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12日讯】民主，林肯说是：“民有、民治、民享。”佩里柯斯说：“我们之所以称为民主是因为政府掌握在多数人手中，而不是少数人手中。”通俗地说：民主就是人民自主，其实质是一种人民自治制度和社会管理体制，在该制度和体制中社会成员大体上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影响关乎全体成员的决策。民主作为人类社会科学最先进成果，与自然科学最先进成果一样，也应该而且必须应该为全人类各个民族与国家所共享，任何政党与政府都没有权利和理由剥夺本民族及其国民对民主自由的选择，这种选择是对人类社会科学文明的正当追求，是最崇高而神圣的选择。
一、民主的追求
“现在你懂得，要保持在原地，你得尽快跑。如果想前进，你得以两倍于现在的速度。”（刘易士．卡罗尔语）正因为如此，历史才没敢停止一刻的前进和追求，特别是对于民主的追求，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至少可以上溯到孔孟时代。孔子曾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孟子说：“君为轻，社稷次之，民为贵”的思想，虽然这是民本主义思想的火花，也可谓是民主思想最初的原始萌芽。到了秦末，陈胜、吴广在大泽乡发动起义，就高喊出朴素的民主思想口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动摇了秦朝的统治。在以后的两千多年历史长河中，这种朴素的民主思想不断浮出水面，特别是宋朝的王小波起义，再一次高喊出朴素民主思想浓厚的口号：“均贫富，等贵贱。”清末太平天国革命家洪仁玕的《资政新篇》等更是如此。而真正发展达到具有现代民主意义和追求境界的，当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的兴中会、中国同盟会以及在此基础上成立的中国国民党提出的“三民主义”，设计的“五权宪法”。但十分遗憾的是孙中山先生辞世过早，而后来者蒋介石、毛泽东都没有继续高举孙中山先生的民主大旗，将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以致民主革命半途而废，他们分别主政的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再一次陷入具有专制性质的高度中央集权制度的泥涝。
然而，历史的车轮是永远不会停止转动的，谁也无法改变历史前进的规律，它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沿着自己前进的方向向前行驶着。而且压制越久，沉闷越久，爆发力就会越大。终于民主又在1978年和1989年一次比一次声势浩大地展开了，它打破了专制性质的高度中央集权制的一统思想，形成了以北京西单民主墙和“六四”学生运动为核心的民主高潮，民主再一次向专制性质的中央集权制度挑战。后来，虽然这两次民主运动被镇压下去了，但其对中国民主历史进程的影响是深远的。
历史进入二十一世纪，民主已经成为整个世界历史发展的主流，而且进一步冲击着中国专制性质的高度中央集权制度，具有民族使命感和历史责任感的民主志士们正在酝酿着新的民主运动高潮。有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再一次的民主运动将更加成熟，将更具有彻底性，它将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地按照民主精神以更加规范、更加策略的方式去赢得民主的胜利。这是历史发展的要求，更是现代政治的要求，我们决不能翘首等待，应该立即行动起来，把握时代，成为民主运动的中流砥柱和弄潮儿。
二、民主的启示
马克思主义创立后，在1917年通过俄国的“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从此，在全世界开始了长达一个世纪的此起彼伏的社会主义试验，结果这种社会主义试验，不但没有达到预想的目标，却以失败而告终。社会主义试验以苏联社会主义政权确立而纷纷确立，又以苏联社会主义政权瓦解而纷纷瓦解。社会主义最兴盛的时期其政权遍及全世界数十个国家，如今却寥若晨星，仅存中国、越南、朝鲜、古巴几个社会主义政权，都还在瑟瑟秋风中茕茕孑立。而这仅存的几个社会主义政权也已经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权政了，都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社会主义的性质，成为“羞羞答答的资本主义，名存实忘的社会主义。”这就充分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社会主义已经不能适应世界历史发展的需要了。
社会主义试验失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的专制独裁性，即排斥民主性。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起来的是一个专制性质的高度中央集权制度，它的国家主体－－国民没有财权、政权、人权，国民无权直接或间接参与、影响关乎全体国民的决策。这种决策权只掌握在少数的无监督的个人或团体手中，他们可以为所欲为，从而导致体制性一点一点地腐烂，调动不起全体国民的积极性，相反会逐渐增加全体国民的消极因素，阻碍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这是社会主义试验失败导致的必然性结果。
社会主义专制性质的高度中央集权制度试验失败的必然性，从另一个方面告诉了我们建立民主制度的必要性，这种民主的政治制度要让国家主体－－国民充分参与、影响关乎全体国民的决策，让他们充分拥有民主、自由、平等的政治权利，将专制制度剥夺去的国民的财权、政权、人权归还给国民。只有这样，全体国民的积极性和能动性才能充分调动起来，发挥出来，社会才能进步、经济才能发展。
三、民主的道路
民主的呼声虽然可以从人们的嘴唇抹去，但决不可能抹去人们思想上对民主的渴求，它一旦公诸于世，将会获得国民普遍的赞同。民主是中华民族最崇高而神圣的选择，无数民主志士已经为之奋斗并为之做出过巨大的牺牲，其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只是中国有太长的封建专制历史，板结了国民的思想。但有孙中山先生民主革命、北京西单民主墙运动和“六四”学潮的冲击，专制集权的政体已经开始逐步动摇，特别是2001年中国将迎来“入世”的外部冲击，民主的思想将随着国门的进一步洞开，潮水般不可阻挡地泉涌进来，冲破专制集权政体最后一道守护的防线。因此，我们必须严阵以待，做好充分的思想和组织准备，随时迎接中国民主高潮的真正到来，这是我们现在和今后一个时期必须时刻努力完成的光荣历史使命。
至于中国的民主，可以借鉴但不能等同于西方和其它国家的民主，中国的民主斗争要结合中国的实际，寻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斗争策略，走出一条自己的路，这条道路就是一条合法－－秘密－－公开三个发展阶段的道路。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就能直至中国民主的实现。
（一）合法联络阶段
在这个阶段，民主斗争不以政党的形式存在，应该通过合法的途径广泛地联系民主志士，发现具有民主思想的进步人士，把他们联系到一起共同探讨学习民主理论，启发他们的心智，坚定他们的立场，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民主同盟，为最终实现民主政治打好坚实的干部基础。
另一方面，就是通过开展深入广泛的调查研究，了解和掌握社情民意，对照学习和掌握的各种民主理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新的民主理论，为指导未来中国的民主斗争打下牢固的理论基础。
再一方面，就是密切联系群众，深入了解群众，体察群众的疾苦，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他们，理解他们，找到我们与群众的结合点，并在这个结合点上下功夫，通俗易懂地传播民主思想，为未来中国发动国民热情投身民主斗争打下雄厚的群众基础。
（二）秘密建党阶段
发现联络民主志士和具有民主思想的进步人士，在逐步形成的干部、理论和群众基础上，建立具有真正民主意义的、强有力的政党，这个政党有极强的凝聚力、极强的战斗力和极强的民主作风，领导全体国民以非暴力运动的形式争取民主、自由和平等的政治权利。
1、指导思想。创新地继承孙中山“三民主义”、“五权宪政”的民主主义思想，发展地创立“现代三民主义”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牢固树立国民意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唤醒民众，最终确立民主、自由、平等的社会政治制度。
2、组织机构。在全体党员的基础上，通过民主选举设立最高形式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下设党的中央委员会，再下设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和中央选举委员会，再下设党务、外务、内务部，党务部下设组织、理论局，外务部下设宣传、外交局，内务部下设财政、安全局；地方各级党的代表大会组织按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组织结构形式，下设各级党的组织机构。
3、组织职能。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党内最高权力机关，它民主仲裁决策党内一切关系全党的重要事务；党的中央委员会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直接领导下，执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方针、政策，完成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交给的各项工作和任务；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持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日常工作，每年负责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做工作报告；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贯彻落实执行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全面工作；党务部负责党的组织、思想和理论建设，联系党内各级组织及全体党员；外务部负责党的内外宣传联络工作，开展党际和国际间友好合作，联合海内外可以联合的民主力量；内务部负责党的财政收支平衡工作，保障党的各级机关的安全；地方各级党的组织职能按照中央机关组织职能制定执行。
4、组织选举。党的各级机关及其成员均实行民主选举产生，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由全体党员自下而上分别选举产生，中央代表与地方代表比例为一比五，党的中央委员会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党的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选举事宜由中央选举委员和各级地方选举委员负责进行，党务、外务、内务部长由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从党的中央委员中民主投票选举提名，经党的中央委员会投票选举通过，实行部长组阁负责制，地方各级党的组织选举执行中央机关选举办法。
（三）、公开斗争阶段
党的力量发展壮大到一定程度之后，党的工作中心就必须进行战略性转移，逐步从以合法联络、秘密建党为中心转变到以公开斗争为中心上来。党的公开民主斗争的原则是非暴力民主运动，这是民主精神、国内形势和非暴力民主斗争的成功经验决定的。
1、民主精神。民主精神的核心是妥协，是非暴力；而不是社会其中一部分要消灭另一部分，“任何社会，如果其中一部分要消灭另一部分，这个社会即不可能继续团结一致进行有效的自治，因为胜利者与失败者不可能同在一个名副其实的社会。”（美－科恩）暴力可以胁迫人们顺从，可以恐吓他们加入社会组织以寻求保护，但真正人类社会民主所具有的属性是不能以暴力作为它团结的原则的。团结必须建立在非暴力和同意的基础之上，而且这种非暴力和同意，如果不是暂时的便是任何民主的政治社会合乎逻辑的起点。暴力建立起来的社会是专制的，非暴力建立起来的社会才是民主的。
2、国内形势。目前，中国的形势是在专制性质的高度中央集权制度统治下，一党专政的政府拥有强大的武装军队和警察，他们有先进的武器装备着、有既得利益驱使着，对民主具有强大的阻碍破坏力量，如果民主采取暴力武装斗争的策略，正好给专制性质的高度中央集权制的政府以暴力镇压民主制造理由。为了降低民主斗争的风险，保证民主力量的持续长久的斗争活力，民主斗争必须选择非暴力的斗争方式，以非暴力的精神力量对抗暴力的武装力量，唤醒全体国民的民主意识，最终战胜暴力，实现多种政治力量平衡竞争发展的民主共和的政治局面。
3、非暴力民主斗争的成功经验。除去暴力斗争，二十世纪也是非暴力民主斗争成功高潮迭起的世纪，印度、坦桑尼亚、南非、俄罗斯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国家。在印度，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被印度人民尊称为圣雄、国父、现代印度的缔造者，他以他的精神力量成功地领导了印度国大党采取非暴力不合作斗争策略。在第一次不合作运动中，甘地提出把国大党党员发展到一千万人，不到一年，这个目标就成功地达到了。印度的广大运动参加者最初未尝没有畏惧心理，但在甘地的教育下，在他本人的勇敢精神鼓舞下，也在殖民政权大头棍的磨练下，逐渐地丢掉恐惧，勇敢地面对殖民政权的镇压，最终争取了印度民族独立，建立了民主政权。
在坦桑尼亚，尼雷尔领导了坦噶尼克非洲民族联盟，坚持以非暴力方式争取实现分阶段的民族独立，结果坦桑尼亚迅速而平稳时达到了制定的目标。1955年，坦盟党员只有十万人，到1957年已发展成为拥有五十万人覆盖全国的大党。从某种意义上说，1957年，坦盟实际上不战也已赢得了非暴力方式独立斗争在坦桑尼亚的胜利；1960年，残酷的殖民统治者被迫授命尼雷尔建立责任政府，第二年，坦桑尼亚顺利地正式宣布了独立。
在南非，纳尔逊．曼德拉领导着非洲人国民大会以非暴力斗争方式与残酷的殖民统治者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促使非国大得以迅速发展，在黑人群众中产生巨大的影响，承担起领导南非黑人争取民族解放的重任，最终为南非黑人争取到了“和平相处、机会均等”的民主自由的政治权利。
印度、坦桑尼亚、南非在残酷的殖民统治者的高压下以非暴力斗争方式争取民主、自由、平等的政治权利，斗争环境极其恶劣。但都能取得最终胜利，何况中国目前还不处在残酷的殖民统治时代呢？中国与原苏联政治体制基本相同，原苏联的非暴力斗争是以自上而下的和平演变的方式为原苏联全体国民争取了民主、自由、平等的政治权利，为中国非暴力民主政治斗争树立了榜样。然而，所不同的是原苏联式的自上而下的非暴力斗争方式与上世纪初的自上而下的暴力斗争方式一脉相承，这就是原苏联的国情所决定的。而中国的国情则从来都是城市统治强大，农村基层的统治薄弱。因此，中国历史上的暴力斗争无一例外地都是通过自下而上的途径展开的，而且取得了许多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武装夺取政权就是最典型的实例。未来中国非暴力民主斗争的途径和方式也必须采取中国暴力斗争的途径和方式，自下而上地在中等城市及其以下包括广大的农村广泛地建立统一的民主政党，开展非暴力民主斗争，最终以基层民主政党的壮大和普及，进一步深入开展大中中心城市的民主斗争，并夺取全国民主斗争最后胜利。
四、民主的召唤
“一旦人被赋予崇高的感情，就连苍天也会为之肃然起敬。”（法－皮埃尔．勒鲁语）民主作为一种近代政治制度在世界历史上已经存在几百年了，并在不断地完善和发展，建立起来的民主政体国家无一例外地在不长的历史时期内，逐渐发展成为发达和进步的强国，与贫穷落后的专制政体国家形成鲜明的对照，短期决定社会进步与发展因素的不完全存在于具有的社会政治体制。但从长远的历史发展考察，政治体制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专制政体必然终会阻碍社会进步与发展，民主政体将巨大地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中国正处在两个世界交替之际，被专制腐败毒害了的旧世界即将结束，民主、自由、平等的新世界正在走来。世界到处充满着民主的气息，感受到民主浪潮冲击的中国，体内已充盈着、涌动着民主的激流，正在开始或已经开始吸取民主的新生血液。虽然民主的血液在中国专制腐败的肌体中存在着被毒害的危险，但民主是历史发展前进的方向，民主的召唤是谁也无法阻挡的。民主的脚步永远向前，它决不会因遭专制的践踏而被抹杀或受到损害。因为它是正当的，是崇高而神圣的，它代表全体国民的追求和理想，象征着充满希望的未来；它已在理论原则和一切方面占有绝对优势，终将有一天在客观事实上赢得胜利；它是磨灭不了的，永存的。“夫天下之事，不患不能行，而患无行之之人。”（孙中山语）只要我们坚定立场、坚定信心、坚定步伐、坚定历史发展方向，中国的民主政治就会能够而且一定能够在不久的将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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