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志诚： 解码“底层”–想象、象征与实在界
【大纪元12月1日讯】 一
在九十年代现代性转型的历史视野中，底层一度是失落的地平线，它隐蔽而又缄默地蛰伏于现代性裂谷的另一侧。即使没有一双历史天使的慧眼，也无须明眸善察的现实眼光，底层的存在依然是斑驳陆离的现代性视屏上触目惊心的景观——背井离乡风尘仆仆的农民工、默默栖居在摩天大楼阴影下的城市棚户区、从工厂车间沦落到街头巷尾谋生的下岗工人，还有静默在广袤的乡土上的茅屋、秋风和前现代的炊烟。这样的社会景观并非定格在历史旧画册上的老照片，相反，它是当下现实的社会纵深和底色本真，但缄默的底层一直被有意无意地悬置成时代的“他者”，在突飞猛进的现代化进程中它要么被视作已掀翻而过（实际上正在经历）的历史旧（新）画页，要么作为现代性的历史代价以枯枝败叶映衬历史“恶之花”的合法性。“关注底层，直面生存，”这样的呼声不过印证现实存在对理论虚无的反抗和吁求。全球化的新一轮资本主义宏大叙事无暇俯察底层的微观生存，与市场化进程携手共进的现代性规划也漠视底层的现实诉求，而标举“反本质”、“去中心”的后现代差异政治也只是隔岸观火的解构游戏，在全球化、现代性、后现代性等盛行一时的理论座标中，底层显然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一个失去理论锚地的漂浮能指。
关注底层的现实吁求不时地挑战着理论的虚无和傲慢，但在知识社会学的视域中搜索“底层”，人们的失望还是超过理性预期的限度。底层的身影并没有在经济学的市场想象中浮现，自由主义的市场竞争法则更青睐强势赢家——企业家、老板、经理、白领等等，而经济理性和资本逻辑则将庞大的底层数位化为国民经济总产值中一个有待脱贫的弱指标，尽管它在经济统计学中以表征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向社会公众昭示财富分配的聚散离合和公正尺度的倾斜游移——偶尔露峥嵘，但自诩科学客观的基尼系数在种种大相径庭的争议性解读中已失去其应有的批判性警戒效果，被数位化的底层只是一堆冰冷抽象的经济指标，它不能还原具体真实的底层现象学。社会学的出场无疑是必要的矫正，在一批社会学家眼里，基尼系数是社会公正和社会稳定的历史警戒线，它深刻地预示着强弱分野的阶级分化和转型社会的结构性紧张1，阶级复活和阶层分化使底层以社会实体的真实面容浮现在现代性的地平线上。但这一庞杂的社会实体涵盖了从前现代的乡村到现代的城市的各种弱势群体——农村贫困人口、进城打工支撑起全球化“世界工厂”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城市贫民、下岗工人、残疾人甚至艾滋病患者，他们之间参差多态的内部差异性，很难在“底层”的同一性命名中加以映现，共体的底层显然汇聚了无数的个体的生活经验和具体的生存境遇，社会学的阶层分化再细化也难以触摸底层的生存肌理。而且，从阶级到阶层的公共语境转换中，细化的阶层不过是社会等级的空间再生产，无根的历史与消解的阶级意识使分化的阶层逐渐丧失自身的历史能动性。
数位化的底层和阶层化的底层，它一方面以科学理性之名行使符号暴力，“底层”、“弱势群体”、“边缘群体”、“沉默群体”、“被排斥群体”等修辞命名的发布流播，不过是历史轮回般重陷黑格尔式“主奴结构”的窠臼，一种抽空了阶级意识与革命能量的阶层命名实际上只是现存社会权力结构的机械复制，它的精致与麻木往往如影随形；另一方面，随着底层问题在公共领域中不断浮现，关注底层关心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呼声愈来愈响，温情脉脉的人文关怀行使着意识形态的缝合功能，在现代性转型时代“分享艰难”、“痛并快乐着”的精神自渎术消解了底层苦难叙事的反抗能量，现代性这一支配性能指将“底层”形塑为前现代的孑遗物和现代性的他者，对底层他者的人文关怀成为现代性“怀柔远人”的意识形态神话。如果说现代性从某种意义上是资本主义历史转义的修辞变体，那麽阶层化的“底层”其实也是以工人、农民为主要叙述物件的无产阶级的现代性转义，但这一转义是在抽空未被资本驯化的阶级意识之后的合法化求证，“阶级退场，底层出场”实际上有效地缝合了现代性转型的社会创伤和对抗性分裂。在现代性能指秩序重绘的社会结构图谱中：底层、中产阶级（小资、工薪阶层、市民阶层）、高收入阶层（企业家、管理阶层、精英阶层）排列有序，但阶级的边界在分化重组中已由红线淡化为虚线，各种交叉重叠的分层挤压了两极对立的阶级空间。韦伯式的阶层理论已悄然置换了马克思的阶级学说，现代性的合理化求证填补弥合了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的对抗性裂缝，而现代性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就在能指秩序修补过的社会对抗裂口处耸立起来，占据了原先由阶级意识建构的革命意识形态的神圣/禁止的位置。
这样，在现代性结构图谱中凸现出来的底层问题就面临着一系列悖论式的追问：底层是一个汇聚众多弱势个体并客观存在的社会实体，还是现代性意识形态建构出来的阶层想象？如果底层是超于弱势个人之上的社会实体，那麽它是具有阶层认同的社会主体，还是在现代性能指象征秩序召唤下的分裂主体？缺乏自我表述能力的底层，又如何在他者化的言说中抵达实在界的存在本真？这些问题最终聚合为一个意味深长的逼问：底层书写是谁的底层，我们又如何书写底层？
二
存在的底层真实而坚实，尽管命名各异，但它在人类历史演进的各种社会形态中却是一种普遍性的存在。作为社会自然形态的底层是一道无声的川流，它默默地潜行于历史长河波澜壮阔的水面之下，但缄默的底层一旦以集体行动逻辑发声，往往又能引发惊涛拍岸的历史巨变。因此，底层既是沉默的历史客体，又是具有历史能动性的社会实体，它在各种社会历史力量的形塑下具有多幅面孔。底层曾在源远流长的离黍之悲式的歌吟中，以民生疾苦的苦难叙事获取诗性正义的伦理力量，贫苦善良、勤劳勇敢成为底层想象深入人心的道德面孔；底层也因无缘文化教化而沦为无知蒙昧之邦，它一直处于启蒙下位成为有待外部救赎之光照亮的黑暗地带；底层还曾在士人知识份子远离尘嚣的乌托邦冥想中，成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遮罩统治阶级权力宰制的世外桃源；底层还被视作一种潜在的革命性力量，在马克思阶级理论的武装下，以无产阶级历史主体的革命面孔登上历史舞台。但具有多幅历史面孔的底层，在资本现代性的规训下逐渐缩减成单向度的弱势“经济人”——现代性转型轨道上的落伍者或被淘汰者。底层的现代性他者面孔不过是晚近的产物，但在资本现代性自命不凡地宣称“历史”（其实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终结之后，它俨然成了底层的唯一面孔。从潜在的“革命者”到弱势的“经济人”，底层的历史能动性已在符号性阉割中褪化成另一种“被压抑的现代性”。
底层的多幅面孔要么是被他者化的底层想象，要么是被寓言化的文化象征客体。底层的革命面孔虽然一度拥有属于自己的历史主体性，但当革命意识形态被祛魅成一种激进主义的破坏性力量，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性市场经济法则中它已丧失合法性。这时，底层又如何在多幅面孔中确证自己的实在界面庞呢？
谁的底层？这一发自历史深处的逼问虽然深刻犀利，却多少隐含着底层书写的艰难和无奈——底层的实在界面庞依然朦胧模糊。底层多幅面孔的背后是分裂、短缺的主体，“底层历史是碎片化的、不连续的、不完整的，底层意识的内部是分裂的，它是由来自支配和从属阶级双方经验的元素建构起来的”。2如果底层意识是“主/奴结构”双重建构的产物，那麽“底层发声”就是一个悲剧性的西西弗斯神话。因为，底层一旦以现有的并不透明的“语言”发声（这实际上是别无选择的选择），就必然进入符号象征秩序的意识形态询唤之中：底层叙述的话语主体并非自在自明的，当它凭借“语言”由一种自然状态被允许进入社会文化的象征秩序时，其领受的准入许可证——“语言”——本身就是由主人能指（统治阶级）赋予意义的具有意识形态性的文化表征。这样，它一方面在主人能指的询唤下获取一虚设的话语“主体”位置，正如科耶夫对“主奴结构”的精辟分析：“主人的‘确定性’不是纯然主观的或‘直接的’，而是被另一个——奴隶的承认所客观化和中介化了”，3被准入的话语主体反而将主人能指厘定的话语法规客观化和中介化；另一方面，底层叙述的话语主体在遭遇主人能指的象征秩序时，必遭其审查、驯化、分裂和倒空，这一过程就是拉康所称的“符号性阉割”——意指社会象征秩序对不为己所容的主体欲望的压抑和摒弃，主体只有被符号性阉割，才能被具有以“父亲的名义”和“法”的性质的象征秩序认可，并作为“短缺能指”进入象征秩序的主人能指网路中，所以底层主体的生成过程，是一个不断分裂自己、不断异化的悲惨过程。那麽，底层叙述如何才能抵达实在界的现实本真呢？
在拉康看来，实在界乃“现实之物，或是被这样感觉到的东西——是完全不被符号化的东西。”4但另一个追问紧随其后：完全不被符号化的底层实在界又如何在叙述中呈现出来呢？在拉康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理论中，共有三个主体存在：自我、话语主体和无意识话语发出者，它们相应地存在于三种不同的阶段——想象界、象征界与实在界。想象界是镜像阶段的“自我”，但这一“自我”是虚构的反射镜像，它只是一种想象性的“自我认同”；而象征秩序则制造了一个符号性的话语主体，但同时也压抑了另一个欲望的无意识主体。所谓“符号性阉割” 的短缺能指，实际上就是主体社会化的过程，但阉割总是不完全的，总有一些创伤性的残余——“创伤即实在界”。这些残余作为“象征债务”，因为象征秩序的驯化是不完全的，“象征最终永远失败，它永远也不能成功地完全‘覆盖’真实，永远包括一部分未处理的，尚未实现的象征债务”。5这些未完成的“象征债务”组成了真正的创伤性内核——原质。实在界和原质是符号化的产物和剩余，原质不能符号化，但它却随同主体一并进入能指秩序中。能指秩序并非一个完整的封闭体，它也有裂缝和缺口，这些裂缝和缺口是由进入其中的实在界和原质开辟的，也是它们呼吸和显露自己的空间：譬如口误、梦呓和病体语言等。作为创伤性的实在界、原质，从人之个体来说，一方面它是主体驯化后的剩余，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作用和在场，它没有被符号化，但仍给能指象征秩序留下缺口和缝隙，从而导致了能指秩序的不一致性。而从作为人之整体的社会来说，实在界就是“社会对抗或社会创伤”。社会对抗是未被象征秩序驯化的部分，是被社会压抑的无意识欲望，但它仍是社会现实的构成部分，是永远在场的“实在界”。从社会总体的角度看，所谓能指象征秩序实际上就是社会现实的语言文化表征，而能指秩序的不一致性其实就是社会对抗和矛盾引发的非整合性的符码表征。拉康的“主体三界”理论为我们展呈了底层书写的隐秘结构和视域景深，但仍然有一个待解的问题：既然底层的实在界就处于社会对抗和社会矛盾的创伤性缺口和裂缝中，那为何底层书写又总是难以抵达实在界呢？
鲁迅的《狂人日记》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部关于底层书写的元叙事寓言。虽然话语主体“狂人”的身份是知识份子，但当“狂人”拒绝进入社会象征秩序而直接闯入创伤性的实在界时，他实际上已经摒弃了知识份子的启蒙代言角色，从虚设的话语主体（象征秩序中一个会说话的“尸位”而已）转换成底层实在界的欲望无意识主体，这时的“狂人”呓语事实上是挣脱“主奴结构”这一象征秩序牢笼后真正的“底层发声”。作为底层无意识话语的发出者，“狂人”所发出的“写满仁义道德的历史不过是吃人的历史”的实在界之声，尽管它真实而深刻地揭示出人类社会的创伤性内核，但由于它未经象征秩序审查驯化而直接以无意识话语发声，反而形成一个悲剧性的悖论：狂人的“底层真声”只能以分裂主体病体语言的方式存在，才能获取准入许可证重返社会象征秩序。换言之，底层实在界发出的真声，在社会象征秩序的语言文化表征里却被视作假语误言的病体话语。这实际上就是底层书写的悖论式困境，实在界的抵达不仅以主体的精神分裂为代价，而且被社会象征秩序诬判成病体幻象，因此对底层本真的澄明还必须把被颠倒的病体幻象再颠倒过来——它是社会实在界的征兆而非病体幻象，那麽，造成这一乾坤颠倒的错置幻象的又是什么呢？
三
意识形态幻象的出现，使底层实在界的创伤被遮蔽于崇高客体之下，它不仅掩盖了真实的社会对抗，而且还为我们建构了一种现实的社会存在。齐泽克在拉康理论的基础上对幻象的功能进行深刻的剖析：“现在已经清楚了，在意识形态中，我们可以适当使用幻象这一概念：这里同样‘没有阶级关系’，社会总是被对抗性的裂口所穿越，而对抗性的分裂是无法整合成符号秩序的。社会意识形态幻象的赌注是要构建一个有关真正存在的社会景观，构建一个没有被对抗性的分裂所割裂的社会，构建一个其各部分的关系呈现有机性、互补性的社会。”6换言之，意识形态的功能并不在于为我们提供逃避现实的出口，而在于为我们提供了社会现实本身，这样的“社会现实”填补了能指秩序的空缺，隐藏遮蔽其不一致性，赋予社会以整合同一的意义和景象，从而供我们逃避某些难以忍受、真实的创伤性内核。譬如在“狂人”的底层真声——“仁义道德（文明）是吃人的历史”里，“仁义道德”是意识形态建构出来的“社会现实”，而“吃人的历史”则是创伤性的社会内核，人们无疑都会欣欣然于前者的文明幻象，却无法忍受后者的野蛮真相。
当幻象成为真实的“现实存在”，而实在界的创伤被倒置为“病体幻象”，意识形态本身就不仅仅是马克思意义上的“虚假意识”，它更是一种“社会存在”，而我们就生活在意识形态幻象创设的一种浑然一体的社会存在环境之中。底层书写之所以难以抵达实在界的本真，就因为意识形态幻象已经构筑了底层的“社会现实”。这个意义上，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日益凸现的底层问题，其实是现代性意识形态建构出来的“社会存在”，正如吉登斯对现代性的症候诊断：“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从而形成了其生活形态。在外延和内涵两方面，现代性的变革比过往时代的绝大多数变迁特性都更加意义深远。在外延方面，它们确立了跨越全球的社会联系方式；在内涵方面，它们正在改变我们日常生活中最熟悉和最带个人色彩的领域。”7现代性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之后，重新铺设了一条以经济理性和资本逻辑为支配性能指秩序的新轨道，而在这场现代性的马拉松越野赛中，每跑一段都会有个别社会群体掉队，被甩到现代性社会结构之外，成为被命名钉上“红字”的“底层”或“弱势群体”，随着现代性赛程的进展日趋白热化，被抛至“底层”的队伍也越来越庞大，在社会学家的精密统计下当代中国的“底层”人口竟高达64．7％。8这一比例之高显然超过现代性转型之前的其他社会形态，现代性建构出来的庞大“底层”对许多人来讲，已不是启蒙叙事俯察临视的“他者”，而是内卷其中感同身受的“自我”了。但当人们在想象性的“阶层认同”中确认（也包含误认）自己的“底层”身份时，他们又只能在现代性意识形态制造的“成功”神话中汲取能动性力量——希冀在现代性马拉松赛程中后来居上——从而摆脱“底层”标识，而现代性实在界的社会对抗和社会创伤却被遮蔽不见。当下的底层书写，往往在现代性意识形态崇高客体的巨大阴影下进行苦难叙事，但在阴影中揭示“黑暗”，黑暗不过是阴影的影子，底层实在界依然处于隐匿状态，缄默的底层依然发不出真声。只有穿透意识形态幻象，撕下崇高客体的神圣面纱，底层书写才有可能深描测绘出实在界的隐秘和创伤。
对于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来说，使其崇高神圣起来的并非它的本质，而是因为其所处的结构位置：它占据了原质的位置，填补、修饰了社会对抗的伤口。齐泽克精辟地指出：“将崇高授予客体的，是它所处的结构位置，是这样的事实——它占据了快感的神圣/禁止的位置，而不是它固有的质素”。9以资本现代性为例，资本的原有质素——货币——只是作为一般等价物出现，但货币一旦确立，它真正发挥作用的就不在于其物质组成，而在于商品流通中所起的结构性作用和某种符号权威为其指定的结构性位置，货币占据了欲望无意识的实在界位置形成金钱拜物教，货币的总体化抽象——资本——成为支配性能指，它进一步占据了欲望快感的神圣/禁止的位置之后，资本这一支配性能指发挥出越来越强大的集聚功能，将自由、市场、民主等漂浮的能指链接缝合成一个统一的意义结构网路，资本支配性能指通过自我指涉和同义反复的执行性操作成为意义不断增殖的极端饱和点：“它向所有其他概念‘赋予意义’，并因此集聚成（意识形态的）意义领域，”最终资本获得了某种崇高性：好像资本（货币）不是由物资的材料组成，而是由崇高的、不可毁灭的质素组成的，它能够超越生死轮回，甚至能厘定线性时间的历史进程，资本与历史进化论进行意识形态缝合后，资本现代性的意识形态崇高客体就巍然耸立在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成为不证自明的普世性存在。但仅仅对现代性意识形态幻象进行批判性“祛蔽”还是不够的，即使我们在认识上能祛蔽矫正扭曲变形的意识形态景象，却无法置身于现代性建构的“社会现实”之外，更严峻的是人们在意识形态崇高客体下被犬儒化——“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一清二楚，但他们坦然为之”。
面对这样的犬儒理性，传统的意识形态批判已失去功效，人们也许很清楚幻象的虚假性，知道现代性意识形态普适性下面掩藏着特殊的利益，承认意识形态面具与实在界现实之间的距离，但他们依然坚持戴上面具与之同谋共舞，拒不与之断绝关系。现代性意识形态编织出一个实存的社会结构网路，它捕获了不同阶层的人们，在这一想象性但又已现实化的社会生存空间里，“底层”其实就是资本逻辑以“历史狡计”精心构筑的现代性主奴结构陷阱，沦落其中的人们叹息着、不满着甚至愤怒着，又生活着、欲望着甚至追求着，只要还有坐井观“天”的一线希望，还有从底层跻身中层甚至上层的一线生机，这样的“主奴结构”陷阱就很难被打破。正如科耶夫对“主奴辩证法”的历史性剖析所揭示的：“如果人仅仅是生成性的，如果人的空间存在是时间存在，如果被显露的人性现实只是普遍历史，那麽这个历史就应该是主奴互动关系的现实；历史‘辩证法’就是主奴辩证法”。10现代性的马拉松赛程以资本逻辑复制了这一“主奴结构”，它按照资本的多寡，不管是财富资本、文化资本还是身份权力资本，在“成功（主）/失败（奴）”的结构陷阱里生成建构出庞大的“底层”。现代性意识形态不仅为人们制造一种同一整合的社会景象，而且还为人们提供一个幻象客体，一个能让主体去追求和维持的欲望客体，但这一欲望客体不是主体自发产生的，而是大他者——意识形态的社会象征秩序为我们提供的。“欲望是他者的欲望，”是意识形态制造、控制以致对主体压抑和异化的欲望，但这种欲望客体却成为主体弥补自己短缺的补救措施。主体需要一个幻象客体来掩盖其短缺，并找到一种同一感进行想象性认同，也就需要一个意识形态幻象客体来证明自己是一个“自由自主”的主体。 而这一“自由自主”的主体，反过来将资本现代性的市场经济想象性认同为一种“解放”的力量，认同为财富、自由、公正的“实现保证”，而实在界的社会对抗和社会创伤却被遮蔽在资本现代性的崇高客体之下。但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实际上正是主体目击它自身的不可能性的欲望凝视，它是欲望望眼欲穿却不可能实现的奢望，是底层实在界“被压抑的现代性”。
解码现代性转型语境中的“底层”，也许它有多幅面孔，它既是转型时代的阶层想象，又是社会象征秩序精心建构的“主奴结构”陷阱，更是实在界“被压抑的现代性”。也许它只有一副实在界的面庞，社会对抗和社会创伤使真实的底层依然缄默，缄默的底层何时才能真正发声呢？这是历史深处悠长而渺远的一声叹息。
【注释】
18李强：《“丁字型”社会结构与“结构紧张”》，《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2查特吉：《关注底层》，《读书》2001年第1期。
310科耶夫：《黑格尔著作导论》，汪民安译，载《生产》（第一辑），汪民安主编，桂林：广西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421页、417页。
4方汉文：《后现代主义文化心理：拉康的理论》，《国外社会科学》199年第6期。
569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27页、176页、266页。
7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第4页，田禾译，黄平校，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
──转自《世纪中国》(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