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28日讯】(大纪元记者岳芸报导) 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傅利曼曾经在1988与赵紫阳会谈，赵请教这位远道而来的经济学者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建言。傅利曼畅言一些放诸四海皆准的自由市场大原则，赵表示要好好来研究那些建议。傅利曼并比较了赵紫阳与江泽民的不同之处。
1976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傅利曼曾经去过中国大陆三次，分别是在1980、1988、1993，第二次行程最重要的事就是与赵紫阳见面。根据傅利曼与其夫人在1998年合著的自传《两个幸运的人》(1999年台湾先觉出版社发行中文版)，傅利曼认为赵虽然没受过经济学的教育，却是颇能得其精髓。
傅利曼与赵紫阳会面时，赵一开始就说：“在经济学方面你是个大教授，我是个小学生。”接着，赵紫阳详细介绍了中国的情况，傅利曼认为“他(赵紫阳)对经济情势、市场运作的了解是十分深入广泛的。”他的说明“条理分明、简单易懂”，傅利曼听了回应道：“你对中国经济情况的分析，我觉得你是天生的教授！”
赵紫阳闻之哈哈大笑，说道：“我只读过中学。”
傅利曼回答：“一个人在学校的时间和他所具备的学养是两回事。有些人在学校念了许多年，但没有什么学问；有些人在学校受教育时间不长，但很有学问。”
赵紫阳展现对改革的坚定决心
在他们两人的会面，傅利曼对赵紫阳很深刻的印象是：“赵认为重大改革确有必要，并表示出对改革的开放态度。”
傅利曼认为赵紫阳在描述中国经济情势与面临的问题时，提起有个要点：“本党十三次代表大会，确定我们经济运行的机制是，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
这位诺贝尔经济奖得主表示，这两机制组合是不可行的，但赵在接下来的谈话与回应傅利曼时都流露出，了解这两个机制有先天上的矛盾，江泽民则没有这种认识。“赵真正了解开放市场的意义何在，江泽民则未必。”傅利曼道。
“他是真的相信妥善利用市场机能可以促进经济成长，增加共产的稳定与权力，不是要让党细密的控制经济发展，而是要去促进人民的福祉与繁荣。”傅利曼说虽然不同意赵的这种理念，但绝不怀疑他的诚意。
通常赵紫阳会客时间在半小时左右，傅利曼提到，可是那次的会谈则长达两小时。
在两人的对话里，傅利曼表示，相隔八年，此次前来，发觉中国已有极大的改变，改革已有很大的进步。赵紫阳回应，中国已改革十年，见到八年前后不同的变化，主要也显露出了经济的活力，不过还是面临到很多复杂的问题。
中国首要改革的三大问题
提纲挈领来说，赵紫阳首要改革中国以下三大问题：价格改革、治理通货膨胀、实行企业分股制。第三点是针对国营企业的一大改造，赵说这点是受到联邦德国的启发。赵坚决的向傅利曼表示：“中国改革的方向是不会变的，会一步一步坚定不移的走下去。”
对于给中国大陆的建言，傅利曼说：“经济学有一条重要而简单的规律，就是人们花自己的钱比花别人的钱谨慎。这解释了为什么乡镇企业比国营企业来的有效率，私营企业又是最高的原因。因此，中央权力下放是个关键，下放得越多越好。”
谈到权力下放的问题，傅利曼表示：“企业要有活力，最主要是创造一个竞争的环境。……我建议中国政府取消许可证。无论是乡镇企业或是私人企业都要让它们有竞争。”
最后傅利曼重申：“改革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不要半途陷入‘胶着’，南斯拉夫是个先例。如果南斯拉夫的工人可以转让产权的话，情况就会不一样了。我非常赞成总书记刚才说的，中国改革要继续下去，方向不会变的话。”
傅利曼补充说明，香港、南韩、台湾、新加坡等地发展得很快，三十年的成就等于西方两百年。最成功的例子就是香港，因为中央的干预最少。他并诚心祝愿“中国人民更加富强，希望中国改革成功，为人类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赵紫阳则表示：“我和同事们会好好研究你的建议。总之，中国的改革是不会变的。”
事后的回忆，傅利曼也有对于天安门事件的描述：“赵非常清楚镇压会失去权力，但仍然拒绝对示威者给予强力镇压。”在天安门广场听到赵感性的说：“将不会再见到大家了。”现场闻此语者告诉傅利曼：“许多人当场掉下了眼泪。”
1993年，傅利曼夫妇再次回到北京，邀请单位也办了一场午餐会，许多在1988年共餐的人都在场。傅利曼说：“那是一个感人的场合，来来回回的讨论，每个人都对赵紫阳时期充满了回忆和惆怅。”
第三次中国行与江泽民会谈
1993年傅利曼夫妇的中国行，在上海时有机会与代表各界的九位客人共进早餐，来自国营与私人企业的都有。在激烈的讨论里，尽管大家都认为私人企业利多于弊，可是国营企业私有化的过程并不顺利。傅利曼举了一例：
有位国营企业的代表，努力依照赵紫阳与傅利曼在1988年讨论的方针，把国营企业公司化，而不是私有化，但却碰到非常大的阻力，因为国营企业的经理不愿放弃原先的权力。
那时外国投资中国所带来的影响已广受注意，傅利曼说：“(这)其实是好坏参半的。外资如果以公平的条件与本国资本竞争，它就是好事；外资如果是受到政府优惠条件的吸引才来，就不是好事。这种投资是要付出代价的。”
傅利曼说这次行程最值得一记的是在北京与中共总书记兼国家总理江泽民会面。江首先要客人发表意见，傅利曼讲了十分钟左右，谈金融问题、复式汇率、提供外资过度优惠等的看法。接着，江滔滔不绝讲了约略有四十五分钟，而他们预计的会谈时间是一小时。傅利曼说：“我估计江泽民可能根本不打算听我们必须说的话。”
江泽民在会谈里，一直提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观点与赵紫阳、傅利曼大不相同。江认为市场应纯属中心严格控制的机制，并且推举日本和新加坡，以为日本战后的成功发展是由通产省主导，新加坡的成功则归功于李光耀。傅利曼说：“这些模式对于江泽民有吸引力，因为使得中央政府居于领导地位，在采取市场机制争取成长与繁荣时，维持自己权力与重要性。”
中国实验最有希望的阶段
回顾三次中国行，傅利曼认为第二次造访，可能要算是正值“中国实验最有希望的阶段”。当他重新检视两次访问所做的笔记，才发觉到1980至1988年间的变化是多么的剧烈。经济自由有限度的开放，大幅改变了中国的外貌，由此更加深了他对自由市场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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