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一生贡献 民众首推“讲真话”
【大纪元10月19日讯】（大纪元记者韩宇菲综合报导）一代文学巨匠巴金以一百零一岁的高龄辞世，在神舟六号凯旋欢呼声的遮掩下，并未在内地传媒占据重要的版面，官方《人民日报》只在头版的右下角刊登了一段带图片的简讯，与当局授予巴金“人民作家”的荣誉、与巴金担任二十二年国家领导人（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地位，并不相称，然而大陆网民悼念巴金的悼念留言铺天盖地。
“为什么巴金如此可贵?”
网民除了赞赏巴金的文学成就，最多的赞誉围绕巴金讲真话的精神，尤其是对老人历时八年所写的长四十二万字的散文巨著《随想录》，敢于严苛地自我良心的拷问和倡导“讲真话”的忏悔精神。新浪网调查“巴金一生最大的贡献是什么”，结果，被网民排在第一位的是“说出了真话”，在巴金作品至今仍影响中国社会因素问题上，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追求自由、理想主义、反叛精神。
搜狐网的调查同样显示，排在“巴金最主要的贡献”第一位的也是“说出了真话”。文坛的悼词也聚焦在巴金的“讲真话”。中国作协副主席王蒙说：“巴老（巴金）是中国作家的一面旗帜，他始终特别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重视文学的真实性，提倡说真话，提倡把心交给读者。”
有网民发文，“作为一个在压抑下反复被折磨的知识分子，他宣布要讲真话，这不仅说明他还有一点勇气，而且显示了他还看重自己的人格和人格的独立，这是难能可贵的…但愿这种勇气和精神不要随巴金入土，但愿茶余饭后还有年轻人在上网游乐之余能翻翻随想录…可是在我的记忆里，讲真话的人似乎只有这么两个，巴金和说皇帝赤裸的那个小孩。 ”
“巴金晚年严苛地自我拷问和倡导“讲真话”的忏悔精神，在当今的中国思想界和文艺界仍具有振聋发聩的感召力──这也是人们发自内心地悼念这位世纪老人的主要原因。 ”
巴金的朋友、资深传媒人谷苇说，巴金提倡要讲真话，其内涵是言行一致，巴老用自己的行动做到了言行一致，这也是他感人的人格力量所在。
据港媒分析认为，平静的表面下，巴金辞世引起的三股冲击波却是汹涌澎湃，暗地 震撼中国文坛、政坛。首先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批判。提到巴金，不能不提到巴金未了的心愿，即建立文革博物馆。巴金在一九七○年代末复出后就提出这一构思，但一直被束之高阁，未能冲开中共的这一禁区。
文章还认为，如果纪念巴金的焦点被凝聚到文革的批判上，按他所说的“偿还过去的大小欠债”，对中共的统治所形成的冲击，也许堪比一九八九年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
痛定思痛的自我忏悔：《随想录》
巴金是中国“五四”运动以来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鲁、郭、茅、巴、老、曹”近代文学史上的6位文学大师，如今只剩巴金，他成了硕果仅存的国宝。
学术界公认巴金的创作有两个高峰，第一个高峰是在1949 年前，巴金写出了诸如《灭亡》、《家》、《春》、《秋》、《爱情三部曲》等20多部中长篇小说。这些小说影响了几代青年人，同时也奠定了巴金在现代文学中不可动摇的地位。1949 年至1966 年巴金却没有写出让人满意的作品，正如巴金在《作家靠读者养活》一文中所说的那样：“我在17年中，没有写出一篇使自己满意的作品。”
1966年开始的“文革”更让巴金经历了一场永难忘怀的噩梦。在这场长达十年的噩梦中，巴金不仅自身遭到残酷批斗，还永远失去了妻子和许多朋友。他在后来的文章中说，他有时会在夜里听到死去的妻子悲切的哀哭声，在睡梦里见到冤死的故友。
文革结束后，劫后余生的巴金开始彻底反思人性与良知。巴金自1978年底在香港《大公报》开辟《随想录》专栏，从1978年12月1日写下第一篇《谈〈望乡〉》到1986年8月20日写完最后一篇即第一百五十篇《怀念胡风》，历时八年，全长四十二万字，后来被编辑成《随想录》。
巴金写《随想录》的出发点非常明确，就是要对“文化大革命”作出个人的反省，巴金对“文革”的反省从一开始就与巴金向内心追问的“仟悔意识”结合在一起，而不是像很多“文革”的受害者那样，简单地把 一切责任都推给了“四人帮”，因而认为粉碎“四人帮”就解决了所有问题。巴金的反省包容了对历史和未来的更大的忧虑。巴金还不断反省自己的“文革”经历与曾像奴隶似的心甘情愿地低头认罪，主动改造思想。他无情剖析自己“由人变成了兽”的 历史：“我怎样扮演自己憎恨的角色，一步一步走向深渊，这一切就像是昨天的事。”
巴金在《随想录》中真实地记录了“文革”给他和他的家人及朋友带来的身心摧残，揭示出“文革” 的恶性威力和影响并未随着它的结束而消失，他以噩梦中与鬼怪搏斗的场景不断向自己加以警醒。所以巴金在《随想录》中一遍又一遍地提倡说真话，认为“文革”的产生是由说假话造成的。巴金说，说的真话并不一定是真理，但真理是在真话的基础 上产生的。
巴金多次呼吁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让中国人永远记住“文革”的疯狂与荒谬，不再重演类似的历史悲剧。“经过半年的思考和分析，我完全明白：要产生第二次“文革”，并不是没有土壤，没有气候，正相反，仿佛一切都已准备妥善，上面讲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要是拖长一点，譬如说再翻一番，或者再翻两番，那么局面就难收拾了，因为靠 “文革”获利的大有人在。” 尽管这个呼声得到很多知识分子的支持，但是在官方刻意的逃避中就有如泥牛入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