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洛诵: 中国贫瘠土地上的一轮朝阳
【大纪元1月24日讯】今天，共产主义的画皮被一层一层剥落，在全世界裸露出滔天的罪恶，其强弩之末犹在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庞大最封闭最黑暗的地狱里肆虐。自由主义法学家袁红冰先生卧薪尝胆、忍辱负重写出的几本巨着陆续与我们见面。
我得到袁红冰小说体自传《文殇》与《自由在落日中》。这是与我以前看到的任何大陆出的海外出的自传与小说迥然不同的作品。在本文中，我想谈谈读《文殇》的感想。
在这部惊天地泣鬼神的自传里我看到一个自由、美丽、高贵的生命成长的艰难过程。
袁红冰诞生在内蒙古高原的呼和浩特市的一个知识份子家庭里，他是血性与智慧的结晶。他有着英国诗人拜伦式的侠义心肠与超出常人的激情。
他生长的时代是全中国人民处于中共极权暴政的奴役之下，知识份子、工人、农民被剥削，劳动成果被掠夺，思想被钳制，感情被欺骗被愚弄的时代。共产党靠着有计划的阶级消灭的铁血政策维护血腥统治。袁红冰，这个生活在内蒙古高原的少年，在文革一开始，就切身体会到阶级压迫，红卫兵让他们胸前要挂黑牌子，以示出身属于“黑五类”，他带上善良美丽的母亲不得不为他缝制的黑牌子，像我们一代人一样，这是他觉醒的起点，点燃他胸中反抗的火焰，这也是他走上“英雄人格”命运的开始。
文革中，他所敬爱的老师被辱被毒打，他朋友的父母自杀，政治犯被一批一批地枪毙；他当了四年农民，看到农村惊心动魄的贫瘠，与他同住的一个老妇人的儿子在三年困难时期吃过人；他当了五年工人，看到工人在毫无安全保障的情况下工作，被毒气毒死，被掌权者欺凌。
他比生活在内地的人们更多看到一层民族压迫，内蒙古清查一个不存在的组织“内人党”，致使“数十万蒙古人，…… 受到监禁与酷刑的摧残，…… 数万人变成残废，…… 数字无法统计的人被迫自杀，大约两万多人在酷刑下死去。”（引自《文殇》124页）
袁红冰发誓要将这一切写出来，他在无比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写作。为了有个写作环境，他不惜牺牲婚姻；他写出来了，手稿被中共特务抢去了；他重新再写，他终于让那些反抗中共暴政死去的美丽灵魂在书中复活。
为了他们的复活，他却不得不经历比死还难受的屈辱。
在中国这座扼杀一切人性美的人间炼狱里，许多知识份子认识到生命的短促与可贵选择离乡背井，远涉重洋到国外谋生，寻求个人的幸福与个人的成功。
袁红冰可贵之处在于他断然拒绝这条路，自觉地担负起结束中国千年专制复兴中华民族之魂的道义与使命。
一九八九年“六四”运动，几十年来屈辱地跪着生存的中华民族，终于站起来，赤手空拳与中共暴政的坦克、机枪殊死搏斗。在这历史最残酷，人性最受考验的时刻，袁红冰挺身而出，作为北京大学一名法学教师，他带头成立“北京大学教师后援团”，在“六四”的那天，他和学生们，市民们浴血奋战，抢救伤员。
看到他描绘的“六四惊变”一卷，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不能不为之动容，不能不为之悲愤，不能不对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犯下的灭绝人性的罪行无比仇恨。
“八九年的民主运动在中国失败了，但是，染红盛夏夜空的‘六四’之血，都在遥远的异国他乡，浇灌出了生机蓬勃的自由之花。在相当程度上，正是中国共产党官僚集团对‘六四’的血腥镇压，在世界范围内摧毁了共产主义最后残存的道德基础。而道德性的崩溃触发了现代专制政治的历史性崩溃。几乎是转瞬之间，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极权政治，便在民主运动的狂风暴雨中化为一片废墟……”（摘自《文殇》667页）
从这个意义上，“六四”烈士们的鲜血没有白流，“六四”是中华民族为反抗人类历史上最黑暗、最残暴的共产党极权统治作出的巨大贡献。
坦克、机枪的血腥镇压，使更多人觉醒，使更多人坚定，袁红冰与他的战友们继续坚定地走在与暴政抗争的路上。
看完《文殇》，我觉得中国民主势力如同一轮朝阳在被中共蹂躏几十年贫瘠的中国大地上升起，亲吻着革命志士一代又一代前仆后继的斗争足迹，让我这个庸人也想加入英雄人格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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