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25日讯】宇宙之中，普遍的物理现象，具有其必然性，也具有偶然性。这两种现象，犹如存有的一体两面，具有统一与矛盾的关系，也各自具有二律背反的形式。这两种现象，决定了宇宙之中，许多物理的运动与发展规律，使宇宙呈现出，许多千变万化的自然现象。
一、人类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
人类的历史，也具有这两种现象。这两种现象的关系与结构，非常类似宇宙的物理现象，它成为改变人类历史的原因，也成为决定人类命运的关键。
以人类的民主文化为例，它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例如，西方的基督教文化、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全球化潮流等，都是促成人类民主化历史的必然性力量，不论人类怎么样抗拒，这个大潮流，它都无法改变人类全球民主化的历史必然性。
人类民主文化，也具有历史的偶然性。例如，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中国国民革命等，都是由无数的偶然因素，所产生的历史结果，这些偶然因素，包括无数的人文、社会、时代环境等因素，只要其中一个因素改变，那么这些历史事件的面貌，可能会延后或改写。
从人类文明长久酝酿的发过程而言，人类的历史事件，具有必然性；从人类文明的个别事件发生现象而言，人类的历史事件，具有偶然性。换言之，所谓的人类历史的必然性，其中包含了许多历史偶然事件；所谓的人类历史的偶然性，其中也包含了历史必然性的动力。
二、人类的自由意志与历史抉择
从人文的观点，来思考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它具有一个客观的联系关系，那就是人民的自由意志。它可以改变人类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使它呈现不同的发展方式与形态。
这种人民的自由意志，就像《圣经》中伊甸园的故事，人类吃了智慧的果实之后，他便具有了判别的能力，也具有了自由的意志。自此之后，爱与恨、善与恶、正义与不义、幸福与苦难，便永远成为人类自由意志的宿命。
这种人民的自由意志，也代表人类在不同的时空环境之下，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心灵需求。换言之，这种人民的自由意志，与人类的心灵需求，具有密切不可分的关系。
人类的心灵需求，具有两种潜在的前提条件，第一种为特定的时空环境条件，它包含人种、文化形态、理念价值、器物文明、社会阶级、政治制度、经济分配关系、教育内涵结构、自然环境、自然资源、生产力等。第二种为先知的启发或号召，当人类面临了，特定的时空环境状况与问题时，人类基于生存与发展的形式，通常会面临许多迷惘与抉择，那些较聪明的先知，他们会根据时代的需要，提出一些看法，作为一种思考的指标，帮助人类进行未来命运的抉择。
这种人类心灵的需求，会激发人民的自由意志。人民的自由意志，在面对人类历史大潮流与变革时，具有三种不同的选择形式，第一种是文明的传统派，第二种是文明的改良派，第三种是革命派。
所谓的传统派，是指以优良的传统方式，来解决历史问题。所谓的改良派，是指以改良传统的方式，来解决历史问题。所谓的革命派，是指以打破传统的方式，来解决历史问题。这三种方式，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之中，都具有一定的意义。
由于人类人性，具有善与恶的两元特质，因此上述三种不同的选择形式，也会呈现出善与恶的不同结果。换言之，人性的两元特质，将会决定上述三种不同选择形式，它的最终内涵与结果。
然而，人类文明从文艺复兴后，开启了人文主义；启蒙运动时，学者主张人的自然平等，认为每一个人都有基本权利与尊严，而且不能被剥夺。这两个运动，都受到《圣经》与基督教文明的影响，它最大的意义，在于将基督教的神权思想，导入世俗化的人道理念，这些人道理念，主要以《圣经》中的理念为基础，例如爱、正义、平等、自由等价值观，这些价值观，促成了人类民主与人权的概念。
在这两波文明运动之下，导致各种民主化的潮流，例如1689年英国的光荣革命，英国发布《权利宣言》，确立了英国议会制、议会选举制、市民权利、自由言论权、独立司法权；1775年美国宣布独立，1776年签署了《独立宣言》，其中阐述了人人生而平等，人民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等；1789年法国大革命，确立了自由、平等、民主、人权、公民权、制定新宪法与主权在民的概念，议会发表了《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
自从上述的民主化潮流出现后，使人类对传统的政体，有了新的抉择，人类面临了选择专制或民主政体的问题。
三、论专制主义下的妥协意识与不妥协意识
中国的古代政治的历史，也有不妥协的意识。例如，属于政见与权力的抗争，或者属于保卫或拥护政权的抗争，前者如屈原、东林党、王安石、谭嗣同等，后者如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王国维等。上述两种不妥协的抗争意识，都是属于维护专制政权的行为。
至于中国民间的不妥协意识，可以元朝关汉卿的《窦娥冤》剧为代表，窦娥是中国专制体制下的受害者，她被诬害致死，最后化成了鬼魂，向人间控诉冤屈，最后得到了平反。这幕戏，成为中国民间不妥协意识的典型代表。
中国人的命运，就像窦娥一样，在专制文明之下，受到不公不义的对待，但是中国人，如同窦娥一样，从来不敢公然跟这个专制政权对抗，也不敢公然向专制政权的合法性挑战，而是不断地要求惩治贪官污吏，或要求平反。
这幕戏，有一个重大的结构性命题，窦娥并没有在现实生活当中，得到平反，而是死亡之后，变成了鬼魂，借由鬼魂的哭诉，才得到后人的平反。这种故事结构，代表了中国人在现实中无法抗争的绝望，只能在超现实的世界中，寻求精神上的自卫与补偿。
此外，这部剧又名《六月雪》，因为窦娥被处斩的时候，正好是六月，天空飘着如泪的雪，六月雪已成为中国人冤屈与苦难的具体像征。历史竟然如此地巧合，1989年的六四民运，也在六月，难道六四也是一场《窦娥冤》的剧？
中国人不应该再接受《窦娥冤》的剧本了，中国人应该走另外一条路，那就是对不公不义永恒的对抗，对专制政权彻底的决裂，对一党专政政权彻底的唾弃。中国人需要在灵魂之中，彻底拔除恐惧，彻底消灭妥协意识，彻底摆脱容忍意识。
在人类历史大是大非的重要时刻，中国人不能够再表现，那种莫名其妙的中庸态度了，那是一种残忍的乡愿，那是一种漠视人间苦难的行为，也是一种容忍社会不公不义的做法。如果人类不敢向邪恶抗争，不敢向黑暗挑战，不敢为自由而奋斗，不敢为正义而牺牲，那么人类的灵魂，只能永远沉沦在黑暗的宇宙之中，这就是过去与现在中国人的命运。
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客观事实而论，一个文明要从专制形态，过渡到现代民主宪政，最快的形式，是革命的方式，而不是传统派或改良派的方式。
以21 世纪民主的理念与潮流而论，前者可以快速引进，自由、平等、民主与人权的理念，而后两者，却无法有效摆脱，专制文明的魔咒，也无法有效引进，自由、平等、民主与人权的理念。专制文明，绝对无法容忍自由、平等、民主与人权的价值，现代民主宪政与专制文明，具有不相容的特质，很难透过和平演变的方式，来转化专制文明，使它成为民主宪政的文明。
因此凡是以传统派或改良派，为现代政治改革的方式，最后终不免沦为失败的命运，这就是20世纪，中国文明追求民主宪政失败的原因，因为大部分的知识分子与人民，都是以与专制妥协的方式，来推动民主宪政。即使是1989年的民运，也是在妥协主义的意识下，屈服了。
妥协与不妥协意识的差别，就在于其结果，前者是中国的六四民运，后者是苏联解体与美国独立的原因。历史十分残酷，非常无情，如果人类历史定位错了，或立场偏离了，其结果可能就是那种可怜的失败或毁灭命运。
换言之，在专制国家，凡是企图以妥协意识，来追求或推动民主宪政者，这种做法，有可能被专制的力量所击溃，专制的力量，包括残忍的谎言与暴力，这种力量，专门对付大多数软弱的人民，它绝对不敢对付大多数不妥协的人民。
以台湾的民主化为例，它绝对不是一种和平演变，也不是一种宁静革命，而是一种不妥协的革命抗争。所谓的和平演变与宁静革命，只是没有参加过美丽岛事件的人的看法，笔者亲自经历过这个事件，怎么会不知道？
如果不是郑楠榕自焚，如果不是施明德狱中绝食，如果不是美丽岛事件所有领导人，承认颠覆政府罪，那么他们如何能激起台湾人民的支持，产生伟大的精神力量，造成社会巨大的舆论与声援力量，最后迫使蒋经国，做出开放党禁、报禁与解除动员戡乱条款？难道蒋经国会比邓小平更开明？他们都是誓死保卫专制政权的人，千万不要对他们存有任何幻想！
如果那些美丽岛事件的领导人，也像六四的领导人一样，跑到国外，那么人民如何能继续抗争下去？事实上，美丽岛事件的领导人，没有人被屠杀，反而颠覆了政府。
四、论民主时代的妥协意识与不妥协意识
专制国家，过渡到民主宪政，有很多经验，可以提供给中国民主化的参考。这些经验，大多属于不妥协的革命意识，而不是妥协性的和平演变。
例如，1911年中国的国民革命，它受到了黄花岗72烈士的精神感召，最后全国人民都站起来，推翻满清的政权。中国人可以从林觉民的《与妻诀别书》了解， 72烈士那种大无畏与义无反顾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永不妥协的革命意识。72烈士，远比1989年民运死伤的人数要少，为什么它能成功，而民运却失败？因为两者的精神力量，绝然不同。
72烈士，充分传达了不妥协意识，虽然他们失败了，但是这种不妥协意识的精神，却深深地种植在所有人民的心中，于是人民走向街头，推翻了可怕的专制政权。但是六四民运，并没有这种不妥协的精神，一旦中共开枪，所有民运的领导者，全跑光了，留下了那些学生，他们死了，既然所有民运的领导者，全跑光了，那么人民为什么要继续抗争下去？
那些因为六四，被关押的人，有些人感到受骗了！不仅如此，连那些死难的家属，也感觉受骗了！还有那些胆怯的人民，也感觉受骗了！那种感觉，就像被革命的战友欺骗了一样，说好了大家一起革命，但是当我开始革命时，其他人却没有跟进，原来革命都是假的。只要所有的人，没有同进退的心理，不管在场的人，或不在场的人，都会产生一种被骗的感觉。
事实上，大家的理想都是一样的，但是如果革命的定位错了，信仰的力量不足，心中仍然充满了恐惧，那么这种薄弱的意识，就会成为专制野兽屠杀的借口。如果中国人能够请教养狮子专家的意见，他一定会告诉你，千万不要在狮子的面前，表现出恐惧或退缩的行为，否则一定会激发野兽，那种屠杀的疯狂意念与行动。中国人说，两军作战，勇者胜，惧者败，这就是六四产生大屠杀的根本原因。
没有了不妥协意识，没有了精神信仰，没有了灵魂力量，不论是死去的人，或是幸存者，都有可能感觉受骗了！这就是六四后，中国人民犬儒心态的根源，也是人民希望与信仰破灭的原因。
再如，1775年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在美国独立战争时，发表了“不自由，毋宁死”（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的演讲，其中特别强调：“如果我们希望得到自由，如果我们真要维护长久以来为之奋斗、使之不受侵犯的神圣权利；如果我们不愿卑微地放弃我们长期进行的、誓言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崇高斗争，那么，我们就必须战斗！”。
这种“决不罢休的崇高斗争”的想法，就是美国独立战争的抗争意识，，它使美国摆脱了英国专制的控制，开启了美国2百多年的民主宪政。1989年中国的情况，与美国1775年情况有些类似，甚至中国比美国，拥有更多有利的条件，但是为什么两国却有不同的结果？
事实上，1989年的中国民运，刚开始时，也具有极强烈的不妥协意识，当时人民要求自由、民主与人权，但是这场运动，最后被异化了，成为学生爱国主义的运动，学生要求中共，承认学生是爱国的行为，却不是要求中共放弃一党专政，也没有公然挑战中共政权的合法性，最后成为一种妥协的运动。
为什么这场运动，这么容易被异化，因为学生的信仰力量不足，恐惧意识作祟，缺乏不妥协意识，最后只要高层政治人物出现，说学生们是爱国的，说学生们是拥护共产党的，说学生们不是颠覆政府，甚至提醒学生要理性要冷静，那么这个运动崇高的理念与信仰，便会立即土崩瓦解，不是吗？
学生们不理性或冷静吗？是中共不理性或冷静，他们拒绝放弃专制，他们决定屠杀！学生们为什么要拥护共产党？共产党实行专制、剥夺人权、贪污腐败，学生为什么没有颠覆政府的权利？难道美国宪法同意人民颠覆政府，而中国宪法却不能同意人民颠覆政府？中国人不是人吗？学生们如果不爱国，为什么会走上街头？为什么要到天安门绝食？难道还需要任何政治人物来肯定吗？那么人民岂不是丧失了统治者的地位吗？
现在还有很多人，不断地要求中共平反，甚至要求中共给一个公道，难道六四学生的死，只是为了平反与公道吗？只有一种方式，可以让这些学生安息，那就是中共下台，其它任何一种公共诉求，都是对死者莫大的侮辱，中国人不可以再自我加深罪孽了！
在专制体制下，它具有一种历史的必然性，除非人民可以表现出，充分的不妥协精神，否则永远无法改变专制历史的必然性。六四民运，本来可以成为推翻一党专制的运动，创造中国新历史的偶然性，但是，由于六四运动的主轴，它被悄悄地异化了，使它成为一种爱国主义，它不是一种高度的人权革命，也不是一种高度的信仰抗争，因此它无法摆脱失败的命运。
换言之，六四大屠杀事件，并非偶然性的事件，也不足以令人意外，它具有专制的必然性，是一种合理的因果关系，也是一种必然性的机遇。中国人必须冷静地承认这个残酷的事实，在悲痛之余，千万不要忘记了，以一种绝对理性的态度，来面对悲惨的事实。
由于这种妥协意识的产生，使人民失去了，不妥协抗争的意识，造成人民一种错误的意识，这种错误的观点，就是体制内改革的意识。当中共用枪炮，回答了学生的要求之后，人民便一哄而散。
这种现象，好像讨债一样，刚开始，债权人要求债务人还钱，债务人说没钱，于是债权人只好改变态度，要求债务人承认欠债，最后债务人根本不承认债务，于是债权人摸摸鼻子走了，临走时，还不断地大声呼喊，告诉债务人必须认账。所谓的债权人，就是人民；所谓的债务人，就是政府，所谓的要求认账，就是人民要求政府，承认人民是爱国的行为；所谓的临走后的呼喊声，就是要求平反。
这不是很荒谬的逻辑吗？人民是统治者，但是人民的表现与立场，却是承认人民是被统治者，人民要求自由、民主与人权，最后竟然变成，要求政府承认人民是爱国的，政府应该平反人民。这种逻辑，与《窦娥冤》剧本的概念，有什么不同？
五、重建中国的不妥协精神，推翻共产专政，重建新家园
六四的大屠杀事件，已经清楚地告诉了中国人民，体制内的改革，是不可能的，只有体制外的革命，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用妥协的意识，来要求中共放弃专制，只会让中共更肆无忌惮。如果用妥协的人民运动，只会促成专制的镇压或屠杀，只有用永不妥协的抗争意识，来号召人民，才会减少人民的死伤，也才会唤起人民的清楚意识，推翻专制。因为当人民获得了巨大的心灵力量时，中共才会退缩与下台。
所谓的非暴力革命，比暴力革命更困难。它需要革命的领导人，具有坚强的理念与信仰，如此才能感动所有的人，使所有的人同心一德，达到革命的目的。
从六四时，天安门学生活动可知，大部分的人都缺乏自由、平等、民主与人权的信仰，这种非暴力革命的理念，多么重要？也多么严肃？怎么可以容许，学生打桥牌、嬉笑、聊天、喧哗与自由行动？
所有的人，都应该像法轮功学员一样，静静地坐在那抗争，这才是真正的非暴力革命！如果不这么做，如何能充分体现对理念的坚定信仰？如何能充分体现那种根植于灵魂的生命？还有那种永远不可被剥夺或消灭的意志？
未来的中国革命，绝对不是要求平反，绝对不是要求体制内改革，绝对不能与中共讨价还价。中国人民，必须行使统治者的权力，要求中共下台！
请所有中国的知识分子，先确认自我的立场，千万不要含糊不清，也千万不要再幻想体制内的改革，否则一旦有民主运动的时候，如何要求人民继续抗争下去？
我并不怀疑中国知识分子的知识力，也不怀疑他们，对民主宪政的渴望。但是，我质疑他们的立场？我也质疑他们要带中国人民去哪里？在这个历史大转折点的时期，中共即将大崩溃前夕，我必须大声地喊出来，中国知识分子们，请你们搞清楚立场，请你们醒一醒！
如果你们头脑不够清醒，那么人民如何能清醒呢？
20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如康有为、梁启超、陈独秀、孙文、胡适、蔡元培、罗家伦、鲁迅、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等。由于他们缺乏对专制政权的抗争精神，他们不敢公然谴责、决裂、唾弃与干涉专制政权，造成了中国人20世纪的所有苦难，他们应该忏悔，他们是有罪的！
如果中国知识分子，能够改变灵魂的结构，也改变信仰的方式，例如，以亨利(Patrick Henry)、亚当斯(Samuel Adams)、华盛顿、杰弗逊、富兰克林、林肯、马丁•路德•金、托尔斯泰、甘地、德雷莎、吉拉斯、哈维尔、索忍尼辛、昆德拉、里根、小布什等人，为自许，那么中国知识分子的思考方式、立场、态度、做法与行动，绝对不一样！
未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必须学会反省与忏悔，否则怎么有资格为中国创造一个伟大的文明？
革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它需要靠伟大的爱与希望，也需要靠伟大的信仰与理念，才能够推翻暴政，重建新家园。
当中国知识分子，向中国人民发出抗暴的声音时，如果你们得不到人民的回应，请不要急着谴责人民，请先批判与谴责自己，因为一个没有经过灵魂大鞭笞与忏悔的人，他的心灵，绝对无法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如果心灵能量不够，怎么有能力号召人民？
中国人民，能够再相信中国知识分子吗？
2005-1-23
－－转自《新世纪》(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