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31日讯】 [译者按：原文是《纽约时报》“中国的法治”系列报导的第七篇，刊载于十二月二十八日《纽约时报》A版。该系列报导深度审视了中国为创建现代法制而进行的斗争，包括中国法制体系的缺陷，权与法之间的较量等敏感问题。]
河北省一家法院里，几个农民围着书记员软磨硬泡地求他接下他们状告当地官员的诉状。“不行，不行！”书记员又是摇头又是摆手，死活不答应。最后，又下了逐客令，让他们赶快回家，别再浪费功夫。
“提高城市品位”幌子下的圈地圈钱
河北邯郸市峰峰矿区临水镇石桥村有33英亩土地，临近混浊的滏阳河，土地肥沃，灌溉方便。二十多家农户靠着在这点儿土地上种菜为生，虽不算富裕，也算有个稳 定的收入。可是谁也没想到，他们安宁的生活到了2004年被完全打破了。那年春天，菜苗还没有下地，峰峰矿区政府命令该村村民腾出土地来给开发商建住宅区，说是要“提高城市品位”。承建住宅区的开发商是滨海建筑公司，跟峰峰矿区建设局有密切联系。
当地政府给石桥村农民每亩地20,000 到40,000元不等的补助，但据说土地的市价是每亩280,000元，这中间的差价都进了政府官员及其代理人的腰包。有的村民稀里糊涂收下了这笔钱，有的则表示拒绝。首先表示反对的是李永禄（音），接着李会堂（音）等人也加入进来。
他们查阅了有关法律，发现虽然土地不是他们的私有财产，但是他们有政府发给的土地使用合同，因此，没有他们的同意，政府是不能强行征用土地的。2004年春天，中共控制下的人大通过了中国第一部产权法，电视报 纸每天都在叫着要“依法治国”，这让他们仿佛看到了希望，最后他们决定诉诸法律来保卫自己的权益。
讲的是法，玩的是权
他们请一位律师帮他们写了诉状，两个李姓农民拿着诉状来到了峰峰矿区法院。一位书记员看过起诉书，推说要跟别人合计合计就拍屁股走了。等他回来，答应可以接下案子，但是要收取18,400元的费用。这笔钱比这些农民每个人的年收入要高好几倍，明摆着是要把他们吓跑。可是这些农民咬咬牙，还是筹集到了这笔钱。 2004年夏天他们付了款，算是立案了。
苦等了几个月，开庭的日子遥遥无期。农民们等不及了，去法院探问怎么回事儿。这次法院的头头儿破 例“接见”了他们。院长陈秀英（音）讲起话来不紧不慢，给人的感觉挺同情这些农民的遭遇似的。她说，法院很愿意看到案子能开庭审理，可是这件事太敏感，法 院不敢跟政府打别扭。她还说，希望农民们能撤回诉状，她保证把钱还给他们。
可是农民们坚决不干。李会堂回忆说：“我告诉这位院长，法律如果不能为民所用，哪还算什么法律？你总不能说是有个法，可用的时候又拿走不让人用。”
滨海建筑公司根本没等法院判决，他们已经在农民的菜地里修起了一条水泥路，垒起了围墙，围墙里面的住宅楼在一天天长高。起诉没了指望，这些农民决定采取行动。他们站在推土机前阻止建筑公司进行施工。
三月十八日，滨海建筑公司一纸诉状把李永禄等人告上了法庭，说他们阻挠施工。四天后法院未经审判就下了判决，裁定李永禄等人违法。地方官员把裁决书复印了好多份，分发给村里的农民，村支书还一遍一遍地在村里的大喇叭里播放裁决书的内容。
农民们气坏了，没想到法庭把他们的诉状一直压着不办，人家的诉状竟然忙不迭地就给办好了。
“我算是明白了，他们讲的是法，玩的是权。”李永禄气愤地说。
法律谢幕，暴力登场
农民不服，照旧阻挠施工。三月二十五日，峰峰矿区派出员警和民兵来对付农民。听说了来了军警，数百农民从家里赶到现场声援。有的农民拿出相机试图拍录现场照片和录影，见此情景，员警扑上来要没收农民的相机。农民们奋起反抗，现场一片混乱。
李会堂的弟弟脖子上挂了个相机在现场拍照，一位当官儿的员警扑上来就抓，结果相机带子把他的前额割出了一条深深的伤痕。从他拍下的照片里看出，有一位老人跌倒在地，很多人从他的身上踏过去。
农民们忍无可忍，场面顿时失控。有人砸碎玻璃，还试图掀翻警车。结果，有十五名农民被捕，其中三人坐了九个月的牢才放出来。
类似的冲突在中国农村很普遍，许多根本没有见诸报端。石桥村的冲突过后不久，在附近的定州又发生了这样的冲突。政府雇用了流氓打手，拿着猎枪和棍棒强迫农民让出土地，结果造成六人死亡，几十人受伤。
烫手山芋
二十多年前，中国共产党搭起了现代法制的架子。此后，大多数的刑事案件，特别是国家对个人的诉讼，法院都会受理。个人、企业之间的诉讼，基本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个人诉讼国家，依然是“民告官，难上天”。早在1989年，中国就颁布条文，允许民众诉讼政府，但据中国法学学者讲，那不过是充满猫腻的花胡哨子。石桥村农民的遭遇也是这方面的明证。
捍卫自己的土地遭到镇压之后，两位李姓农民决定再次诉诸法律。这次他们求北京著名律师周世锋帮忙。周律师经常帮助弱势群体打官司，处理过很多棘手的案子。经过一番调查，周律师认为滨海建筑公司违反了国家的土地法，并出主意说，农民们可以状告河北省 政府，因为政府无视国家法律，允许建筑公司违法占地建设。
但是，周律师本人对打赢这场官司也没太大信心。中国的行政法规定，状告地方政府必须首先在该政府辖区内起诉，但是地方法院又是在共产党政府的掌控之下的。越级上诉的情况不是不可能，但是必须是在地方法院正式拒绝受理之后才可以向上一级法院提起上诉。
“这样的法律很扯蛋，”周律师说道：“但是，除了法律又没有别的路可走。”
今年九月，周律师和两位李姓农民把状子递到了石家庄的省法院。接待他们的书记员名叫千任东（音），对人还算客气，可是十分的强筋。他随便翻看了一些档，问了几个问题，可是最后也没给个准说法。他劝这些农民走上访的路求助上级机关，而不要走诉讼的路。
不知是出于尊重还是因为粗心，谈话结束这位书记员并没有把状子递回来。从技术上讲，这就意味着法院方面受理了他们的诉讼。
“我们一路走一路高兴。”李永禄说：“心想着我们可算跨出第一步了。”
可是他们高兴得太早了。没过多久，法院的电话就打到了李会堂的家里，让他赶紧来法院把诉状拿回去，不然他无法保证他们的安全。李打电话给周律师，周律师劝他俩在家呆着，少出门，以防不测。还说他们要逼使法院方面留下不受理此案的书证，这样他们就有理由往上一级法院告了。
两周之后，他们的诉状被邮寄回来，装在一个普普通通的大信封里，没有落款，诉状没做任何处理，也没留下院方的任何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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