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26日讯】台北地方法院审理“白米炸弹客”案，19日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判处杨儒门有期徒刑7年6个月，并科罚金10万元；合议庭虽认同杨儒门关怀农民及儿童的动机，但反对暴力手段，也认为杨儒门符合自首要件，酌予减轻刑度。不过，许多声援杨儒门的人还是认为判刑太重，非常不满。
2001年退伍的杨儒门，有感于台湾加入世贸组织(WTO)后，政府开放稻米进口，导致米价下跌，影响农民生计，因此，一年内，在各地放置“爆裂物”，造成社会恐慌，不过，总计17个“爆裂物”中，只有3个具有杀伤力，代表杨儒门并非恶意伤人，一时间，成为农民们心中的英雄。
本案被视为一种抵抗权的行使，所以，普遍受到同情。但是法官过分拘泥现行法，而声援者过分引申抵抗权，都使本案失去焦点。
抵抗权的发动，在人类历史中，曾以各式各样的型态出现过。如果以抵抗的强弱作为标准，那么，所谓的抵抗或者不服从，大概可以分成三个类型。第一是程度较弱的不服从，第二是消极的反抗，第三种是积极的抵抗。或者我们也可以分述为被动的、防御的和攻击的抵抗权三种。这几种抵抗权，与个人当时所受到压迫的强弱相对应。
任何体制下，抵抗权的发动，都被视为扰乱秩序，因此总是受到为政者的警戒、制裁、甚至取缔，特别是积极的、攻击性的抵抗。就算宪法保障抵抗权，但在实际的裁判上，往往被否决为“违法性阻却”（也就是，正当化事由）。为了要在法庭上得到“违法性阻却”的判决，或至少在道德正当性上，获得社会广泛的认可，抵抗权的发动，须遵守特定的条件。因为抵抗权在本质上，是一个只有在异常例外的情形下，才会受到承认，也因为容易受到野心政客的利用，所以必须赋予它严格的发动条件。德国宪法就有此规定。
那么，合法的抵抗权，什么时候才能够发动呢？它的基本要件，最重要的就是“当现行法秩序已经无法提供任何救济手段”，在这样的异常事态下，个人为了保护宪法不受不法侵害的权利，毫无选择地，只好发动抵抗权。
西德宪法法庭在1956年做出解散德国共产党(KPD)的判决中，曾明确规定抵抗权的行使时机，就是在“当法律秩序所准备的一切救济手段，不再有效，而行使抵抗权是维持、甚至是重建法律秩序的最后方法时”，必须在此状态下，才能发动，而受到抵抗的所谓不法，也必须是非常、非常明确。
抵抗权的要件有两个重要原则，第一是慎重，第二是比例原则。抵抗权的发动，首先，一定要有理性的慎重与自制，也就是说，在试过所有合理手段后，基于慎重的考虑，进行抵抗。第二，抵抗手段的强硬，也必须要和统治者的压迫、镇压，或者是不法，有一个比例性的考量。除非，深信抵抗权是源自“自然法”，而不受现实的国家制定法（实定法）所限制。否则，真正发动抵抗权的人，必须要非常了解法律与道德义务之冲突与其结果的悲剧性。因此，发动抵抗权的人，要自觉将被课予非常严格的刑责。
即便是具有伦理性的抵抗权，也不能以此为理由，免除其刑责。换句话说，当你在行使抵抗权时，根本就不该期待实定法上的保护。这是杨儒门的选择，接下来，就要看政府和国民如何选择了！
（本文由中央广播电台《台湾观点》节目提供，节目首播时间为周一至周五17时55分，网址为：http://www.rti.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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