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25日报导】（中央社记者李佳霏台北二十五日电）根据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六月份的大陆工作简报指出，中国当局声称制订“宗教事务条例”可维护人民宗教信仰自由，但实际上却仍为“人治”重于“法治”，并把宗教自由与信仰自由区隔成不同概念，限制重重，与民主国家的宗教自由标准迥异。
中国国务院在二○○四年十二月十八日颁布“宗教事务条例”，并在二○○五年三月一日正式生效，是中国第一个宗教方面的综合性行政法规。“宗教事务条例”共七章、四十八条，内容包括设立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及宗教教职人员的相关规范，并首次提及中国大陆与台湾、香港、澳门宗教交流规定。
这份由陆委会文教处主稿的研究报告指出，“宗教事务条例”颁行之初，中国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强调是“宗教工作法制化、规范化的重要标志”，但其实是强化政府对宗教的控制管理，远甚于维护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
文教处认为，这项条例是“人治”重于“法治”。宗教事务条例第三条规定，“国家依法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但“正常”的法律定义模糊不清，且各种宗教活动各有所依据的教义和仪轨，很难判定是否“正常”，因此，“正常与否”的认定权，还是掌握在政府管理部门。
另外，条例第三、四条强调，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和信教公民要“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等规定，依旧把中国党政“最高指导原则”，适用在与政权并无直接相关的宗教事务方面。
研究报告也指出，在民主国家，宗教自由是个完整的概念，包括思想、价值依归、教义宣传等，但中国却是将人民的宗教自由和信仰自由区隔成两个不同的概念。在中国，人民可以信仰宗教却不能自由传教、可以传教但不能在非宗教的场所传教、可以在宗教场所传教但不能在非宗教活动时间传教。
文教处认为，虽然中国禁止共产党员参加宗教，却无法阻止部分党政官员对宗教萌生好感，且由于经济需求，部分地方政府也开始将某些宗教活动结合当地的旅游、招商，谋取经济利益，形成“宗教搭台、经济唱戏”的景象。例如东南沿海地区在原非名山古刹的地点兴建寺庙，以吸引游客和东南亚的资金。
研究报告表示，该条例最后的“附则”中，特别提及中国地区与港澳、台湾地区进行宗教交往，必须“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办理”，但这项规定笼统空泛，究竟涵盖哪些法令规章、实际执行情况及影响层面，仍有待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