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3日讯】（大纪元记者冯长乐采访报导）提起“新青年四君子”网民读者和致力于中国民主建设的朋友们并不陌生。对于中国大陆司法机构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对他们的宣判仍历历在目。2000年，徐伟、杨子立、靳海科、张宏海等人在互联网上发表《做新公民，重塑中国》、《怎么办》等文章，提出“中国当前实施的民主是假民主”、“结束老人政治，建立青年中国”的观点，并发起成立了新青年学会。徐伟被推举为该会会长。在一般人看来，新青年学会不过是几个有爱国热情的青年共同的业余兴趣和爱好结成的小团体，从其名称和宗旨”积极探讨社会改造之道“来看，也是学术性的，并未危害国家政权的安全。几个人的学术观点和认识层次各有差异，但共同关注国家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也正因为认识上的不同，才有必要在一起研究讨论。
然而在2003年4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说，徐伟等四人“秘密非法成立了‘新青年学会’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四被告人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已构成颠覆国家政权罪”。“四君子”百口难辩，锒铛入狱。他们在狱中的情形如何，人们无不挂牵。新年到来之际，带者关爱和祝福记者采访了“四君子”之一的徐伟的父亲。
老人家目前生活在山东烟台，就徐伟这一个宝贝儿子。在徐伟的成长中投入了老人全部的心血。谈到他儿子徐伟老人家的话匣子就收不住了。动情之出忍不住潸然泪下，让记者好一阵心酸，记者似乎感觉到这个饱经风霜的老人生命中的所有、精神上的寄托只有儿子徐伟。
徐伟作为研究哲学的研究生，共党员，被判了十年徒刑。他的父亲对这个结果是义愤填膺，坚决不承认的，坚定予以否定的。
记者：您儿子年龄多大呢？他曾经在哪上班呢？讲讲您儿子的情况好吗？
答：他今年30岁了，是研究哲学的研究生，共党员，也是记者，在北京《轻工业报》社。我儿子他们5个被抓的人里有四个是党员。他们都是大学二年级入的党。进了监狱都被开除党籍了。我儿子过去是班长、保送生，可以说是品学兼优。被抓的孩子中，他们都是本科生和研究生。这些孩子他们就是对中国的腐败有看法。他们是党员在履行他们的职责，反腐败无罪。
把这些年轻人、党员抓起来还判了罪，很多人们理解不了。过去还都是班长、保送生，未来国家的栋梁，国家的才子，可是被国家给他们定了罪，他们有什么罪？人人可以监督政府，你政府有问题还不让人说，国家确实存在腐败现象，国家不去治理这些腐败分子，反倒惩罚提出问题的人，颠倒黑白，是非不清，反腐败是中央提出的。人民反腐败没有罪。国家给他们判刑，国家在犯罪。
我儿子是好孩子，还这样年轻，人生才刚刚开始，他的女朋友只有26岁，怎么能让人家等10年呢？已经一年没联系了，她也不能看徐伟，不是婚姻关系。好好的一对，也给拆散了。我们在山东烟台。判他十年投入监牢，真狠呀，他们要毁了这些孩子呀。这些个年轻人无罪。罪在国家，国家在腐败在倒退。
记者：徐伟是怎么看待这个判决呢？
答：2003年11月这个判决徐伟认为是错误的，这些搞政治的人没事给找个事找个罪名。他到现在都不承认自己有罪，他说是冤假错案。反腐败何罪之有？我没有罪。就是不认罪。
记者问：您能见到他吗？在监狱中的情况怎样？
答：一个月只能见一次。只能是直系的亲属见，其他人不行。他在里边到底情况是什么样，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因为每次见面是隔着玻璃墙，互相能见到，但说话要用电话，他身边就跟着狱警，在他们的监督之下，什么也说不了，说多了，说“有用的”，电话就掐断了。实际上他是被控制着，什么也不能说呀。实际的情况，说里头有多残酷，都怎样对待他，尽管我们都很想知道，但无从知道。
记者问：平时可以能写信、打电话吗？
答：可以写信。我不写，我也不让他写。我要写了鼓励他的话，说他没有犯罪，监狱也不会让他看的。他要写了什么，我也看不到的。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加重对他的迫害。
记者问：您作为他的父亲是了解儿子的，您都为他做了什么呢？有没有要求他们放人？
答：是，我对所有的人都说，我儿子没罪。法院的判决根本是错误的。我要求政府无罪释放这些年轻人。我每个月都去上访。我写信给中纪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国青年报等20多个机构，我们写的信措辞也是很严厉的。把我儿子还有其他人几个人的事情实事求是的告诉他们，给他们伸冤，可是到现在没有一个单位给答复我。尽管有些失望但我一想到我儿子那样坚定，受那样大的委屈，我也要坚持住（老人家哭了）。。。。，可以说我是在为我儿子活着。
记者问：跟徐伟一起被判刑的还有其他人，您跟他们的家属亲人有没有联络呢？他们是什么态度呢？
答：我们这些受害人家属已经走到一起了，联合商议，要一起去上访，我们是一个生命体共同体。要让他们重新审理，写信不管用，没人理，那我们就一起去找他们，我们亲自去登门上访，看他们怎样说，怎样做。要一起去上访。我们整理很多材料，我们要去给无辜入狱的孩子伸冤呐喊，让国家重视这个案子，重审，让我们的孩子早日离开牢笼。他们的生命应该在事业中在家庭中度过而不是监狱。到现在我家还被监控着，出门、上网、电话都被人监控。
打开网站看到当初徐伟的辩护律师莫少平的辩护词，律师是这样评价整个事件的：
“徐伟等人，一无经济地位、二无社会地位、三无政治地位，全部会费只有不足二百元人民币，吃饭用了一些之后，只剩下一百元左右。他们凭什么去颠覆国家政权？他们既无兵马，也无粮草，更无装备，手无寸铁，谁都知道的毛主席的理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徐伟作为研究哲学的研究生会不知道？
“徐伟他们关心农民，帮助农民，他的休息时间不是像有些当代青年一样去“蹦迪”、去“追星”、去“搓麻”，而是“走进农村，关注农民”，赒济民工、针对民工子弟支教、捐建民工子弟学校图书馆、到农村进行村民自治宣传以减轻人均负担、义务为民工子弟学校服务、积极探讨社会问题、将自己的所学积极实践等等，凡此种种，难道是坏事？难道是犯罪？试问面对这样关心国家的青年、无私无畏的青年，我们不帮助、不指导、不鼓励，却反而扣之以“图谋不轨、颠覆政权、心术不正”的帽子，我们有何颜面去面对父老乡亲？难道那些一天到晚浑浑噩噩、自私自利、毫无责任心的年轻人倒应该表扬？就因为他们什么都不做、无所事事？
徐伟等人满腔热情地投入到使国家文明、科技领先、经济强盛、政治发达的探索中，看到他们有些方法、思想不正确，我们不加以点拨、指正，却将他们置于“极度深寒”之中，于心何忍？因为个人能量有限，他们成立了学会，积极交流、探讨，由于学会未经注册、讨论问题过程中言语过激，于是，我们的安全机关不但不引导他们走正确的路，反而无视《宪法》规定的结社、言论自（和）由，咬文嚼字地大兴“文字狱”，甚至在徐伟等人的学会解散后，仍然冠之以“颠覆政权”之名，意欲置这些热血青年于“死地”，敢问，此等行径，会给中国的人民什么印象？会给意欲了解中国的他国人民什么印象？他们会问：中国的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到底是为了国家的安全，还是为了自己的饭碗而颠倒乾坤、为了自己的一次误断而绞尽脑汁地欲盖弥彰？”
奉献与背叛—-华盛顿邮报有关北京“新青年学会”案的长篇报导中指出：在天安门广场事件发生近15年和前苏联政权倒台13年后，中国共产党已变成全世界最大的、可能也是在权力主义上最获成功实践的政党。那么，“新青年学会”的遭遇则给外部世界提供了一个机会，去窥视这个政党为了维持其权力垄断而不惜动用诸多手段，以及在这种政权统治下人们所面对的困难的道德选择。“新青年学会”的命运同时还彻底地明示出，共产党政权得以幸存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凡是任何被视为一种潜在威胁的独立组织，都会被镇压下去。(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