？军涛先生。
王军涛：最重要的一个机制就是权力的直接机制，不是由一群没有利益的人去监督它，而是一群对这个有实际利益的人，让他们去监督或制衡这个事儿。我觉得在一个现代自由民主政体中最重要一点就是—-因为在所有的官员腐败和政府滥用权力中间呢，受害最大的就是人民和普通的民众，人民应当有切实的政治权力去选择政府。只要有了这一条，很多的事情就不需要你去谈什么监督机制。
记者：伍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监督机制的问题。
伍凡：在中国现在共产党这个体制底下，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真正有意义的监督权，因为官员不能罢免、不能选举，那老百姓根本不能影响他们。任何这个形式上的，或者是表面上的一些所谓监督权，或者是舆论权，都是没有意义的。
王军涛：我想补充一点：像江泽民，他当时在中国他的职务在权力调节人中他是最高的，但是谁监督他呢？之所以没有人监督他，就是因为他的权力是邓小平给的，所以在他临退下来之前他讲话说：多少年前小平同志把这个班儿交给我的时候……，然后他还说他觉得对得起小平了。他临下台前搞了三个代表，他也没想过他所要代表的那三个东西是不是对他满意？是不是能监督他？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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