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22日讯】 三
几年后，我到了城里。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一个学过《夜走灵官峡》以及各种英雄故事的乡村少年，没有在辣椒地里碰见地主，也没有受命雪夜保护生产队的羊羔，惊马没有见，惊驴见过一回，但离得老远就躲进了柴火堆。于是，这个胆怯的小孩捡到了一条小命，而且通过科考到了城里。当他看到城里的小孩吃着泡泡糖，拿着电动玩具，看着三维动画，胆大的还可以兼顾色情网站时，以为一个饥饿、无聊、充满恐惧的儿童时代完全过去，代之而起的是一个幸福、安全、充满自由和爱 的“儿童乐园”——直到有一天，我受命采访一家省级电台的纪念晚会。
那一天，大约是1994年1月5日，陕西人民广播电台为纪念建台45周年举行盛大庆祝晚会，我以一个到会记者的身份坐在后排。第一个节目是由某小学儿童表演的集体舞。奇怪的是当这些身着单装、仰面朝天、四肢着地的小孩在台上摆好造型的时候，原定莅临本会的台长、局长及其他衮衮诸公迟迟没有进场，我们知道，除了受贿或嫖娼领导一般是不会先来的。就这样，几十个孩子被导演“定格”在了舞台上，一动不动地等着领导的出场。一分钟过去了，领导没有来；五分钟过去了，领导还是没有来；一刻钟过去了，领导仍然没有来；将近半小时的时候，一个孩子首先晕倒在舞台上，导演赶忙叫人抬了出去，可其他的孩子仍然命令不许动，等又有几个摇摇晃晃、将要倒下的时候，台下终于嘘声一片。导演赶忙叫人拉上了幕布。
从那一刻起，我对所有让小孩参加的庆典，包括献花、扫墓、念台词、宣誓之类充满厌恶，尤其是每当看到舆论交口称赞中国社会由几千年的“父母本位”向“孩子本位”转变时，我都会条件反射似地想起这一幕。想起一个孩子慢慢倒地的弧线，以及几个弯腰曲背的孩子觳觫的腿。我知道，不管是“父母本位”还是“孩子本位”，其实都不是真正的“本位”，尤其是和“官本位”相遇时，所有的“本位”都微不足道。
拜上帝所赐，我生于穷乡，长于僻壤，不仅没有参与各种政治庆典的机会，而且基本上不具备作为一种政治表演的道具的资格。王朔在《我的几个国庆日》一文里描述了他当年参加国庆游行排练的场面：
1971年，我参加了国庆游行的儿童组字排练。按照计划，我和其他数万名儿童要共同组成那次游行的背景，当军队和彩车走过天安门观礼台时我们就一齐打开手中的彩色大纸本子顶在头上，向着天空拼出巨大的标语：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此，我们从夏天开始停课，每天在学校集合，走十几公里路到天安门广场排练。很多小孩中暑，尿裤子。广场旁边的便道上有一排排铁盖子，掀开围上帐篷就是临时厕所。有时我在里面尿半截儿，尿急的女孩子们就提着裤子冲进来占领了身后所有的茅坑，我只好从另一出口仓皇逃出。有的男孩正在大便，起也起不来，四周蹲满女孩，又羞又无奈，起得掉下眼泪。
等我们排练好了，这年的国庆游行取消了，党的副主席林彪乘飞机出逃苏联，在蒙古坠机身亡。毛主席很受打击，从那以后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我对形形色色的“政治作秀”，无论中外，都不感兴趣，但当大大小小的政客们如果将自己的“秀”只限定在成人的范围内——像娱乐圈、时装界所作的那样—— 我仍然愿意说服自己表现我的足够忍耐，也就是说，当这种无聊的政治“硬球”如果只是在成人之间传来传去的话，只要不看也罢。可当一场“政治秀”要绑上几十名，甚至上万名孩子，不惜以晕倒和尿裤子为代价，来证明自己的“伟光正”，我就无法掩饰我内心的鄙夷。除非有人告诉我，这些活动都是小孩自愿参加的，但小孩自愿参加的活动，在我看来与“和小孩自愿发生性关系”没有区别。因为小孩没有责任能力，对自己的言行不具备独立负责的主体资格。因而，必须由父母、师长乃至全社会代行监督和保护之责，但当有监督和保护之责的父母、师长乃至社会不仅没有按照小孩的自然天性“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鲁迅语），反而利用自己的身体和智力优势任意欺骗，妄加伤害时，这些孩子怎么可能拥有一个心智正常的未来？
“小的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这是鲁迅先生在《随感录二十五》里的预言。“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当然是一种很可怕的后果，但他没有想到，这仍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一些小孩根本就“大不了”。
1994年12月8日，新疆克拉玛依市友谊馆座无虚席。七所中学八所小学15个规范班（先进班）的少年儿童在这里向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教委的领导作汇报演出。领导是来克市验收“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教育”和“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简称“两基”教育）的。大约表演到第二个文艺节目的时候，舞台上方掉下几块着火的碎布片。原来，舞台的光柱灯烤燃了幕布。同学们一阵骚动，交头议论。
“保持安静，坐着别动”。有人高声喊道。于是，这些“分别代表一所学校”的孩子们因为都想为母校争得“纪律好”的好名声，全都安静下来。但大火很快烧着了电线、吊绳、天花板上的五合板、石膏板，以及观众席上的木椅、布套等。
友谊馆霎时变成了一座焚尸炉。烟熏炙烤中，除坐在后部紧邻出口的部分学生逃出外，其他大部分孩子被烧死、踩死、砸死和熏死。主要原因是该馆前后左右7个门只有一道门是开着的，正面两门、左右两侧的4个“太平门”均用防盗铁网或铝合金、木板锁着。蜂拥而出的孩子无计可施，只好在铁栅栏后面，挥舞着血肉模糊的小手向外求救。事后调查，在右侧门内，孩子的尸首竟叠了1.5米高。
这场大火共造成326人死亡，134人受伤。死难者中，参加此次汇报表演的孩子达289人，自治区教委验收团成员17人，学校领导、教师职工19人以及家属1人。
对于这场震惊中外的特大事故，除了官僚体制下人们习见的怠忽职守、责任心淡漠为时论同声谴责外，前来参加“政治作秀”的权豪政要们的表演也令中外观察家大跌眼镜：
据一名被老师举上窗台逃生的五年级男生回忆，当他上完洗手间，回到剧场一看，无数的火花往下掉，一位领导模样的大人，拿着话筒喊：“不要乱，不要动，让爷爷叔叔们先走！”另一位在火灾中救出12名学生，自己的儿子却葬身火海的舞蹈教师说：当时市教委的一位领导，举着话筒喊，“孩子们，都别动，让领导们先 走！”
在场的最高行政长官，新疆石油管理局的一位副局长，从塞满孩子的唯一通道逃离后，一头钻进小轿车直奔高干病房，中间经过消防队也不下车报警。市教委的一名党委副书记，凭借着对地形的熟悉钻进了厕所，又仗着成年人的力气，把原本可塞三十人以上的厕所反锁顶上，任凭外面的孩子哭喊也不开门。事后还恬不知耻地向记者炫耀他的逃生知识有多丰富。
另外还有十多名市局领导，无一人出面维持秩序，无一人向被大火围困的孩子伸出援手，反而争先恐后地出逃。事后发现，在许多孩子羸弱的尸体上，有许多成年男人的大皮鞋印，也有成年女人的高跟鞋踩穿的血洞。更不可思议的是，在如此巨大的灾难中，和孩子们同场遇险的克拉玛依市20几位副处级以上的官员，竟奇迹般地无一人伤亡，而按当时他们所处的位置，都是坐在最前排，离火源最近，而离唯一的逃生门最远。
这使我想起了奥威尔在《动物庄园》里的一句话：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加平等。当这些年龄数倍于孩子的“爷爷叔叔”，用一句惯常的行政命令及时地制止了孩子们的出逃，然后从他们尸体铺成的路上出逃时，正是他们在出逃之前还向孩子们宣扬“见义勇为”、“争做好人好事”的高尚道德。但从这些像畜牲一样活下来的官员身上，我们何尝看到半点道德的影子？就像提倡“存天理，灭人欲”的“假道学”一样，我们在他们身上看到的不过是“存自己的天理，灭别人的人欲”。
在这些自称“为人民服务”的官员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种赤裸裸的丛林法则。丛林法则的一个根本特征 就是，暴力通吃一切；当暴力和暴力相遇时，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而人类的道德原则恰好是在战胜丛林法则的基础上产生的。尽管道德产生以后，也产生了许多“满口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的“卫道士”；只想自己青史留名，不管怀中子嗣饿死的“道德狂”；但有道德和没有道德是不一样的：有了道德以后人类就再也不能像鳄鱼一样只关心自己的孩子，像老虎一样只凭膂力霸占财物和妻子，像杜鹃一样将蛋下在别人的巢穴里，然后又将主人的雏卵拱出——至少是当有人公然越过人类为自己设置的这些底线时，再也不像没有道德以前一样心安理得，他得接受公众舆论的普遍质询和问难。因为进入文明社会的人们相信，人类得凭一些更坚固、更长久、更符合整体利益的原则来占有自然和社会资源。比如，对妇幼的扶助就是人类战胜野蛮，告别丛林法则的重要标志。在强者通吃一切的丛林世界里，动物们对妇幼的扶助只限于自己的家庭或家族，而对别的家庭或家族是要“食肉寝皮”的，就像克市教委的官员们所做的那样。
问题是，为什么这些实践丛林法则的人却要高唱“牺牲”和“奉献”美德？按理说，就像物理学中“能量守恒”定律一样，当一些人超强度地贡献了自己的劳动甚至生命时，必有另一些人低成本地收购了这些额外的道德果实，我称之为“道德三五斗”。那么，根据“物质不灭”的法则，谁是这些道德利益的最后收藏者？从喊叫“保持安静，坐着别动”的组织者身上，从手拿话筒命令“让领导先走”的市教委官员身上，从反锁厕所不准孩子进入的党委副书记身上，从一切从容跨过孩子身体的大小政客身上，我们看到了这些道德支出的最后下落。(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