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要闻

谢长廷:朝野面临合作共生或零和抉择(四)

【大纪元1月27日报导】合作共生 毕生信念

眼下的政局,使得呼吁“合作”、“协商”看似时势所趋。然而我之提倡“合作共生”,并非为了一时。“合作共生”的理念,实是我个人的生命哲学,以及二十余年来从事政治工作的核心价值观;亦是我从做为一个青年法哲学学者,直到参与政治以来,研读东西方思潮、观察台湾社会之实相、与国内外知识份子对话、以及从政经验与个人生命体验之所得。

多年来我所大力鼓吹的“台湾命运共同体”以及“台湾新文化”,其核心理念就是“合作共生”。当年我创办“新文化”杂志,也是为了向社会介绍这样的思想,并且推动台湾走向“合作共生”的“理性社会”。依我的信念,活在地球上的人类,“合作”是义务,“共生”是责任。人类的普世价值,如大同、博爱、恕道、慈悲、和平等,其内涵不外就是“共生”而已。

此次我受命组阁,所秉持的理念与过去完全一贯。关于新政局的挑战,以及新行政团队的组成,陈总统曾经与我数度深谈,两人在理念上有充分的沟通。陈总统筹组新行政团队的做法,就是先谈目标再谈人事。

新行政团队的首要目标是什么?当然就是“安定”。如何追求安定?就是透过理性对话与善意协商。筹组一个以“安定”为目标的新行政团队,就是陈总统找我组阁的理由。而陈总统以“安定”做为目标,以协商、对话做为方法,也是我欣然受命,北上组阁的原因。

我对于此时出任行政院长,并没有志在必得的执念,也没有舍我其谁的野心。担任高雄市长六年来,政绩逐渐地浮显,有如倒吃甘蔗一般,渐入佳境。

在挥汗耕耘后,终于可以微笑丰收的此时,离开我所热爱的高雄市,其实心中是十分不舍的;而在如此艰难的政局下,接任行政院长,于我也有如当年来到高雄从头做起一般,辛苦可以想见。

然而,我了解此时是我持续推动“合作共生”理念的契机。在行政院长任命确定之前,陈总统就与我长谈数次;而在任命确定之后,又有几度的深谈。关于如何安定政局、如何振兴经济的做法,我都曾向总统做过充分的报告。

陈总统有心推动朝野协商对话,开启政党合作,以期终结恶斗、与民休息,与我的理念深切契合。从旁观察陈总统,我认为在连任之后,他是比过去更有实权、更有实力的。

他打赢了艰苦的总统选战,也赢得了选举诉讼,以及真调会条例的释宪案。在新的任期里,他没有理由比去年刚当选时、或比第一任任内更为弱势;也就是说,他大可采取比过去四年多来更强硬的立场。然而他并没有这样做。他非常努力,要在这第二任的任期内,为台湾做更多的事。

为了做更多的事,他愿意放开心胸,展现气度,与在野党协商、合作,我认为这是台湾之福、人民之福。也因为陈总统的心意、想法,与我长年的“合作共生”理念一致,因此我愿意尽心尽力来协助他,为台湾开创一个“非零”时代。

非零年代 台湾跃升

回顾过去,台湾在“零和”斗争下,消耗了相当宝贵的一段时间。“零和”的政治体系,无法为台湾解决各种问题,已经是非常清楚的事实。陈总统宣示开启朝野协商对话,推动政党合作,来追求安定的政局;主流民意也展现了开放的态度,愿意接受政党合作的制度安排。

现在就看各政党领导者,是否拥有足够的政治想像力,来建构更精致复杂的“非零”系统;以及是否拥有足够的道德勇气,承担一时的质疑与攻击,为台湾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此时,台湾拥有了选择的机会。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合作共生”的“非零”安定新局,也可以选择回到过去的“零和”斗争游戏里。

二00五年,可以是进步年代的开端,也可能是退化年代的起点。我心爱台湾,不愿见其倒退,所以在此关键时刻,提出个人见解,提供社会参考。

我相信,一个“合作共生”的新政局,不只能够结束台湾政治的内耗、空转,为社会带来安定与信赖,为人民带来快乐与希望,更能将民间的活力与潜能彻底开发出来。“合作共生”的机制之产生,将是台湾跨越进步与倒退的临界点,进入文明跃升的开始。

在“合作共生”的“非零”年代里,人民福祉会有更大的实现,台湾将能够大步迈向“正常、完整、进步、美丽而伟大的国家”。940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