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10日讯】我常说：现实主义创作者的立场，乃是认定现实之中发生的一切超过了人的认知能力、理解能力和想像能力。现实比我们头脑之中的概念、感情、理想、精神等，都要来得更严密、更广博、更深邃和更匪夷所思。能够尽可能地接近现实的真相，揭开表像的皮面，挖掘问题的根源，力求解决的道路，这需要的不是一般的功夫。比如今天所谈的赌博与杀人，它的牵涉面与我们头脑中知道的、理解的、想像的，就有很大差距，因为这种普通中国人生活之中的极端现象，远不是一般人所能够预料到的。但是它们的的确确发生过，直到我们再回首时，我们才惊诧地感叹：原来竟有这种事！于是乎，我们开始警示人性之恶。殊不知悲剧仍处于激烈的进行时态，现实就这样再次超过了我们的警示。
（一）冲动的惩罚
这里特指“小冲小动”，意即突发性质。在我们这个国家，经历世事沉浮的人爱讲“大海弄潮，物欲横流”，但对于青年、少年来说，他们所能感受到的，更大层面上是自己的得失，即便是恶性犯罪，之前也根本无法料定，甚至连一个详细、严密的谋划方案都没有。他们可能内向、贫困、压抑、扭曲，受排斥，同时也不甘于、并嫉恨受到排斥，比如马加爵这样的人。在他们突然爆发出那种平日里你根本无法预见的惊人狠毒时，一股惊骇的寒颤惶恐将令你久久不可停歇。赌博的本身，正是对这种潜在危机进行加速恶化的过程之一，一旦这个危机遇到一个超过其本身最大容忍量的导火索，悲剧便极容易发生，完全在我们的意料之外。
翻开自己剪辑的旧报，便看到一个不寻常的案子：2004年福建惠安“3•31”案。因冲动而受到惩罚的主角之一，是在惠安县惠南工业区某针织厂打工的王龙，年仅17岁。这位从黑龙江汤原县跑到福建打工的少年，其最大的恶习，说起来也不过就是爱玩“赌博机”，这个习惯是从他的学生时代传承下来的。也就是说，这个王龙，我们会想当然地认为：他只不过是个贪玩的孩子罢了。是的，直到现在我依然在假设，假如王龙并没有被针织厂开除，或者假如王龙即使被开除了但也仍然有钱可花，那么他会不会去杀人？想来想去，我认为他还是会去杀人。他那种孤僻的性格里隐藏的是对现实的愤怒和报复，尤其是当他因为迷恋“赌博机”而失去工作之后，这个在他人生之中出现的第一个重大打击令他难以承受，他的第一个打算就是“要活下去”，而且这种活法还要来得最快、最及时，另外还得足以“可持续发展”。
于是乎，17岁的王龙开始壮胆。先是邀约朋友喝酒，当然是最铁的哥们、老乡。酒毕之后，已是深夜，他和刘某再次来到以前经常光顾的公话超市店玩“赌博机”，这一夜是 2004年3月31日。我又开始假设了：假如这一次王龙能够在“赌博机”上赢点钱，那么他会不会去杀人？想来想去，我认为他还是会去杀人。生存的危机、被开除的厄运、 “赌博机”带来的疯狂，这使得他已把现实当中的规则抛弃，并进入虚拟之中的狂飙意气。当店中终于没有其余人时，王龙和刘某一前一后将唯一留下的人–店主庄某– 压倒在地，一人关小铁门，一人用手捂住他的嘴巴使其无法呼救，再用一根绳索套在他的颈部，致其窒息死亡。随后，两人在受害者身上和店内抽屉搜寻，抢走现金3000多元及其它物品，迅速逃离现场。凌晨3时许，两人搭车潜回黑龙江汤原县老家；10余天之后，被捕。
这是一个抢劫杀人案。“赌博机”在这个案子之中，始终都是一条叙事的线索，拿鲍家街43号乐队的一句摇滚歌词来形容它的感觉，那就是“濒临疯狂的彻底孤独”。赌博，对于王龙这样的少年而言，虽然只是“玩”那么肤浅，看似并不那么专业、老道和大牌，但是它的游戏规则并不是论输赢那么简单，而是作为摆脱压抑、逃避现实的利器，从中找到“杀尽一切、毁灭一切”的虚幻胜利感，这也反证了这样一批少年的心灵是何其浮躁和空洞。当然，也因之而危险。
（二）马加爵的升级版
马加爵留给我们的启示，实在太过广泛，最扣人心弦的，就是他的“逃”。但他毕竟没有到达那种反抗国家机器–例如反抗员警–的地步。然而社会形形色色，为了“逃 ”，干脆与抓捕人员决一死战的人仍然存在。下面我举出的这个案子，是2002年贵州电视大学“3•15”案，赌博仍然是该案的噩梦先兆。如果要做一部非常深刻的大学生电影，别的剧本我看就免了，干脆就选它。
王文德，23岁，贵州电视大学直属分校二教部学生。这个人一边上学，一边在乌当区一所小学代课，算是勤工俭学的人了。他家在农村，在这个家里面，他上头有6个兄弟姐妹，最受父母宠爱的便是他。应该说，3月15日凌晨发生的事情，的确非常偶然，换成有海涵的人，退一步风平浪静。可是，他却绝不屈服。3月14日晚上，王文德走进电大学生宿舍304室，看到几个同学正在“打金花”，王文德参与进去了，而且竟然还赢了。42张扑克牌，每人拿3张，这种赌博我实在是太熟悉了。问题是，大家都是学生，贵州人的性格是有那么一点“冲”，遇到钱上面的拉扯，麻烦就来了。3月15日凌晨1点，王文德与骆某等人发生争执，动了手。王文德被人劝解，返回宿舍。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其实也并不是要找兄弟操家伙来大干一场，而是做好自卫的准备：将一把匕首放在兜内。
骆某等人又追来了，这个时候他仍然没有动刀子，而是想到去报警。如果这个报警电话能够打成功，或许问题还不至于发展到杀人的地步，但问题是他被人抢下电话，并被扯掉了电话线。骆某手里拿着双截棍，开始威胁他：“不还钱就把你摔下楼去！”王文德只是一个劲儿地挣脱，最后恼羞成怒，向骆某刺了两刀，又朝段某颈部猛刺一刀，将骆某和段某当场杀死。当周围的同学上前夺刀时，王文德又将两名同学杀伤，然后逃离现场。如此，便发展成为“两死两伤案”。学生打牌，不过几十块钱的输赢，但事情恶化至此，王文德也傻了眼，他关心的已经不是自己对错的问题，而是开始考虑犯罪情节的轻重。他想知道：究竟有没有被自己杀死？如果没被杀死，那么就不用逃了。问题是骆某和段某的确死了。
这个重大打击，使平日里拘谨、内向、沉默寡言的王文德只想到一个字：逃。对于这样一个重大杀人刑事犯来说，生命的意义也仅限于此。强烈的畏惧与罪恶感，延伸出来的是逃生的能力和彻底的反抗。他沿着铁路往遵义方向跑，又累又渴又饿，于是他吃起了树叶。甚至在他躲进山洞之时，他还吃起了豌豆、蘑菇，还有灰萝卜，并在那里度过了三个月。这可真是惶惶不可终日啊，但也助长了他对一切危机的警觉。在这三个月的时间里面，他几乎都把注意力集中于两种随时可能从天而降的人物：一种是仇家，一种是员警。当他看见他父亲王启明出来锁牛时，他找到了帮手，也就是年近七旬的父母。他让父亲偶尔给自己送饭、加衣，地点则由自己选择。6月的一天，天上下起冰雹，他在极度饥饿的时候，选择在夜晚回到了家中。
在意识到随时都可能被员警抓住的情况下，他开始做一件我们很难想像得出来的事情- -造枪。这可比行为艺术来得更逼真，他让父亲借来电砂轮，找来钢管、镊子等，一支在枪柄上刻下“天堂军火厂监制”字样的步枪就这样制造出来了。他甚至准备打一场地道仗或者伏击仗，在房间里挖了一个约1米深的地洞，制造了一个炸药包。这个23岁的小伙子，从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学生，就这样逆转成为一个暴力分子。2003年1月 31日，恰好离案发之时有10个月，又恰恰是大年三十，警方突然降临。一场搏斗竟真的爆发了：王启明持菜刀将两名员警砍伤，其中一名员警受重型轻伤；王文德持匕首将一名员警左胸部杀伤。其后，被捕。
从法律的角度讲，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非法制造枪支罪、窝藏罪、妨害公务罪都占齐了，但是比法律更耐人深思的是什么呢？是平民的惊人爆炸力–好事者也会称之为“革命性”，所谓的“杀人的革命”。这个案子绝非冲动的惩罚那么简单，而是暴力因数的疯狂发育，已经侵蚀到最普通的中国人–尤其是农民–的内心深处。
（三）施辣手的江湖老手
这样的社会畸形儿，可不是一般的老道。一旦选定一个目标，他们的智慧与手段便几近高超，对回旋余地和逃遁之道，有长足的准备和谋划。他们有深刻的社会体验，曾经有过让数以万计的人艳羡的体面生活，经历过人生乃至历史的沉沉浮浮，无论是洞察力，还是交际、算计、特长，以及对这个社会黑暗面的了解和玩弄，都能做到普通人无法到达的熟透。就是从作案的手段来看，也是干净俐落，而且还有一定的反侦察能力。然而在作案之前，很明显的一些缺陷也能暴露出来，比如爱赌、爱嫖、贪得无厌等，随他们再如何暴戾狠毒，最终仍然败于正义之下。当年的张君已经魂飞魄丧，而今的张君们是否已经吃一堑长一志？我看也不尽然。请看2000年四川泸州“黄加宁案”。
黄加宁这种人，就是放在十年以后，也算得上是个智慧型的人物。1959年出生的他，15 岁下乡当知青，16岁应征入伍，后来升迁成为连指导员，并被军区政治部授予“优秀政治教员”称号。27岁时，黄加宁转业到家乡金融部门，几年之后升任中国人民银行泸州支行纪检组副组长、监察室副主任。这个长期经历军队生活的人，行监察之政，大权在握，在当地可以说是个上层人物。33岁，此人已是银行开办的泸州市金融实业发展公司的总经理。到39岁时，这个公司已经成了他个人的公司。这个巨大的转型带给他的，台面上自然是道貌岸然，但背地里却是形同黑社会式的人物，一不做二不休。这个人的阴谋诡计，表面上确实很难察觉。但是即便如此，他仍然在两个问题的处理上搞得非常失败：一个是女人，一个是赌博。其他的嘛，都是由此引伸而来的报复手段，只不过他做得比一般人残忍和干脆。
嫖，使他纵欲不止，也使他极度贪婪，且憎恨第三者。此人刻骨铭心的情妇有两人，而有露水之情的女人则有几十人。这是个强烈占有欲的恶习。例如他的一个情妇另耍了男朋友，他就暗制爆炸装置悄悄安放在这个情妇的住宅门上，将这个情妇和男友炸伤。而赌博，则是彻底地将他从灯红酒绿、纸醉金迷、挥霍奢侈的富翁颠峰之上，重重地摔下来，最后欠上别人数万元而还不起，老婆也与他离了婚。这可是人财两空啊，如同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一股强烈的不甘涌上心头，于是这个昔日风光之极的人物准备把自以为属于自己的一切，统统都给夺回来。贫困潦倒、且被人追债的他，先是向前妻借了6.7 万元，还上赌债之后，余下的4.2万元则用于一个密谋已久的计划–绑架勒索。他可真不简单，辗转重庆、成都、隆昌、古蔺、荣昌等地，购买假身份证，偷盗车辆牌照，办理银行储蓄卡，租车和租关押人质的房屋……。
对妓女简直熟透了的他，准备专门找这种货色做帮手。一个姓冉的发廊小姐，更是被玩了个彻底的转。此鸡听完黄加宁一番感人肺腑、悲凉入骨的瞎编乱造的叙述之后，答应为其找来黄加宁的“儿子”–实际上是泸州房地产商袁老板的儿子袁涛（年仅10岁）。黄加宁将袁涛关进预先租好的房里，立即给袁老板打电话，勒索赎金390万元，且要求在3天之内分别存到三张预设的储蓄卡上，否则将给其子注射海洛因。2000年10月 14日，黄加宁准备外出查询袁老板是否将赎金存入卡上之前，便用准备好的毒药将10岁的袁涛害死，且迅速收拾好尸体和现场。然后搭车到隆昌，查知卡上没有赎金存入。这时，他仍然冷静。遂包出租车远赴胡市，用当地座机再给袁老板打电话，谎称其子无恙，但又再加恐吓。然后，他又随车回到隆昌，以假身份证住进金州宾馆，嫖宿一鸡。
鸡飞之后，黄加宁连夜打的，跑到我的家乡永川住下。一查，仍然没到款。于是，又转赴内江取他的存款，不料卡被吃了，他由此断定：警方已经插手。于是，他急奔成都，前往武昌。这简直就是电视剧《征服》的现实版，只不过黄加宁的活动范围远比“刘华强”来得广。但在一些细节问题上，他远不如“刘华强”那般沉着和节制，他的嫖赌生涯从未停止，可以说是以烂为烂，破罐子破摔。回顾他犯下的案子，已经远不是赌博、嫖妓、绑架、勒索、杀人那么简单了，另有：放毒气–厦门一餐馆解雇他，他在离开时悄悄扭开煤气罐阀门想引起火灾；投毒药–汕头一酒楼拒绝他的求职，他寻机在酒楼经理的水杯中投放鼠药；抢劫–嫖宿妓女张某后，即对张某进行抢劫；伤害–黄加宁将张某和张某的男友杀伤……。
然而2001年6月16日，黄加宁毕竟还是在广东茂名市境内被警方抓获。这8个多月的逃亡生涯，竟浓缩了如此多的犯罪手段和犯罪事实，而且竟能茍延残喘如此之久，细细想来，也唯有黄加宁这种黑白道双通的人，才能办得到。类似于他这样的人，对国家、对政府、对社会、对政治、对经济、对法律、对寻常人的了解和摆布，远不是那些只顾事后亡命逃窜的罪犯所能具备的，而这恰恰也是我内心深处感到极度惊愕的来源。黄加宁的畸形发展，是对当今社会中流砥柱的极端化收缩。在他们当年一步一步地将社会资源据为己有的同时，那种以疯狂掠夺和侵占为能事、且不择手段的力量总会延续至最终。哪怕到了生命的尽头，只要有一根稻草可抓，那也想再战江湖，夺回利权。赌博与杀人，在黄加宁的身上已经找不到罪恶感，而是作为想永远占据社会主流地位的手段，哪怕它们乃是恶贯满盈的恐怖手段，但在他们看来，也有“大赌一把”的必要。
后记
我想到的最后一段话，是韩非专门用来形容国家危亡、社会兴衰的人心之兆的–桓公问管仲：“富有涯乎？”答曰：“水之以涯，其无水者也；富之以涯，其富已足者也。人不能自止于足，而亡其富之涯乎？”其意之深，就请诸位自己领悟，我就不在此赘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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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杨银波，原籍中国重庆，系中国大陆作家、社会活动者，国际笔会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第一届会员，主办《百年斗志周刊》。
──转载自《议报》第18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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