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辉：以公共选择理论诊断政府官员的行为
【大纪元1月23日讯】总投资高达26.88亿元的北京国家大剧院在众人的质疑声中尚未完工，又传来广州歌剧院将于2005年1月18日正式破土动工的消息。如何看待和评价广州歌剧院的上马？笔者不妨用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等人创立的公共选择理论来分析之。
所谓公共选择，就是通过集体行动和政治过程来决定公共物品的需求、供给和产量。它是对资源配置的非市场选择，即政府选择。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也是由一群自私的理性经济人组成，它的选择，即公共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政治家和官员的动机支配。因而，政府的所作所为并不总像应该的那样或像理论上所说的那样“合理”和“有效”，比如，公共部门在提供公共物品时趋向浪费和滥用资源，致使公共支出规模过大或效率低下。
广州歌剧院的兴建就是资源的一种不合理配置或浪费。因为，广州市目前已有星海音乐厅、中山纪念堂、天河体育中心等大型音乐殿堂，再建歌剧院使广州同类的公共产品已超量供应。据报导，广州歌剧院的工程总建筑面积约4.6万平方米，内容包括1,800个座位的大剧场、4,000平方米的前厅及休息厅、2,500平方米的多功能厅和7,500平方米可容纳约250辆车的地下停车库等，总造价高达约10亿元人民币。而另一方面，广州其它的一些真正公益性的公共产品的供应却严重不足，比如，它的治安混乱、道路拥挤，抢劫、塞车等现象时有发生。与市民切身利益相关的治安、道路等公共产品的供应严重匮乏，而远离老百姓日常生活的所谓高雅的艺术殿堂等公共产品却不厌其烦地一再建构、超量供应。公共选择理论所揭示的政府失灵问题，在广州表现得竟如此淋漓尽致。
其实，中国的其它城市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比如，大型广场等公共产品近几年在中国的各大、中、小城市如雨后春笋般地超量涌现，而公民对教育等公共产品的需求却得不到很好的照顾。
政府官员为什么对大剧院、大型广场等公共产品的提供情有独钟、而对教育等公共产品的提供却毫无热情呢？公共选择理论认为，理性经济人的前提决定了政府官员的决策总是从个人的利益动机出发，而大剧院、大型广场等公共产品作为典型的形像工程、面子工程，能够最大程度地体现官员的政绩。教育等公共产品的提供固然也能够体现出官员的政绩，但没有形像工程那样来得立杆见影，也不能体现官员利益的最大化。
形像工程等公共产品的泛滥，又造成了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因为，官员花的是纳税人的钱，而花别人的钱是无需心疼的，又由于没有产权的约束，官员的一切决策不必担心成本问题，更没有什么利润的概念。官员在决策时无成本压力，又不用真正地征求纳税人的意见，自由度比市场中的私人企业家还要大，从而使不计成本的政府浪费行为不断发生。所以，政府官员的决策往往不能符合公众的利益，甚至与公众的利益背道而驰。另外，形像工程等公共产品不仅可以给政府官员树立起政绩，而且还可以给他们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工程招投标中的巨额回扣。这可能是所有官员热衷于大型、尤其是超大型建筑类公共产品的最大原因。所以，近年来中国的城市因大型公共设施的建设而发生方兴未艾地方政府行为的野蛮拆迁，是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驱动的。这实际上就是公共选择理论所说的寻租。在公共选择理论家眼中看来，官僚是效用最大化的即自私的寻租者。
公共选择理论为我们展示了一副悲观的图画，即由理性经济人组成的政府是靠不住的。我们过去以为政府及其官员关心的总是公众的利益。那不过是一种错觉。政治市场中的主体同经济市场中的主体一样，都是利己而不可能是利他的。那么，我们是否就由此接受这一悲观的现状呢？否也。公共选择理论给出的答案是，要解决公共选择即政府选择过程中所必然导致的恶果，就必须在公共领域建立自由民主的宪政制度，并以此来约束、规范和监督政府的权力，从而使政府及其官员的决策尽可能的符合公众的利益。而实现这一切的唯一路径，就是尽快启动政治体制改革。
──转自《民主论坛》(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