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4日讯】我常常在想，在我的一生中，有什么事件，能比得上六四，更让我伤心，更让我悲恸？自从八九民运以后，我曾有过弃家之苦，我曾有过丧父之痛，我也曾有过许多徬徨无着的时候。但是，还没有一件事情，像六四那样，叫我痛得刻骨铭心，叫我一想起来，就要掉泪。
有人说，中国八九民运太冲动﹔也有人说，假如大学生早一点撤退，就会避免一场举世震惊的惨案。
我不想过多地责备说这种话的人，抑或是他们想得到强权的青睐，抑或是他们本就有着那种纯真的幻想。我想说的只是，从我们的父辈，从七十年前开始的五四运动，到我们这一代，曾亲身参加的1979年的民运和1986年的学潮，直到1989年民运的六四惨案，中国人民为自由民主所付的代价，实在是太为沉重！
但是，如果人民什么都不做，中国从那时起，是否就安然太平？
关于父辈的事，我不想说得太多，因为要说的，人们都早已说过。七九年那阵子，我们也在大学的校园当中。那一年，我们成立了罢课委员会，像父辈那样，高呼着要民主要科学的口号，我们也曾走上了街头。
1979民运没成气候，不仅仅是因为北京暴政抓了魏京生们，起了杀一儆百的作用﹔最主要的一点，还是工农群众尚未觉醒。再以后，到了一九八六年，当中国大学又闹学潮的时候，我在合肥，曾亲眼目睹中国科技大的学生们聚首市府。当时，看着众参于其中的民众寥寥无几，我不得不再一次摇头叹息：中国民主到来之日，为时仍将十分的遥远。
1981年大学毕业，我到一家外贸公司工作了五年之久。五年里，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初见成效，但是看着身边的大小官员偷鸡摸狗，胡作非为，再看看工农大众都为着自身温饱疲于奔命，大家一齐向钱看，我确实产生了一种赋闲归去的强烈愿望。加上胡耀邦下台，中国民主无望，我决定去国离乡。
1989年我在东京，看着我们中国的大学生，又一次集会在天安门广场的时候，曾一度燃起了，我胸中几近灰灭的希望之火﹔当着《人民日报》海外版为百万人游行欢呼的时候，我想，我们中国民主的好时辰，即将来临！
至今，我还记得，那几天日夜守候在电视机前的情景。也是五月，春光正好。我和北京人一起欢腾雀跃，我和全国人一道高呼倒李倒邓的口号。至今，回想起来，我仍然能感觉得到，那几天摩拳擦掌的兴奋﹔我似乎又一次感到，那租住的东京都小木楼，被我震撼得吱吱发响的情景。那时，我已经打点行装，准备着赶回去，好呼吸一口，我们中国前所未有的自由之风。
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铁青着脸的屠夫是如何颁布戒严令的，我们曾彻夜不眠地探讨时局。我曾经以为，经过了十年改革开放，中国的军人决不会向自己的同胞开枪。我也曾寄希望于军内的改革派会占上风。
然而，我错了！对中国还有一线希望的人，我们都错误地估计了中国的局势！
六四的子弹，何止是打在天安门广场？何止是打在中国人民的身上？那是件令整个的世界都震荡的枪声啊！那是些打在全人类心上的子弹！
我们恸哭失声，我们心痛如裂。十六年来，痛定思痛，我们不断长歌当哭，长哭当歌。然而，中国的希望，又在哪里呢？
那一个六月，那一个春夏之交。在那些不眠的夜晚，在那些集会的白天，我好像流尽了我一生的眼泪，我好像一下子变得心力交瘁。因为，对中国的最后一线希望，已经破灭。
在这个地球村里，我觉得当一个中国人，有着说不尽的耻辱。从此，我实在不忍心，再做一个中国人。
有人说，六四影响了一代人的心路历程。其实，又何止是一代人呢？当着最终乘上一叶孤舟，亡命天涯路的时候，我实在是愧不如那些，为自由浴血奋战的民主斗士们，尽管，他们有这样那样的缺陷，可是，他们毕竟敢于，也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
又是六月，又是春夏之交。今夜星光灿烂，今夜没有枪林，今夜也没有弹雨。我点燃一枝腊烛，遥向那东方夜空，遥向那神州大地，祈祷亡灵，年年如是，满腔悲哀，黯然无语。
关于六四，我总觉得，不管是不是中国人，都不可以用冷眼旁观的态度来评估。假如要说假如的话，只能问：假如我在那种场合，我，敢不敢参与﹔假如站立在铁甲车的面前，我，会不会颤抖？
关于暴政，我也常想，假如没有我们国民性的懦弱与散漫，暴政还能够大施淫威到今天吗？须知，中国人为民主自由，前赴后继，几近一个世纪！当着中国人民，一次次对着暴君顶礼膜拜的时候，我的一颗破碎的心，为百年亡故的志士仁人，滴血流泪。
我是知道的，我实在不忍心，再做一个中国人。我深深地知道，我们都是一棵棵无奈的小草。只有他们，六四民运之魂，才是真正的中国之魂，才是永远不倒的大树。
他们是松，他们是柏，他们将万古长青！
民运英雄，永垂不朽。
公元2005年6月4日 满天乌云阴沉沉再版于 《半仙楼》@(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