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14日讯】毛泽东曾在《咏蛙》中自比一只狂蛙：
“独坐池塘如虎踞 绿荫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 哪个虫儿敢作声”
所以，1949年7 月中共召开的全国第一次文代会斩钉截铁的宣布：“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 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是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
所以，接下去， 50年代初毛泽东对胡适派文人进行批判，否定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传统，使知识分子基本上失去了基于“五四”自由主义立场评论中共的权利；
所以，1955年毛泽东对胡风集团进行批判，又将来自30年代左翼文艺阵营内部的反对派扫出文坛；
所以，1957年发动“反右”运动， “引蛇出洞，聚而歼之”，剥夺了知识分子评论中共的权利,其中一大批是在50年代成长起来的年轻知识分子。
所以，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江青操控文艺界，“破除对30年代文艺的迷信、破除对中外古典文学的迷信、 反对外国修正主义等”， 割断了中国文艺界所有讽喻时政的传统。
在这一联串的批判运动之后， 中国当代文学的大脑出现了一片空白。在这个空白处，以枪杆子为后盾，共产党的意志堂而皇之的乘隙而入。
中国文学史上的所谓新的“春天”，就真的只剩下毛泽东的“蛙声”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了。
这个蛙，“独坐池塘如虎踞 ，绿荫树下养精神”，共产党今天依然虎踞中华，相对于1949年——1979年这一段疯狂岁月来说，今天的文坛似乎稍微宽松了一些，但是，这种些许的宽松，焉知不是狂蛙在“绿荫树下养精神”？养足了精神，焉知它不会再度拿起枪杆子，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呢？有鉴于此，我们把共产本性总爆发的1949年——1979年的三十年文学，加以回顾，给予总结，看看在文学中，共产党惯于拿走哪些民族传统，惯于换上哪些共产垃圾，看看钻入中国当代文学流毒至今的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一：拿走天上人间的道德世界 换上欲壑可填的共产幻梦
中华民族所追求的理想世界 ，或在人间，或在天上，都是以道德为本的世界。 李白的诗歌里经常出现道家的天国世界，《梦游天姥山吟留别》中的“虎鼓瑟兮鸾回车”的洞天仙境、《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中的“手把芙蓉朝玉京”，都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常见意象；《西游记》以师徒四人修成正果结尾，《格萨尔王》 以格萨尔王返回佛国世界收场，都源自佛教文学的大团圆结局的格套。佛道天国为道法所成就，积德行善功成圆满者方可进入。
而尊道尚德的人间天堂，也贯穿中国古代文学之始终。远而至于春秋战国时期，《礼记‧礼运篇》汇合总结了诸子百家的社会理想，正式提出了大同的理念：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 历经几千年至于近代，亦有太平天国的社会理想与康有为的大同世界，太平天国虔信基督而康有为复兴孔教，没有道德做主， 中国人的理想世界即为乌有。五帝三皇的流誉，《诗经》中的颂唱，孔子、墨子、老子等的勾勒，“桃花源”的载录， 《镜花缘》君子国的描绘 ，其能感人至深者，唯在于道德。修德于天下，乃是实现人间天堂的津梁。
和传统相反，共产党带来的理想世界，却是建基在物欲的完全满足之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共产天堂里， 基础不是仙境佛国的慈悲，也不是君子国、桃花源的仁德， 而是物质,极大丰富能填平全民欲壑的物质.
实践证明共产天堂是场幻梦!
而在共产党执政的头30年里，共产主义理想却是一切作品的主脑。早在左联革命文学时期，革命作家们就常用“革命+恋爱”的小说来给共产幻梦涂抹浪漫色彩，胡也频的《同居》中，女人心中共产蓝图是这样的：她们可以“随自己的意思和男人们结识”, “合法的同居起来,生下的儿女也由公家来保管,不用自己来担心”.这种幼稚的梦幻,在共产执政后，更是无处不到，它蹦跳在李友才的快板里,飞蹿在王贵和李香香的信天游里, 沿着贺敬之那“东方楼梯式”的句式上爬, 在郭小川的“新辞赋体”中披上华服, 《艳阳天》、《金光大道》、《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 、《暴风骤雨》、《新儿女英雄传》 ,一部部巨著, 耗费了作家们多少心血,一切的情节安排,所有的人物塑造,全部的技巧展现,都俯伏在这个共产幻梦脚下,向它礼拜. 今天，作品如果有了它就会丧失价值，那个时期,作品却凭它领取准生证。
二：吹嘘诡取暴夺的发家史 取代体现天命的历史演义
中国历史演义小说 ，数量众多，影响广泛，书籍从《左传》到《清史》，体现一个天命观；人物从黄帝到康熙，体现一个道德律。
道家讲“真”，佛家讲“善”，儒家讲“忠恕”、“仁义”， 所以作为通俗普及读物的历史演义小说，总是借助鲜活的人物形象，传达传统的道德观念。越是朝代更替之时越体现出道德的直接作用。《新唐书‧地理志一》在总结隋朝“盛极必衰”的历史教训时，得出了“殆忽骄满，常因盛大，可不戒哉”的结论，实在具有普遍意义。所以荆轲是“勇”的典范，诸葛是“智”的化身，唐太宗是“德”的表率，《水浒》又名《忠义水浒》，关羽是“义”的代表，岳飞背刺“精忠报国”。
“巍巍乎！唯天为大”， 孔子认为，“天”是万能的宇宙主宰，宇宙间一切运动变化包括历史变迁都是“天”之所为，是“天命”使然。邵雍认为人世事物一切随时变化的现象，并非出于偶然，在在处处，”虽曰人事，岂非天命!” 佛家亦有”成、住、坏、空”劫数之说 。故而《水浒传》开篇讲“洪太尉误走妖邪”的事不过是应验了一个预言，《三国演义》末尾讲“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 三国的纷争也俱在天命中 。其余如《东周列国志》或《说岳全传》也都有相同的观念。
“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意味着政权的获得不靠道德而靠暴力，“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意味着夺权的成功只靠神通广大的共产英雄。
当时的中共官员要求：描写战争，通过战争的胜利来歌颂中国共产党的胜利。 于是， 粉饰革命战争，并通过描写战争来编造现代革命史和中共党史，成为5 0年代公开发表的当代文学创作中最活跃的部分。
袁静、孔厥的《新儿女英雄传》、孙犁的《风云初记》等一系列表现华北抗日根据地战斗生活的作品 ，以及此后，抗战中敌后斗争的传奇性故事 ，如知侠的《铁道游击队》、刘流的
《烈火金刚》、冯志的《敌后武工队》、雪克的《战斗的青春》等，叫人们认为不抗日、消极抗日的中共才是中华民族的救星。
碧野的《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峻青的《黎明的河边》、肖平的
《三月雪》、吴强的《红日》、曲波的《林海雪原》、玛拉沁夫的《茫茫的草原》等表现解放战争的小说，歌颂的是发动战争不要和平的中共。
作家们全心全意地赞美和歌颂革命战争中涌现出来的战斗英雄。 英雄人物（包括共产党领导下的各种军队和游击队战士，以及苦大仇深的农民），他们通常是出身贫苦，大公无私，英勇善战，不怕牺牲，不会轻易死亡，没有性欲，没有私念，没有精神危机，甚至相貌也有规定：高大威武，眼睛黑而发亮，不肥胖……等等；英雄人物不会轻易死去，即使是非死不可的时候，也必须要用更大的胜利场面去冲淡它的悲剧气氛。
中国作家对战争中大量存在的暴力、血腥的回避，对英雄之外的大量普通个体命运和生命价值的忽视，不能描写军人的复杂的内心世界和私人感情，不能暴露军队里的阴暗面，不能写战争给人的精神和命运带来永远的创伤……路翎的短篇小说《洼地上的“战役”》， 在战斗过程中不断地插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将各种心理变化包括恐慌都无遗地展示出来，小说一面世就遭到无情的否定。
与传统历史演义比较，这一时期战争题材的文学作品，不是没有宏大的场面 ，不是没有鲜明的人物 ，也不是没有曲折的情节，它缺少的是党史的真实，卷帙浩繁的把残暴描成伟大，把配角夸成中心，把真相加以剔除，为专制政治而写战争，为证实共产学说而写战争，它拿不出人道主义来撼动人，沟通不了天人之际来启发人，与真理真相背道而驰， 开启了用鸿篇巨制造假史的先河。当时许多作家下笔时或许要犹豫，可是，中共在强力编造发家史上却毫不踌躇。
三: 不是懮国懮民的民族精英 而是伤天害理的阶级斗争机器
中华上下五千年，自黄、炎二帝开疆拓土，到康乾盛世截止， 中华民族一直是文化、科技、商品等全部人类发展要素的主要领导者和输出者。 西方的历史研究者无不对 19世纪以前的中华民族和中国人充满了敬意。这种敬意往往凝聚在民族的精英身上。明达之圣者，有德之帝王，贤能之将相，忠义之豪杰， 诸如女娲神农，孔丘老子，汉帝唐宗，岳飞魏征，李白陶潜，乃至六郎荆轲， 关公武松，江格尔，格萨尔王，不可胜计，他们文则以道德为本，武则以忠义为重，他们生活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一代又一代， 民族精英们崇尚自然、忠义和恕、扶正驱邪的传统美德，薪火相传 ，所依靠的最直接的火把就是中华民族文学。
1949年后三十年的文学里，平地冒出数不清的“精英”——红色英雄。他们是《 红日》里的沈振新,《红旗谱》里的朱老忠, 《红岩》里的江姐, 《保卫延安》里的王老虎 ,《林海雪原》里的杨子荣 ,《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 《创业史》中的梁生宝, 《艳阳天》中的萧长春,八个样板戏中“高大全” 等等.这些红色英雄们,今天提起来, 人们感到的是对民族精英这一概念的亵渎, 他们不是懮国懮民道德为本的民族精英，而是被操控了的伤天害理的阶级斗争机器. 阶级理论,在城里把资本家圈出去,在农村把地主圈出去,经济上把富人当作靶子,文化上把智者当作敌人,总之是把中华民族的群体搅散,形成一个个假想敌,然后启动阶级斗争的开关,在和谐的地方制造矛盾,在小分歧的问题上搞大恐怖,把嘴上可解决的事化为铁与血.
许多人倒下了,英雄们却站着,活生生的人倒下了,书中的人却站着,我们亲人倒下了,被共产学说撑着的无人性怪物却站着.这就是共产党本性暴露之后,文学中所必然会出现的奇观.
四:济世议政的懮患意识 沦为服务暴政的留声机
《毛诗大序》：“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对政治作出真实反映是文学重要功能,对政治得失发表议论与讽喻更是作家的责任与权力.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对国家民族、社会政治的懮患，是儒家思想给中国文人带来的良知骨气,形成了代代相续的优良传统。古时昌明的时代,君主经常主动以文学为镜子自正得失.唐代白居易写了大量的讽喻诗,如实揭示社会弊害, “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他不仅没有被消音,而且那时有人的地方就有白居易的诗.
类似白居易那样的诗,在文革结束前的共产中国只能流于地下,形成一股微弱的地火.而在辽阔的中华大地上, 几次风暴之后, 文学便噤若寒蝉,机械的转动着, 沦为服务暴政的留声机,成为共产学说的讲解图.
由于 “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这个紧箍咒，再加上“三突出”的原则,“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的“三结合”创作方法，除极个别作家在特定条件下（如历史题材）创作出较好的作品外，绝大部分作家“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创作不仅数量下降，而且艺术质量上也失去了生命涌动的魅力。且不说巴金、曹禺、叶圣陶、冯至、臧克家等一代作家均没有创作出力作，即使是左翼文艺运动中的重要作家如茅盾、艾青、丁玲、夏衍、沙汀、艾芜、田间等，也没有创作出可与自己以前的文学成就相媲美的作品 .
“
大跃进民歌”， 郭沫若、何其芳、贺敬之、刘白羽、杨朔等人的颂歌型诗文, 《 红日》,《红旗谱》, 《红岩》, 《保卫延安》 ,《林海雪原》 ,《青春之歌》之类,“革命样板戏”，它们都是流行的“共产幻梦”的无聊的图解.
难道是初生的政权,还没有暴露出缺失吗?
1956年4 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推出 , 许多跨时代的作家都相继发表文章或作品，他们包括周作人、沈从文、汪静之、徐玉诺、饶孟侃、陈梦家、孙大雨、穆旦、梁宗岱等 ,旨在恢复五四以来文学的讽喻功能;何其芳、秦兆阳、周勃、刘绍棠、陈涌等人在理论方面提出了反对教条主义，提倡现实主义的“广阔道路论” ;王蒙、刘宾雁、宗璞、李国文、陆文夫、从维熙等人的小说和流沙河、邵燕祥、公刘等人的诗歌,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大胆干预生活，深刻反映社会的消极现象，以及政治经济体制上存在着的弊端.
结果是,中共引蛇出洞,聚而歼之,文学大国的文学又回到留声机位置上去了.
1961年，历史学家吴应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之约，响应1959年毛泽东提出要宣传和学习海瑞的主张，创作了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结果是，毛泽东认可了此剧具有影射彭德怀罢官的意味，引发了文化大革命。文学大国的文学不仅要努力成为中共的留声机 ，而且必须毫无疑问的成为中共的留声机。
五:返归自然的终极关怀在萎缩 人定胜天的自大狂热在泛滥
中国自魏晋南北朝时期起，山水田园诗大量涌现，流派纷呈，佳作辈出，体现了老子的“人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思想.象陶渊明“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还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样的诗句，不仅仅是单纯的写自然之景，更为重要的是对宇宙人生秘奥的了悟;象李白“手持绿玉杖，朝别黄鹤楼。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游山是为了寻仙,山川草木构筑了一个真实的精神家园,是中国人魂魄里早已存在的实实在在的一种生活方式; 其它如苏轼游庐山便想到“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佛理,朱熹见到半亩方塘,便感悟到“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的形而上学……传统的中国文学作品,只要涉及到自然,无不是在自然中,领悟到一种天人合一的真意,寻到一种纯朴的生活方式,得到一种人皆需要的终极关怀.
如果哪个皇帝,硬把陶渊明从山野里拉出,把李白从庐山赶下,强迫他们过另外一种生活,并且公然声称:“这是让陶渊明李白从鬼变成了人”, 我们会觉得这个皇帝是个不懂中华传统的文盲加流氓.可是这种事情在中共那里发生了,一个女人在山上修行,人称仙姑,共产党来了,不仅剥夺了这位女人的生活方式,而且宣称是将这个女子由鬼变成了人,还专门炮制一个歌剧来,在全国范围内上演,这个歌剧即是《白毛女》.
反天反地的共产教义决定了中共要这样做,不斩断中国人与自然的亲密联系,中共就没法在中国生根.因此表现在文学上,就是在作品里, 将自然的意义贬低,将中共的力量抬高, 将自然贬低到人之下,沦为人的斗争活动的背景,化为人的自大狂热的烘托.
在中共的写作指南里,你只要写到“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之类的壮丽景色,接下去就必然要“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好渲染党和领袖的伟光正;你只要写到“四海翻腾云水怒, 五洲震荡风雷激”之类的恶劣天气,接下去就应该写“要扫除一切害人虫, 全无敌”,好衬托阶级斗争的暴烈;有了“截断巫山云雨, 高峡出平湖”的上文,就必须来个“神女应无恙 ,当惊世界殊”的下文,好增添人定胜天的气势;上文是“雀儿答道: 有仙山琼阁, 不见前年秋月朗 订了三家条约”,下文就可以是“还有吃的 ,土豆烧熟了 ,再加牛肉 ,不须放屁 试看天地翻覆”,好建立流氓无产者的话语权威。
有了毛泽东的不断示范， “山间之明月，水上之清风”，从此意义变得肤浅，地位变得可怜，作家们只能把返归自然的终极关怀深埋在心底，偶尔有所流露，像郭小川望望星空，探寻一下生命的终极意义， 便受到了批判，从而又退回到用《甘蔗林——青纱帐》衬托狂人的死胡同里去了。
总之，中华民族文学，凡如流水般纯洁的，必被共产党弄脏；凡如天空般浩瀚的，必被共产党贬低；凡如日月般神圣的，必被共产党搞臭。
为什么在根深蒂固的中华特色那里，时见偷梁换柱的魔术， 为什么在坚不可摧的中华传统那里，时见共产党的铁血，因为它是个邪灵，是个附着在中华民族文学身上的邪灵。
为什么一代作家们奉献了自己的心血，共产党还犹嫌不够，为什么无数作品化为故纸堆 ，共产党一点也不怜惜，因为它是个邪教， 它是个以中华民族文学为祭器的国家邪教。@(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