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欣雯﹕台湾的宁静革命

曾欣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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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4月3日讯】民主广场上,风偃烛微 但是,如同一位教授说的:烛火虽弱,却依然挺得住狂风撗扫 火苗虽小,一旦燃起,它不会止息。

很多国际上的人士多会以为, 台湾是一个虽然渺茫但又真实存在的一个美丽的“福尔摩莎”岛屿。

我是一个台湾的学生, 在过去听过许多在台湾的, 社会正义与街头民主抗争的流血故事, 但也造就了今天国际世界里的, 一个靠着我们自己沾满血腥的身与手, 所打造的华人世界里的第一个理想国度, 虽然沾满心血与眼泪的躯以是不能再回首, 但─ 我们却是如此骄傲的大声说:“我们就是个台湾人,一个缔造台湾经济奇迹、与世界民主奇迹的奇怪民族。”

其实, 在旧国民政府统治90年代时期的台湾省, 到处弥漫着一股所谓的社会正义声潮, 但 这股社会正义却是和民主﹑自由和平等博爱, 这八个字紧紧相依地不可分割。

因为,
自由民主便是一种, 社会上反抗暴政的公理正义。
平等博爱就是一个, 维护下弱势声音的法理公益。

在90年代的台湾省, 也像现在的中国大陆一样, 社会各地到处充满哀鸿遍野、民不聊生, 庞大的官僚体系贪污腐败,到处收受贿赂、征收土地,压榨人民百姓心血汗钱。

最后,终于逼的我们老百姓不得不走上街头抗争,说起来,当时的长辈们实在是好傻的一群呆子。

不过回像之后,现在之所以会成功地使政权和平转移,让旧国民政府下台在野,凭着就是当初那股理直气壮地社会正义,不断地走上街头不断地抗争,逐渐地我们获得了大众社会的肯定与支持。

因为,民主与自由便是一种社会的公理正义之音。
平等与博爱就是一个人民的法理公益之声。

公元1990年3月16日

9名台湾大学的学生到中正纪念堂前静坐抗议,拉出写着“我们怎能再容忍七百个皇帝的压榨”的白布条,为台湾的“三月野百合学运”揭开了序幕。

1990年第七届总统改选,由于国民政府内部对李登辉采用之副总统人选及决策方式有所歧见,国民党领导阶层爆发严重之权力斗争,形成主流派与非主流派之争。

就在这个时候,迁台四十年来从来未曾改选过的国民大会,又自行通过“临时条款修正案”,将1986年增额代表的任期延长为9年,创下国会议员自行通过延长任期的恶例。

在这种情况下,各地各界对国大代表一连串争权谋利的行为,不但开始感到不耐,同时也开始展开抗议,“罢课、罢税、抗税”的呼声四起。

当时的台湾社会正处于“后蒋经国时期”的混乱阶段,强人威权体制的松动提供了政争的温床,国家领导的权力重分配由‘政权接班’的抢夺而浮上台面。

当时国民党内部分裂的“主流之争”,代表着国民党政体之本土化路线是否得以存续,以李登辉为首的主流派,遭受着蒋家遗臣、党国大老的猛烈围剿,李登辉所面临的政治接班危机,不止反映在“第一位台湾人总统”的象征接受挑战,更在实际的政权巩固层面,遭受既得利益的全面反抗。

当时台湾社会依然笼罩在“动员戡乱临时体制”之下,国家总统的产生,必须由资深代表所把持的“万年国民大会”所选出,这种违反民主常态的威权体制,以今日“总统直选”被认为天经地义的角度视之,实在是荒诞无理,然而在当时却是台湾政权民主化最艰困的转捩点。

由于政治民主化的脚步,必然伴随着本土化的先决条件,90年的主流政争危机,也牵动台湾社会自二二八事件以来潜存的族群矛盾,台湾社会陷在不确定感的氛围中。

三月初,台湾学运与社运团体积极会商台湾局势,并在3月10日联合签署一份〈还政于民、重建宪政〉的声明,声明内容指出政治危机的根源在于宪政体制,而非国民党的内斗,最大的问题是临时条款与国民大会的存在。成大经纬社参与了声明连署,并开始在校园间进行理念启蒙工作。

3月14日,台大学运团体率先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前静坐抗议,并向社会提出行动诉求:要求国民党提出废除临时条款、终止动员戡乱体制、解散国民大会的民主改革时间表,引起社会瞩目。

3月16日开始有学生在台北中正纪念堂静坐抗议,“擦枪走火”的消息一传开,北部学、社运及媒体记者开始前往支援,由于地点在集会游行所禁止的博爱特区中,静坐者面临了可能被警方驱离的状况,然而在寒风中数十人的煎熬守夜却平安度过,清晨广场指挥中心成立,正式揭开三月野百合学运的序幕。

由于媒体的报导,3月17日的傍晚已有两百多名学生进驻广场静坐,台大自由派学者并于同日发起“柔性罢课”,宣布自19日起一周将上课地点改在中正纪念堂广场,并定名为“民主教育周”,晚间广场上得到清大与成大的自由派教授,将同步与台大教授行动,教授们的支持使得广场学生得到莫大鼓舞,也让全国学运社团开始扩大动员规模。

由于各级议会与社会团体自16日起,就陆续发表“声讨国大”行动,国民党政争已拓展成全民各阶层的动员,在媒体持续披露广场静坐消息下,17日在学生静坐现场旁围观的群众,已迅速突破两千人,广场俨然成形,并持续成长。

成大学生社团以经纬社、台研社、台谣社、台文社、西格玛社、环保社为主体,自16日起由各社团领导人彭建智、李国光、萧光砚、蔡承维、刘怡维等,在大学路民主墙前,以轮番演讲、大字报方式呼吁学生北上支援,17日成大学运干部串连台南神学院学生谢怀安等人,并举行扩大学运社团会议,议决组织学生立即北上。

18日成大学生第一波百余人,与台南神学院六十余人,在成大教授吴庆年、林瑞明、杨泽泉等人陪同下,搭乘数台游览车驰往中正纪念堂现场,广场静坐学生士气大为鼓舞,而此际广场的静坐运动已快速发展成全国性串连活动。当天,由学运团体所组成的校际会议上,发表了三月学运的四大诉求:

1 解散国民大会,重建一元化的国民大会制度。
2 废除临时条款,重建新的宪法秩序。
3 召开国是会议,全民共谋体制危机的解决。
4 提出民主改革时间表,呼应民意的潮流。

充分反应当时台湾民间社会对统治者的具体要求。

18日下午,当时在野的民进党发起的造势大会,动员数万群众在广场大门旁进行演说,主轴在于声讨国大,与一般社会力并无差别,也缺乏在危机局势中提出解决之政治程序。相较之下,广场之学生自治领域,表现出超龄的政治运作,以和平理性态度,扩大静坐的参与,依共同讨论来形成决策共识,发表《广场通讯》与社会进行对话,并进行自我教育与组织的工作。

静坐广场与围观声援的民众间以绳索区隔,在广场决策委员会表示要以“自主、隔离、和平、秩序”的四大原则来进行广场抗争时,三月学运以用自主的逻辑,宣示了学运成为独立自主的社会力之一。

19日,在学运团体、学生自治组织与教授的集体动员下,广场人数爆增。上午十时,十名广场静坐学生发起绝食抗争,绝食声明中要求李登辉与李焕于21日前答复广场四大诉求,将道德张力推向高峰。当日傍晚,广场学生已突破三千人,晚间十一点,校际会议通过“野百合”为三月学运之精神象征,她的意义如下:

自主性:野百合是台湾固有种,象征台湾自主性
草根性:野百合崇高山到海边都看的到,反应了草根性
生命力强:她在恶劣的生长环境下,依旧坚韧地绽放
春天盛开:她在春天盛开,就在这个时刻
纯洁:她白色的纯洁正如学生一般
崇高:在鲁凯族里,她更是一生最崇高荣耀的象征。

台湾野百合道尽了学生心目中的三月学运,包含了对台湾实体性的认同(自主性)、全民的运动(草根性)、对抗不义的勇气(生命力强)、青春的活力(春天盛开)、学生的理想道德象征(纯洁)、以及参与者生命中的荣耀(崇高)。

台湾百姓因三月野百合学运,感受到青春热情的火焰,以及心灵中残存的理想,逐渐让大众觉得有改变历史的可能。

20日广场静坐的学生已超过五千人,决策委员会决定由原来七名扩增到十二名、成大经纬社社长彭建智于第二阶段加入决策委员会。成大校长马哲儒,也在课外活动组长的陪同下,亲自到广场安抚学生,看到广场井然有序,交代林瑞明教授代为照顾学生,即行离去。

面对总统大选的前一天、全国目光焦点均聚集在广场,学生的压力越来越重,而在社会力表态上,各级议会均派代表前往探视学生,但基于超党派原则,没有政治人物得以上台发言,行政院派出黄昆辉与马英九到场,但不被学生接受,要求李焕院长亲自前来。

内政部长许水德到场,亲口表示将不会采取驱离措施,并表示行政院长会亲自来广场。总统府则发出新闻稿表示,李登辉总统已决定召开国是会议,以处理宪政体制与政治改革的问题,并订定改革时间表。

这是统治者对三月学运之四大诉求首次的正面回应。代表军方的参谋总长也公开肯定学生的抗议是爱国行动,并建议学生尽早结束静坐行动。这是军方首次对学运公开表态,虽然是肯定,但是也令人嗅出不寻常的气味。稍后,警政署、教育部、各校校长开始呼吁学生尽速返校上课。

21日,李登辉决定于下午三时,在总统府接见学生代表。静坐学生透过各校讨论的机制,形成与李登辉会面的四点要求共识:

(1)请李登辉总统接受学生门追求民主宪政的决心,以及学生所提的四项严肃要求,并对全国民众发表。
(2)在第八任总统就职组阁一个月内召开国是会议,国是会议必须由各阶层、各党派的代表公平组成,必须讨论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废除临时条款、国会全面改选、并订定政经改革时间表。
(3)全体在广场上的学生于李总统明确同意以上两项要求,即结束静坐活动,若李总统不能对上述要求做肯定答复,我们将坚持原则,持续抗争。
(4)为了确保上述主张得以落实,我们将即刻组成校际联合组织,高度关切国是会议,必要时并随时号召全国学生再度组织动员,在台湾未能测底民主化之前,我们绝不停止奋斗。

22日早晨,指挥中心正式宣布撤退声明:〈追求民主、永不懈怠〉,校际会议最后决定继续“全学联”之组织工作,各地学生陆续撤出广场,结束为期六天的三月野百合学运。

3月23日,象征学运精神的“台湾野百合”,在中正纪念堂广场遭人焚毁,焚毁人至今不明。

虽然三月学运的学生,后来并未重回广场,然而当时高举理想大旗的四大诉求,也逐渐内化成台湾九零年代政治民主化的基本诉求,在台湾社会普遍接受下,陆续在十年中完成国家民主化的初步改革,以及政权的和平转移。然而,90年三月学运所指出的台湾宪政危机,至今仍胶着于台湾未定的前途。苍苍岁月,十年已过,台湾野百合的精神,就有待后起之青春火焰。

  不平的精神

成功大学自发迹以来,历经日据与战火的浩劫,由刻苦创建的省立工学院,到今日整个综合性大学的完备呈现,其源流历史正与台湾社会的发展相契合。成大人纯朴务实的校风,不只展现在学术与产业面上的成就,也在社会良知的坚持上,不断发挥本土知识份子的风骨。本文仅能就片段史料,描绘热血青年青春岁月的轮廓,许多沈浸在历史中的故事,仍有待来者慢慢挖掘……。

文终,谨以葛汉(RobertGoheen)在〈大学的人性本质〉中节录,来慰勉成大七十年青春岁月:

为什么大学不应施行教条、不应成为超级市场、不应轻蔑理论?
因为我们的文明以及自由开放的社会需要这样的场所,
俾使各项为寻求理性认识和改善知识的研究,得以大胆且不受束缚的进行。
让我简单用一句话来说明何以我们最好的学生都倾向于参与:
就是不平的精神。

这种不平绝非那种为叛逆而叛逆、驱使青年砸窗户的喧闹, 而是本着知识和良知,而拒斥做为人类而言所有卑劣事物的那种不平。

这次的‘三月野百合学运’,同时也为台湾未来十五年的‘宁静革命’,吹起响彻世界云霄的号角声。

最后,我要对全世界的华人说:“我们不能再容忍那没有经过人民选举出来的人大委员,两千多个皇帝的压榨。”

@(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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