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明﹕现阶段中国社会最根本的问题
【大纪元4月1日讯】当代的中国社会危机重重，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比如农民问题、下岗问题、环境问题、西藏问题、新疆问题、台湾问题、假冒伪劣产品问题、腐败问题、信仰危机问题等。在各种问题盘根错节中，什么是最根本的的问题呢？
大纪元编辑部的社论“九评共产党”完全剥掉了中共的画皮，使共产党的血腥、暴虐、虚伪的真面目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们知道中共政权完全靠暴力和谎言来维系。中共的这套暴力加谎言的系统具有巨大的威力，在它统治中国的50年来几乎无往不胜，所向披靡，一切异己力量都被它碾碎或收买。它经过对国民党战争的胜利、三反、五反、文革、六四的“胜利”，集古今中外邪恶之大成后，自己都以为它是不可战胜的，忘乎所以、顾盼自雄、不可一世。所以在1999年这个邪恶集团的核心江 宣称要在三个月内消灭法轮功时，底气后很足，气焰很盛，“我们有250万军队，6000万党员…… 难道我们共产党人所具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信奉的唯物论、无神论，还战胜不了法轮功所宣扬的那一套东西吗？果真是那样，岂不成了天大的笑话”。因而共产党控制的国家暴力机器开足了马力镇压法轮功，整个中国完全被血腥的红色恐怖所笼罩，并且延伸到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被迫进行着艰苦卓绝的让世人了解真相的和平抗暴活动。五年多过去了，中共使绝了古今中外的邪恶手段，无论用酷刑还是收买都不能瓦解法轮功学员的信仰，反而使共产党的丑行暴露在世人面前。
法轮功学员的真诚、慈悲、坚韧与共产党的虚伪、恶毒、暴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法轮功学员所承受的邪恶压力之大是古往今来罕有的。可以说五年多来法轮功学员所走过的路完成了一个世人以为不可能的神话。他们用真诚去揭穿谎言、用慈悲去化解恶毒、以大忍承受暴虐，目的是唤醒人的良知，把人从堕落的地狱中拯救出来。所以当今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是共产党的假、恶、斗和人民的真、善、忍的对立。也可以称其为中国社会的根本矛盾是中共的假、恶、斗和人民的真、善、忍的矛盾。中国社会的一切问题都可以在假恶斗中找到根源，一切问题的解决都可以在真善忍中找到答案。
这里所说的真善忍是指所有人的本性中都有真善忍的特性，只不过历史的发展中尤其在共产邪灵摧毁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过程中人的本性被压抑、被扭曲、被包裹、被埋没了，在当今社会人的心灵被党文化所控制了，正的本性发挥不了作用，而本性中负的方面即假恶斗却被共产邪灵控制发挥到极致，表现为在强权面前卑微的奴性、在被压迫者面前凶残的兽性、在公众面前的欺骗性、在谎言被揭穿时的无耻的流氓性。这已经形成了中华民族的人格特征（见袁红冰先生《西藏的命运》），这样的民族不危险吗？不是处在毁灭的边缘吗？
其实法轮功的修炼也没有什么神秘之处，他们不过是想把人性中真善忍特性完全发挥出来，去掉人性中不好的东西，返本归真，返回到人的善良本性上去。他们这样实践的结果，必然要把假恶斗从心灵中清除出去，所以他们与共产邪灵的假恶斗本质有天然的矛盾。如果人们都正气凛然，共产邪灵就无处附体，它就会自然消亡，所以共产邪灵一定要除掉法轮功而后快，它又不能让人知道它是维护其假恶斗的本质，就必须找外在的借口编造谎言欺骗民众才能达到目的，因而它极度恐惧人们知道真相，它利用庞大的国家暴力机器穷凶极恶地、疯狂地血腥镇压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的非理性在此可以找到注解。
共产党开始时以建立“共产主义”人间天堂来欺骗民众，这个意识形态破产后，又披上了“依法治国”的外衣，但是在镇压法轮功时，这件外衣也无法穿上身了，只好赤膊上阵，因为即使按照中共自己制定的恶法，它残酷镇压法轮功学员也是非法的。法官和警察经常用“法律”来欺骗和恐吓百姓，当遇到懂法者戳穿其谎言时，就露出“你爱上哪告就上哪告去”的流氓嘴脸。所以中共害怕法轮功学员运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力，更害怕精通法律的律师为法轮功学员提供法律援助。所以它要千方百计地构陷为法轮功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郭国汀律师被限制人身自由就是其中一例，高智晟律师也受到过多次威胁，在云南也有因为为法轮功学员辩护而遭到迫害的律师，其它地区也有。很多地区的警察扬言“法律不适用于法轮功”。各省的司法厅通知律师不得代理法轮功学员的申诉和诉讼，也不许法院受理法轮功学员对非法劳教和人身伤害的诉讼案。千古以来，没有第二个政权如中共政权这样令人不可思议，即使是纳粹德国、即使是秦国，虽然也有很多恶法，但还能够依法施行，而中共就连已经是非法的恶法都不敢施行，施行了就会打自己的耳光。说明共产党完全没有执政的合法性，它只能依靠和谎言来维持。
所以说当前中国最根本的矛盾是中共的假恶斗和人民的真善忍之间的矛盾。它不同于任何其它的矛盾。台湾问题是中共转移国内矛盾的一个工具，不是它的心腹大患；农民问题、下岗问题、环境问题等，中共可以制造“不断改善”的假象和借口；西藏问题、新疆问题，中共可以依靠煽动极端爱国主义来掩饰；中共虽然痛恨民运人士，但其枪杆子和媒体在握，并不恐惧，同时在道德和人格方面共产党也不嫉妒民运人士，必要时还可以把他们当作人质，作为和国际社会经济或人权交易的筹码。而真善忍和假恶斗之间的矛盾，因为实质是心灵、道德层面的矛盾，中共无法回避、无法掩饰，只有依靠谎言给法轮功抹黑和暴力镇压，因为共产党知道它对法轮功学员的酷刑折磨是倒行逆施、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所以它非常惧怕人们知道迫害的真相，如果大家都来关注法轮功学员受到的迫害，尤其是在法律方面进行援助，仅其过程就容易揭穿共产党伪善的画皮，让受共产党蒙蔽的民众知道真相，人们了解真相之时就是共产邪灵灭亡之日。
中共的假恶斗和人民的真善忍之间的矛盾不是政治斗争，尽管它可能波及到政治领域，但本质上是外来的共产邪灵和传统的中华民族的道德良知的矛盾。在政治斗争中，人可以中立，在道德冲突中，非善即恶、非真即假、非忍即斗。没有“不善不恶、不真不假、不忍不斗”的中间地带。中国人（或许可以包含整个世界）正站在十字路口，每个人都要做出选择。人们的沉默或视而不见是共产党最愿意看到或是它精心设置（通过几十年的洗脑）的局面。
每一个兄弟姐妹，请擦亮你的眼去看、洗净你的耳去听、张开你的口去说，让心灵不要再麻木和沉睡。圣经里有一句话“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沉默、袖手旁观，神所不容”。
以上浅见，请多多指正。
我推荐没有看过袁红冰先生的《为法轮功辩》和高智晟律师的《致全国人大的公开信》的朋友去看一看这两篇文章。在这里我还要推荐另一篇文章《我为什么不能保持沉默》，作者是包谷先生。我之所以推荐这篇文章，不单是因为他在2000年天地一片黑暗的时期就发出正义的声音，也不单是他的声音在今天依然回响，而是在2002年后，他的声音消失了。据他的一些文章看，他似是北京某高校的教师。他还写过《谁为法轮功辩护——知识界是懦弱还是堕落？》和《历史将证明镇压法轮功错了》、《当我们面对犯罪 你别无选择》等文章，他在文章中说明他不是法轮功学员。但他的文章是当局所忌惮的。如果他自己不写了或是由于网络封锁的缘故还好，我担心的是他也如郭国汀律师一样失去了自由，而这种情况外界一无所知。所以请知道包谷先生下落的朋友在大纪元上发一个通告，以解悬疑。
附：包谷：我为什么不能保持沉默？
我在网上写帖批评镇压法轮功，有朋友劝我，我这样说话有什么用？我不是法轮功信徒，我连一个法轮功的人都不认识，如此批评当局，除了可能惹点麻烦以外，有百害而无一利。中国的事情，该变的时候自然会变，不到变的时候，人微言轻说了是一点没有用的。还是保持沉默吧。镇压法轮功，碍不着我一点点事。为什么不沉默？
我知道。我明白这个道理。可是我却无法保持沉默。
让我先告诉朋友们一件小事。
文革初，1966年的夏天，我一夜之间成了反革命。从此，“思想反动”这个头衔就没有离开过我。近二十年来，我很少和别人说起文革中的经历和所见所闻。有一次，很偶然地，和几个美国朋友说起了文革。我的老师，一位年纪比我大得多的女士，在旁边静静地听着。后来，她特地来跟我说：“这么说，你是很幸运的。上帝让你受苦，你就没有象你的同学一样，去抄别人的家，去辱骂你的老师，去殴打长者。回顾过去，你现在的内疚可以少一些。可见上帝是厚待你的。”
我很幸运？这个说法使我感到意外。老太太后面几句话更使我吃惊。她一脸歉意，神色凝重地又说：“I am sorry！(我很难过！)那个时候，我们竟然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我不知道那个时候你们在那样地受苦。当你们受苦的时候，我们甚至没有能为你们向上帝祈祷。我感到非常难过。”
这位女士是很普通的基督教徒。我们在文革中的经历，和她会有什么关系呢？在我们看来，当然毫无关系。至今我还是认为，任何一点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在她看来，是有关系的。这个关系就是，当一部分人类在受苦的时候，她居然一无所知而无动于衷，她为此而感到Sorry(难过)。
我了解这个老师。我丝毫也不怀疑她的诚实和真挚。
我以前一向认为，我是文革的受害者。在十年文革中，我没有伤害过任何人。而那些打人骂人抄家的人，那些迫害别人的人，他们是施害者，他们应该忏悔。
我们对文革反思了二十年。有学者说，我们需要一场灵魂的拷问。还有人说，我们需要全民族的忏悔。可是，怎么拷问？怎么忏悔？我们到处找拷问，到处求忏悔，结果却什么也没有找到。我们发出叹惜：中华民族是一个不会忏悔的民族。这片土地上，明明有那么深重的苦难，明明有那么厚重的罪恶，抬头四望，拷问在什么地方？忏悔在什么地方？
这位美国女士的一声“Sorry”使我想了好久，我突然想通了一个道理：我不是没有什么可以忏悔的！很多过去忽略了的镜头，突然浮现出来。很多已经淡忘的细节，突然清晰如在眼前。
我不是没有什么可以忏悔的。回望文革十年，处处是应该忏悔的所作所为。
我曾经那样热情地呼喊过万岁万岁，那样狂热地叫嚷过打倒打倒，那样卖力地摇动红旗，挥舞小红书，上街游行。我曾经那样笃诚地相信，那些给揪出来的人，都是应该“横扫”的牛鬼蛇神，就是给打死了，也是活该。“红色恐怖”的氛围中，有过我的一分力气，尽管那是在66年夏天成为反革命以前的短短的日子里。
那么后来呢？当我得以“平反”以后，文革还有九年的时间。我却对依旧在牛棚炼狱里的人熟视无睹。我随着大流，参加过无数的批斗会，一起喊过打倒，喊过批倒批臭，喊过“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学校围墙旁的一排平房是“牛棚”，校长老师关押在那儿，白天黑夜都传出打手们的朗声呼叫和“牛鬼蛇神”受刑时的凄厉哀号。我们每听到，只是赶紧走开，离得远远。
曾经教过我的老师，因为被剃了“阴阳头”（年轻的网友，如果不知道什么是阴阳头，请问问您的父辈吧。），包着难看的头巾，低头曲背地打扫厕所和走廊。当我和她面对面地相遇，我无数次地只当没有看见。我居然一次也没有给她一丝慰问的笑容，我居然连一个表示安慰的眼色也没有过。
当我们离校下乡的时候，学校的牛棚里还关着老师，走廊上还有牛鬼蛇神在打扫卫生。我没有想过要和他们中的任何人告别，以后也从来没有关心过他们的下落。一直到最近我才打听到，他们中后来还有人自杀，有人出逃失踪，有人终身伤残。可是多年来，我竟对此无动于衷。
如今，二十多年后，一位陌生的美国老人的Sorry使我寝食难安。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会对教过我的老师的命运，那样的冷漠，为什么会对别人的苦痛那样地麻木不仁？
对于这位女士来说，当人类的一部分受害的时候，如果我们什么也没有做，在上帝面前，我们就都是有罪的。面对着别人遭受的迫害，如果我们无动于衷，我们在上帝面前就是罪恶的“同谋”。
正是这种“同谋者”的罪感，使得他们时时反观自己的内心，常常反思自己的过去。我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灵魂的拷问，民族的忏悔，是不能寻找的，是不必寻找的，拷问和忏悔只存在于自己。多年致力于研究文革受难者的王友琴女士说过：忏悔是一种精神境界。忏悔是一件完全属于自己、属于个人的事情，是一种类似于宗教信仰的行为。
回顾文革浩劫，面对文革中失去生命、失去自由、失去家人、失去青春、失去爱情、失去造物主公平地给予每个人的道德心、失去外在的前途和内心的光明的无数无数的人，朋友，让我们默默忏悔吧！
正是这样的忏悔，使我认定，如果我再一次遭遇文革，如果我再一次面对别人无辜地受迫害，我不会无动于衷了。如果“红色恐怖”再一次笼罩头顶，我祈求全能的上帝，给我以聪明和智慧，让我分清善恶，给我以勇气和力量，让我的膝盖不要弯曲。
今天，中国二百万法轮功信众的遭遇，和文革中无辜的“牛鬼蛇神”的命运何其相似。我知道，此刻中国的事情，说什么也没有用的。我不是为了有什么用才说的。但是，如果因为没有用而谁也不说，越权滥法的施害者岂不是更可以肆无忌惮？如果我们此刻默默无声，以后我们有何脸面谈读书做人，谈什么民族的忏悔，灵魂的拷问？
这就是我不能沉默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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