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20日讯】杨小凯在《中国统一之利弊》中提出：同一文化下的政治分裂会大大增加制度试验的多样化及效率。如果政治分裂发生在不同文化之间，则会产生“同行生嫉妒”现象。嫉妒一方面会鼓励标新立异，试验不同制度，另一方面对成功的制度有创造性模仿的压力。
香港主权回归后，实行北京幕后操控的港人治港。杨小凯所说现象主要显示在政冶制度上。香港的新统治者一方面承认英国人管治香港是成功的，英冶制度值得模仿、值得照搬，因而有“五十年不变”承诺。但另一方面又标新立异，由董建华推出所谓“高官问责制”。
在西方国家以至日本，台湾，高官问责制并不新异。它们的高官问责制是高级官员承担决策和行政失当的政治责任，引咎辞职或被撤职，以示向公众负责。董建华政府既非民选政府，它的问责官员不向公众负责，而只对任命官员的董建华负责，这就造成很多不问错失，只问任命者有没有面子的现象。我们看到的是，财政司长梁锦松“偷步买车”牟私利、保安局长刘淑仪力推《基本法》廿三条失败，在民怨极大下，他们以不认错的精神辞职下台，得到董建华和其他高官集体歌功颂德，表示惋惜，这种反应，显示政府完全站到民意对立面去。非典疫症令数百人丧生，调查医管失误责任的，就是医管应负责的人。如此问责制，只能说是政界笑话。
“标新立异”失败后，董建华下台，新一届政府转而向英国人“模仿”。港英旧臣曾荫权、从久遭董建华压抑的“政务司级扫街大队长”，一跃而为特区首长。他的第一份施政报告对行政、咨议架构的改动；权力和责任的重新配置，被视为“彭规曾随”。例如恢复政务司长、财政司长正副“宰辅”地位、委任新行政局非官守议员、各政策局局长如无本管议题，不必列席行政局会议等措施，都是港英幽灵再现，“问责”招牌不拆，只是面子问题。此外，施政报告完全没有以前董政府假大空之“数码港”、“中药港”等自欺欺人口号，而回归为前殖民时期的务实。这说明“英国人做得到的”，中国人也许亦做得到，但前提是照英国人旧规则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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