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26日讯】2005.03.24
我们在前两个星期四的专题节目中谈了中共是如何利用国民党统治的宽松和集会结社的自由渗透社会，以及如何在它自己统治下过去是绝对不让任何独立社团出现，现在还是不准任何独立的政治性团体产生。从这中间我们可以看到历史和现实的继承性：正是自己夺取政权的经历让共产党深深知道不能给人民集会结社的自由。腐败越是严重，民怨越是沸腾，越是不能在这一点上让步。这就是中共和苏联东欧一些共产党的区别，也是今天为什么中共仍然掌握着权力的原因之一。
其实，再往深处回顾一下历史，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各地的交流和汇集，以及中国共产党最终的创立，都是和中国共产党统治以前的中国有着充份的集会结社自由和言论出版自由分不开的。
我手头有这样一套书，题目叫《五四时期的社团》，是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出版的。
这套书在当时是为了让读者们了解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早期的历史，把1920年前后的各种社团作一个介绍，从中人们可以知道共产主义在中国是怎样发展起来的。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把这本书里的历史拿出来和现实作一个对比，人们完全可以得出官方没有想到的结论。
这套书一共有三本，介绍了五四前后二十一个比较有影响的团体和另外一些合作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团体，也重点介绍了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这些团体中的活动。这些团体出现的背景是宣传民主、科学和文学革命的新文化运动和反帝反专制的五四运动。如书的编者所说，这些事件“促进了广大青年的思想解放和对国家命运的关心”，因而全国各地都有社团出现，“反映了那个时代青年们生动活泼的思想面貌”。
在这些社团中，发起最早，影响最大并被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分子所控制的是毛泽东和蔡和森等在湖南组织的“新民学会”。这个学会建立于1918年，到1920年发展到七十多人。它完全是政治性的，几乎和共产党类似。它不但对入会条件有严格的规定，而且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从事实际的政治活动，如湖南自治运动，赶走湖南军阀张敬尧，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等等。
这个学会还通过一些外围组织展开活动，如文化书社、读书会、俄罗斯研究会和湖南自修大学等，就像后来中共的外围组织一样。很多成员后来都成了中共领导人。除了这个新民学会，当时在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影响下的还有武昌的“互助社”、天津“觉悟社”(周恩来就是其成员)，江西“改造社”和“北京大学马克斯学说研究会”等等。他们都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为中共成立创造了思想和组织条件。
在这些社团之外，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还加入了其他组织，力图扩展他们的影响。如“少年中国学会”。这是当时最大的全国性社团，成立于1919年，在全国十多个省市和法国、德国、美国、日本和南洋都有组织或者会员。它包括了一百二十多个信仰不同主义的知识分子，既有主张彻底推翻现存制度的共产党人李大钊、毛泽东、张闻天、邓中夏和恽代英等人，也有主张走渐进改良主义、建立工读互助和人人平等的新村生活的知识分子，还有主张通过科学和文化救国的人，如后来的美学家宗白华、古地质学家杨钟健和小说家李(当中这个字是吉加一个力)人等。
由于思想和主义的不同，尤其是会员中的共产党人企图用他们的“一个主义”去取代各种主义但受到其他成员的抵制，“少年中国学会”发生了分裂，到1925年便名存实亡了。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如果1920年左右掌权的北洋军阀像共产党一样专制，不但不准许组织独立社团，而且严格禁止像马克思主义这样主张推翻现存制度的思想传播；如果当时的中国人都对组织独立的政治性团体从内心感到恐惧；如果当时的中国闭关锁国，中国知识分子除了官方意识形态以外没有任何思想资源，那么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就是不可能的。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就是集会结社自由、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产物。当然当时中国的这种自由和西方国家相比还是有限的，例如很多地方的社团受到了地方政府和军阀的压力，有的被迫解散，但主要社团的都不但没有受到影响，其规模反而不断扩大，也没有谁因为组织或参加社团受到迫害甚至入狱。
《五四时期的社团》出版于1979年。不管出于什么动机，书的编者为人们了解1949年以前的所谓“反动统治”提供了一个真实的画面，只要读者能够换一个角度，把历史和现实联系起来。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这套书被官方用来歌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中国各地毫无顾忌地自由活动之时，也正是许许多多“原上草”这类非政治的文学社团被秘密员警连根铲除之日。在这个意义上，共产党就像是一种毒草，它利用肥沃的土壤自由生长起来后便完全控制了环境，用剥夺其他花草的生存权来维持自己的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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