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之死：脆弱的生命
【大纪元7月12日讯】周兴柱，继父亲、大哥、二哥之后的又一个死亡者，生于重庆，活于天津，死于河北。
——题记
（一）背景
天津市武清区王庆坨镇，一个天津与河北交界的既平凡又知名的小镇（交界处是一个收费站），距离天津市中心有30公里。天津是当年河北省会，如今的天津武清区与如今的河北廊坊市安次区，均归于当年的廊坊市管辖。王庆坨，一个从河北过渡到天津的小镇，摆脱了如今仍旧贫困的河北廊坊，在渐渐知名的天津武清立足，被称为“自行车王国
”。
在这个3.8万本地人、3万外来人的小镇，据估计：有正规的自行车制造厂120家，非正规的自行车配件厂180家，这300家工厂有着每年生产100万辆自行车的能力。在这种自助型经济的全面带动下，来自王庆坨的自行车远销亚（韩）、非、欧；需要量巨大的中国大陆，更是它的最大市场。然而，在经济繁荣的躁热表像背后，一个普通民工的死亡却犹如一股刺骨的寒流，把我带回底层的真实。这个民工，他叫周兴柱。
（二）周兴柱的一生
周兴柱，重庆人，1971年出生。这个人的命运非常悲惨，悲剧情节颇具典型：第一，他是未获补偿的长江三峡移民者之一；第二，他以及他的家人被无数次拖欠工资；第三，他死于矿难。他的具体形象是这样：1.55米高，体态略胖，目光呆滞，表情木纳，一直说的是地道的重庆话；性格：懦弱、自卑、善良，说话声音很小，也有重庆人的特殊性格，遇大事时有火气，有宿命情结，信命。
周兴柱有两个哥哥，即周兴盛和周兴隆，还有一个妹妹、一个父亲、一个母亲。原本是六个人的家庭，在周兴柱死亡之前只有三个人：周兴柱，周兴柱的妹妹，周兴柱的母亲。贫穷，是这个可怜家庭的最大敌人。周兴柱的父亲活着的时候就说过：“你们每天都要吃恁个多的箩卜，我到哪里去找箩卜嘛？”箩卜，一种让这六个人继续活命的资源，它的紧缺已经让这个家庭的每一个孩子都感到“不可能活着长大”。然而，庆幸的是，大家的命还是终于保住了。不料，1998年的冬天，在河北邯郸某煤矿做工的周兴柱父亲却突然死于矿难。
一场为了生存而外出务工的惊心动魄之剧，从此上演。周兴盛、周兴隆开始到河北邯郸寻找父亲，但昂贵的路费和花销逼着这两兄弟停留于邯郸搞建筑。工地的活儿做了，工资却不发，活不下去了。周兴盛愤怒了，自杀；周兴隆也随后自杀。1998年，周家就这样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死掉了三个男性劳动力，只剩下27岁的周兴柱。得悉噩耗的他，也从重庆赶到河北邯郸。临走之前，母亲曾有一笔贷款，周兴柱跟母亲借走其中的千分之五，作为路费远离重庆。然而，邯郸等待他的，不但是见不到父亲、兄长的尸首，而且是多日做工却仍然不能拿到100%的工钱。命运，在周家总是如此重复。
时间来到2000年，一件雪上加霜的重大事件发生：长江三峡移民。作为千千万万涉及者之一的周兴柱一家，却没有得到任何经济补偿。还未出嫁的妹妹，失去丈夫的母亲，几乎成为周兴柱100%的抚养物件和赡养物件。在万般无奈之下，2000年年底，周兴柱从邯郸流浪到天津武清区王庆坨镇。当然，他没有任何亲人陪伴，不过据说在死亡之前周兴柱曾经跟别人一起娶过一个老婆，时间长了，与人吵了一架，从此就再也没睡过女人。
在王庆坨，有一个仗义的人收留了周兴柱，此人名叫肖鸿飞。肖鸿飞，如今已是40多岁的人了，原来是开粮铺的商人，1996年做自行车，此人一生行走江湖、义字当头，是一家自行车组装厂的小老板。2000年年底的时候，该厂有30个员工。肖鸿飞是个屈指可数的从来没有欠过任何工人一分工钱的老板，周兴柱视之如亲人，视该厂为家园。已经走投无路的周兴柱，在这里当上了自行车组装工。他的待遇是：计件制，每组装一辆自行车得6元，货干完之后，想休息就休息。若工厂正常营业，周兴柱的工资最低可得1000元/月，最高可得2000元/月。这是周兴柱此前所不敢想像的，所以周兴柱常说：“不管到了哪里，我都想回到这个厂里来。”
好景维持了将近一年半。2002年2月，由于肖鸿飞贷不到款，自行车组装厂经营不下去，停业了。周兴柱只好离厂，来到天津市东丽区一家烤漆厂当烤漆工。他的命似乎再次回到噩运，这一次，他没有碰到像肖鸿飞那样仗义的老板，却遭遇了这样的工作情形：每天工作18小时，一个月以后发工资，亦即做一个月、压一个月。这是个超强度的工作，没有多少员工能够坚持做两个月。身体还算强壮的周兴柱也不例外，他做了一个月，然而结局却是：按厂规办事，工资压一个月。周兴柱再也忍受不了这种折磨，扔掉一个月的血汗钱，重新回到王庆坨寻求肖鸿飞的帮助。
旗下又有10余名员工的肖鸿飞再次收留了周兴柱，时间是在2002年3月。然而，历经苦难世事的周兴柱，目光已比以往更为呆滞，更为疲倦。2002年5月，自行车组装厂再次遭遇经济危机，在肖鸿飞手里结完工资的周兴柱无奈离开了王庆坨，回到河北邯郸某煤矿——在同一个地点从事与他父亲当年同样危险的工作。没想到，父子命运竟也如此相同：2002年11月，周兴柱死于矿难，一个年仅31岁的中国人从此永远消失于这个社会。
也许，上天对于他的死，所恩赐的唯一安慰就是：后来，他的母亲嫁人了，生活还是有靠了。
（三）周兴柱死后
2005年7月，想到这个普通的重庆家庭从六个人口迅速递减为两个女人的悲剧，我平静不了。我想，除了屈指可数的几个人能够深深地记住这个“周兴柱之死”，那些大街小巷可能仍然充溢着躁热的狂欢和冷酷的漠然。周兴柱的确是死了，在他死去的近三年之后，我决定告诉大家这样一个残酷事实：中国人的生命竟是如此脆弱！
在周兴柱活着的31年时间里面，如果没有遇到肖鸿飞，他的生存就必须借助比“组装自行车”更为繁重的劳动。然而，据悉：有3万外来人口（尤其以四川、重庆民工居多）的王庆坨镇，仍然有为数不少的成功者。有一个叫苏贵双的民工，在当地结婚，并开办了一家自行车烤漆厂；此地最著名的“环球自行车城”，也都是凭借外来人口的投资才得以建成。周兴柱离这些人的成功相距太远，他只是勤勤恳恳地打工，唯有期盼多寄些钱回家，让妹妹和母亲生活有靠。
而我的观察角度则不止于此。我想深刻地知道在王庆坨这样一个“差不多城市化了”的小镇，在经济繁荣的背后，究竟带来的是什么？谁才是真正的获利者？从某种角度讲，周兴柱当初从河北流浪到天津的选择是正确的。尤其是在王庆坨这样一个交通网密布的小镇：112国道从镇中心穿过，东边有津保高速公路，北边有京福公路（北京——福州），虽是偏僻小镇，却有独特优势。然而，周兴柱在6万人当中遇到的恩人，却唯有肖鸿飞一人而已。在著名的112国道旁，全是高级饭店、洗浴中心（约30多家），这些地方全然不属于周兴柱，周兴柱与之似乎永远无缘。
我们从周兴柱这个横截面看过去，还继续发现：普天之下，并非只有他一人不幸。那么多王庆坨的本地人此时此刻正在为土地补偿费抗争，以至于形成群体性的抗争。更为荒谬的是，户口名簿上标明“农业人口”的无数王庆坨人，多年以来竟鲜有分配集体收益。土地到哪儿去了？钱到哪儿去了？在政府、村委会和村民矛盾激化的背后，究竟是谁在主宰着这3.8万本地人的命运？这里的百姓说：“他们那些官儿呀，‘你有钱，我帮你花！’”
从这个角度看来，周兴柱命运的悲惨几乎已经是注定的了。因为，这里的人几乎没有基于户籍的缘故而受到怎样的照顾；相反，无论外地人、本地人，他们都是一群被权力活生生的践踏的只能称为“老百姓”的老百姓。在经济的躁热之下，留给我们的是社会的混乱和不安，更有人说：在这里，打伤一个人、杀死一个人不是什么新闻！那么法律呢？那么多人有了纠纷，却从来不去法院起诉，宁肯私了，哪怕拖它十多年，未予决断，仍旧无妨……。试问：这算是一个正常的法治社会吗？退一步说，这里的经济是不是真的发展起来了？那300家自行车厂，有几家在真的赚钱？如同肖鸿飞一般——“赔钱，还有钱花；没钱，就没钱花”，这个道理可是多少王庆坨商人的普适哲学啊！规则，即是“潜规则”。
对此，我已无话可说。我想，我只能充满祈祷的留下这最后一句话：
“再见，周兴柱；再见，王庆坨！”
注：本文系《大纪元》首寄[首发稿](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