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17日讯】一、 政治上的“红杏处墙”
在中国民主化运动中的今天和未来时间中，赵紫阳这个人的意义的确不好安顿。他不像邓小平、陈云这样的直接向人民和民主运动举起了屠刀的杀人犯，将来一定要受到人民的审判和批判；也不像毛泽东那样因行为“出格”和精神的“出偏”而在一个瞬间中忽然地站到了人民一边，一时间变成人民的“救星”；也不像李鹏这样的人因为虎作伥而受到人民的唾骂；更不像江泽民那样贪恋个人权位而蝇营狗苟，倒有点像他的前任总书记胡耀邦那样可能受到人们的怀念和感激。如果有一天，他真的驾鹤西去，像这几天香港某一家媒体所炒作的那样，他的死亡如果可以引发一个全民性的哀悼运动的话，那么他的意义可以同胡耀邦相媲美。但是，我们分析问题的眼光可以放远一点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胡耀邦的前头还有一个周恩来，“4、5运动”的兴起是因为周的死亡的情形和胡耀邦的逝世引发了“89民运”的情况就有着一种历史的联系，也正是抓住了这一种历史的联系，那个被共产党自己的刀子斩为两截的历史（前毛泽东时代“错误”和后毛泽东时代“正确”）才有可能被我们“超越”，也恰恰是在这种“超越”中，中国民主运动和共产党大人物们的关系才有可能最后被我们所澄清，也只有这样的“澄清”，我们才可以承担起来中国民主化的伟大事业；否则我们就只配给那些我们心中认为是“设计师”的“大人物”们“系鞋带”。
赵紫阳从小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19岁时就当上了县委书记，“文化大革命”时是省委书记，80年末代坐上了共产党总书记的头把交椅，因此，我们把他看成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园林中的一枝“红杏树”就完全正确，1989年，这棵“红杏树”的枝伸到了共产党园林之外，从而被邓小平的剪刀“剪”了下来——这就是我们评价他时应该说的第一句话。对这一句话的解释无非是说，他在“89风波”中因同情学生运动而被邓小平为首的“8老集团”发动“政变”赶下了台，同光绪皇帝一样地被“监禁”起来，直到今天也还没有恢复自由。就这一点来看，失去了人身自由的赵紫阳并没有因此而失去意义，在某种程度上讲，一个身陷囹圄的老人倒有点像关在笼子里的老虎，关他的人对他的害怕程度绝对不亚于人对老虎的恐惧。因此分析赵紫阳被囚禁的这种事情，就可以发现我们中国的政治还处于传统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政治权力的保持建立在对危险势力和危险人物的控制与禁闭基础之上，这和现代政治的开放性和宽容性没有没有共同之处。
把赵紫阳看成是中国共产党社会的一位政治政治“设计师”的观点，我不反对，认为他是共产党社会中的一位有心“设计”民主的人我也不反对，但是把一点夸大，弄出一个“赵紫阳是中国民主的设计师”的说法我是非常反对的。但是，这样的看法如果把人又引导到另外的一个极端，即认为共产党的那一群黑老鸹全都是一个样，根本不值得我们中国人民来尊敬，那也不对。在前一个意义上你把中国民主化运动这样的伟大事业，看成是中国社会上那些有名有姓的当权派和实权派人物们的事情，忽视了它的人民本质，你就谈不上了解中国的民主；就第二个意义来看，你如果认为人民的运动要纯洁和纯粹到和共产党的一切当权派的人物没有任何的瓜葛和联系的程度，你也得不到真理。因为存在于中国的民主化运动虽然是中国人民的运动，但是这样的运动同中国过去和现在的那些当权派人物们的关系却是错综复杂的。所以，在分析人民运动的时候，给那些曾经在“当权”时期对人民运动的发动和发展提供过积极因素的人以积极的评价也就关系到民主的一个方面。在某种意义上，我可以这样说，对赵紫阳的评价不光是针对赵紫阳这个特定的人的本身的事情，而且在广义上也关系到我们中国民主的自我评价和自我批评。
在我的这篇文章中，我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观点：虽然赵紫阳是一枝专制花园中的出墙的“红杏”，但是他和中国未来的万紫千红的民主花园却有着一种十分重要的价值关系，正因为如此，我个人怀着对赵紫阳的敬意写作这篇文章，需要说明的是，如果我的文章中也有“微词”的话，那么请原谅，这有时候是“形势所迫”，在某些的情况下，我不得不把某些朋友们为赵紫阳安排的在中国民主化运动这样的伟大事业中的“设计师”位置给“搬动”一下。这样的意思如果能够引申出我们民运人士对于中国社会进入50多年以来的人物分析的兴趣，并在这样的兴趣的支配下，我们能够彻底地摆脱后毛泽东时代（这时代虽然印着邓小平的名字）在我们身上所造成的不良影响，那么，本文写作的目的就算达到了。读完了本文后，你有可能发现，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这样的“红杏出墙”的事情早先也曾经出现过，到底有一个传统可寻。因此说到底，中国民主同中国共产党内的大人物们的关系，是我们回避不了的问题。
二、道德上正直的老人
如果说我们的手中能够有一面如《西游记》中所写的“照妖镜”的话，我们用他照一照中国共产党人们的嘴脸，那么，我们便可以发现赵紫阳是很少的几个面目没有变形的人。就这一点着眼，我们对赵紫阳就可以作出后人也许不会轻易改变的肯定式的评价是完全有可能的。他真有一点“出污泥而不染”的特征。但是如果你把这一点再做出进一步的分析，你便会发现是他在政治上的“失败”导致了这一点，于是，这样的“失败”（悲惨的失败）保持了他个人的政治清白却也是历史上的大人物们的一种成功，特别是在我们中国这样的专制社会中，情况就更是如此。把这一点同我在上一节所说的联系起来看，恰恰是“红杏出墙”的事情决定了他后半世的政治价值。可见是“89风波”赋予赵紫阳以价值，赵紫阳也因为这场“风波”而实现了价值。
在评价如赵紫阳这样的的人物时，我们要掌握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就是看他对于人民的态度，如果说这样的话意义太笼统，那岂不是说在发生了人民的政治运动时，特别是当这样的运动在多少表现出了人民发泄不满情绪时，如赵紫阳这样的处于主动地位的人物如何的动作才是最关键的。在1966年8月，当“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学生中间出现了偏离共产党运动的学生自治的迹象时，毛泽东支持了它，反对共产党运动一贯压制和镇压自治运动的传统，保护了这场运动，但是当这个运动在表现出了完全的民主和自由的特征（人民在政治上的分化出现后）时，毛就容不得它了，他便开始了以反对“资产阶级派性”为理由“取消”运动的行为，直到1976年4月5 日，他最终地作出了镇压北京市民运动的决定，镇压虽然使用的是棍棒（没有使用枪，也没有当场打死一个人），但是，这一行为还是把他最后地放在了“镇压”人民运动的人物的那一栏当中了，于是，他在1966年支持学生运动和人民运动的那种事情，就被这最后的行为给抵消了。把赵紫阳同毛的上述的事情比较起来，他没有犯毛的错误的那种机会，他在同情学生运动的那个时刻中就已经失去了权力，所以这和我们所说的“支持”还有一个很大的距离。但是，仅仅就同情而言，他的作用在那个人民已经有长足进步的年代内，已经是了不起的事件了。他在那个呼唤民主，民主也的确到来的时间中，面对有实力的老人集团公开主张“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旗帜鲜明”地反对出兵“镇压”，使他自己立在了共产党世纪中的道德的最高度。
从这个意义看待问题，中国社会发展的脚步已经远远地超出了共产党“领导”和控制的范围就是非常明显的事实。现在的问题是：学生运动对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最低要求”，那就是承认它的合法性，如果说在这一要求的当中，隐藏着一个即将要露面的人民独立的历史的话，那么如何看待一场自发的学生运动的问题就关乎着如何看待中国社会性质的重大变化这另外的一个问题；而在这一变化中，所有的权力在握的人们都不能不对此表态。于是，1966年的那老个问题——当权派“站队”的问题，即到底是站在现有的制度一边，还是站在人民一边——就会第二次出现。赵紫阳在这样的时刻中象征性地站在了人民的一边，是一个可以被我们认识的事情。除了邓小平、陈云几个一贯反对人民运动的“老家伙”外，谁也没有认为1989年的民主风波是赵紫阳“煽动”起来的，但是在这种风波的形成过程之中有着一个赵紫阳的“促动”因素却是不可否定的。一个人——我说的不是那些极个别的可以与神沾边的人——只要能够作到这一点，那么，他就已经是很值得人们敬仰了。
1989年的赵紫阳实际上处在了这样的选择之中：到底是要乌纱帽还是要真理？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后者，而拒绝了前者！这样的选择对于我们这个从近代起就失去了古代宝贵的“知耻”精神的民主来说，不啻是一种伟大的鼓舞。像邓小平这样的政治上毫不知耻的家伙，在毛活着的时候，为了东山再起，向毛保证“拥护文化大革命”，“永不翻案”；在毛死后，又向华国锋保证：华当主席，中国可以保持“25年”稳定，而一旦权力在握，食言而肥，既“翻案”，又“倒华”，把一个政治上的德行用脚踢了个净干。相比之下，赵紫阳就不是这样，他如果在1989年用上述的邓小平方式欺骗邓小平，向邓小平认个错，显然，总书记的那顶乌纱帽是绝对不会落在江泽民这等下贱货的头上。如果说在邓小平专制的初期，人们对邓小平的行为没有提出道德方面的非议，那么这表明了中国政治传统的阶段还没有最后地过去，而在赵紫阳的摔掉乌纱帽的行为中恰恰表明新的政治道德的伟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终于促使部分北京市民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发现了囚禁中的赵紫阳，而喊出了一个多年都没有听过的“万岁”的口号。据《北京之春》2003年2月刊出的《赵紫阳是中共党内民主化的旗手》的文章的记载，“有一次，”赵紫阳“趁门卫没有留意，溜到了灯口市的大街上去看看，……”“人们看到他时都十分警谔，激动不已，纷纷向他问候和致敬，人群中还有人喊：‘赵紫阳万岁’！”
所以，我认为，赵紫阳对我们中国人民的影响力是在道德方面，在政治上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如何做人？或者说在关键的时刻是做权力意义上的人，还是做道德意义上的人？这就是赵紫阳的榜样，这样的榜样在中国的大人物中还是首屈一指的。因此，可以说是我们每一个人学习的榜样。在政治上和道德上，他有意或者无意地维护了中国人的良心，维护了中华民族在道德方面的尊严。如果说中国的民主化运动发展到今天，有着一个良心上的发动和道德上的提高的内容的话，那么赵紫阳也是我们民运人士学习的榜样。
三、改革的失败者
赵紫阳是一位勇于改革的人，这一点大家看得很清楚，但是他的改革的思想和改革路子被禁锢在邓小平“改革”的范围内的情况却未能引起大家的注意。如果说这样的“改革”有一个致命的缺点是把人民的主动性从“改革”中排除出去的话，那么这样的“改革”最终会走上失败的道路却有着命中注定的因素。仔细分析就不难发现，这样的“改革”建立在对1966年人民广泛参与政治这样的伟大现象的否定上面，从而把一个最有实验意义上的价值完全地给破坏了，于是，“改革”所依据的经验与教训就以否定的方式排除了人民的参与。如果说这样的“改革”符合西方社会中的“精英论”的特点，那么在中国这个已经具有了根深蒂固的民主革命传统的社会中，它就有着一个自我“否定”的意义深藏于其中了。就这个立场来看赵紫阳，他的“改革”的民主性质已经大大地打了折扣，因此把这种“改革”放到民主的架构中去解读是非常错误的。这样的“改革”如果发展到了一定程度所有可能产生的对人民参与行为的排除是一个时间的问题，退一步说，这样的“改革”即就是没有正面地排除人民的愿望，但是，它的“设计”没有给人民的参与提供渠道的方式是显然已见的。在1989年，中国的大学生们参与运动的行为在已经引发了学生之外的人民参与的愿望的时候，全国人民坐望北京而不敢有任何的动作的事情难道不是这种短命的“改革”后果的反映吗？若不是解放军进城这样的行为激怒了北京市民，使他们在没有任何组织的情况下自发的起来阻止军队进城行为，试问北京市民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参与已经由学生们发动起来的运动呢？
如果说一个持续了10年之久的“改革”，又如果认为这样的“改革”又是由赵紫阳、胡耀邦这样的共产党内的改革派所支撑着，那么在1989年人民忽然发现在这样的“改革”中连一个直接表达自己愿望和情感的方式都寻找不到，这样的“改革”的成果应该如何地评价，不就是一个明显的问题吗？如果说这样的“改革”一开始便走上了权力的非权力机关和非权力结构的“正出”的“歪门邪道”，那么，在1989年的危机阶段，赵紫阳的政治生命就葬送于此，不就是给我们以重要而又重大的启发吗？谁都知道改革是一个大力、大量应用权力的运动，在这样的运动中，不规范权力的运行的轨道和法则，让最核心的权力处于最古老的家长制的水平上，这不就是“改革”的最大的失误吗？如果说这一失误又是建立在对毛泽东的家长制批评的基础之上，那么把“一头”家长制变成了“多头”家长制就可以说是一种“改革”吗？
赵紫阳是改革中的人，这一点十分清楚，不清楚的只是赵紫阳所就位的那种“改革”的性质到底怎样？应该怎样的评价它等等十分严肃和重要的问题已经被邓小平的“屠刀”所掩盖，所以，人们在反对“屠杀”的呼声中竟然失去了对上述问题的独立的辨别能力，从而以同情的人类本能把这个失败了的人接纳到了人民的队伍中来，并且错误地以为他就是我们中国民主化运动的伟大“设计师”。目前在民主的队伍里，有的人就尊赵紫阳为“导师”，这样的现象就不能够令人满意。如果说这样的行为出于一种策略上的考虑，那情有可原，但是把中国的民主化运动安排到赵紫阳的“改革”中，那岂不是本末倒置。中国民主化需要接受赵紫阳的价值，这一点十分重要，但是若还由此而得出了赵紫阳是民主化运动的“设计师”，这就不对了，中国民主化有自己的道路，这样的道路虽然有着很多的人的“设计”，但是它在整体上是一个缺乏人的“设计”的故意是由它的本质所决定的，与此相应的是这同时也是一桩最难理解的事情和最为奥妙的意义。因此要为这么复杂的运动寻找出一个“设计师”，那么除了上帝以外，就再也寻找不到第二个人了。在这样的意义上，你说中国民主化运动是“天意”的产物，你的话就有可能是正确的。这个运动在某个阶段上肯定会出现“指导者”，有时候这样的“指导者”还有可能还是伟大人物，但是这绝对不能够说他们就是这个运动的“设计师”。因为这样的运动不可能存在着从头至尾的“设计”。
在议论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就遇到了如何看待共产党内的改革者的问题。一方面，我们不能够因为他们是共产党中的人，就一竿子把他们打倒，认为他们同民主没有关系；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够把他们当中的人看成是我们的“导师”或者“引路人”，认为失去了他们，我们的民主化的事业就会完蛋。问题的价值恰恰就在于上述的两种倾向之间，我们即要同他们那里取来为我们之所用的民主的因素，又要把这些东西组织到我们自己的民主的价值之中去，使它最后地变成为民主的价值的组成部分之一。在赵紫阳所代表的“改革”中，我们看不到人民的力量和人民的价值，也看不到共产党以往运动的那些有价值的因素，而是发现了一种否定主义的东西滥觞于其间。也正是在1989年的危机中，他个人和他身边的几个改革派人物，才真正地遇到了已经被他们的“改革”“否定”了的人民运动的再生问题，当然，在这个时刻，赵紫阳的临时抱佛脚的行为方式肯定是无济于事的。
四、是谁捉弄了赵紫阳
这篇文章如果认为是邓小平捉弄了赵紫阳，那未免太俗气了，当然这样的事情在1989年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用不着我们来讨论，我们要讨论的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被提到认识的一定高度上的那些东西，因此，我说的意思是赵紫阳问题可以分成为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赵紫阳自身的问题，另一个是与他自身问题相关的连带问题。看不到这两个问题之间的差别，把第二问题同第一个问题混淆起来，就一定会出现错误。就赵紫阳本身来看，我认为他在1989年的中国民主运动的伟大“风波”中并没有掌握着民主的话语权，在这以前，他所掌握的那些话语不过是邓小平在桥牌桌子上和痰盂旁边多次谈过了的话，如果说这些话对他来讲已经是起了“圣旨”的作用的话，那么中国社会上的民主运动不可能受到这样的话语的控制的事情就不是他赵紫阳所能够处理得了的。所以，当赵紫阳在以共产党的改革者的身份出现时，共产党是不是能够担当起来中国民主化改革的大任——这样的问题之于他到底有多少的考虑呢？我不得而知，我所能够知道的是，他对共产党的认识处于普通人的水准之上，以为党只要摆脱了毛泽东的错误，就会掌握中国的“改革潮流”，完全没有认识到从1966年人民政治大解放运动兴起之后共产党已经丧失了左右潮流的那种能力这样的问题。他要叫一个已经受了“严重的内伤和外伤”的共产党在伤没有养好的情况下，又去在“改革”中冲锋陷阵，就是犯了“错误”的指挥吗？
如果说中国的改革和人类任何一种进步的改革一样也需要一个历史和精神性的东西的话，那么这恰恰是赵紫阳正缺少的。他是一个务实的人，这一点不存在问题，但是中国“改革”在很短的时期内的急功近利式的要求把“改革”内部所需要的那些可以在一个相对长的时间内发挥重大作用上述的因素排除在外的做法，由此而使“改革”步上了半途而废的途径难道就没有赵紫阳的一份错误？在1985年，我动手写作有关论述中国改革的《锦夫谈九篇》的时候，对这样的改革的短命性的问题已经发表了尖锐的批评，在批评中，我的书中的人物们（他们是普通的军人、农民、工人、干部还有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的这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表示出了极大的怀疑，如果说在这期间，“改革”起码应该是一个让人说话的运动，那么，当时的胡耀邦、赵紫阳等等在“前台的人”（赵紫阳语）压制发自人民社会中间的改革的诉求和呼声，只注意维护少数人的权利就已经走偏了改革的道路，为他们日后的失败做出了准备，要不然，一个容纳人民改革诉求的运动是很难因人事的原因导致失败的。可见，改革的内容如果有一个可以避免改革人物不至于因改革而立足于失败的境地的内容的话，那么，改革的目的就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所能够包括的了。
事实上也是这样，在1986年以前，当共产党的改革在被人们概括为“经济体制的改革”的时候，赵紫阳在邓小平的换马的方式中当上了共产党总书记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脱口”说出的“政治改革”的话的时候，恰恰暴露了他的“改革”的缺点，而不是象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他个人的智慧。如果说在1979年由邓小平“设计”的“改革”因急功近利没有考虑到牺牲共产党社会的价值观念这样的事情，那么“改革”后的农村土地多打出了粮食的“现实”已经给共产党的统治的错误”作出了判决，无视这样的判决的深远意义，认为历史为共产党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行为还留出了巨大的空间，不就是一种错误吗？因此当这样的错误遇到了“政治改革”这样的关口的时候，赵紫阳就栽跤了。如果说在此之前，中国没有经历过民主的革命，也没有发生过民主的伟大运动，那么，由“经济”原因所启动的“改革”也许会成功地导致出政治的改革，可是，当这样的改革把近一百年中的中国民主革命和民主运动都放在一个“否定”的看法中，就本身意味着改革者的愚昧。但是如果说在愚昧人的眼睛中，人民更是愚昧的话，那么他们的“改革”之“河”里的“石头”到底在哪里，谁能够摸得着呢？
“摸着石头过河”——这样的话的赵紫阳式的脚注是：背着邓小平“过河”。在1989年的风波中，赵紫阳不想背了，邓小平能饶了他吗？但是历史有时候为头面人物所准备的舞台却是变化多端的，他们这些人在最关键时刻的一个动作或者一种表演，却可以奇迹般地改变角色的全部面貌，使英雄变成了小丑，小丑变成了英雄。在这个意义上历史似乎不记他们的昨天，而仅仅是看他们在今天的表现。1989年赵紫阳只要表现出了不再听邓小平的话的勇气，他是由邓小平这样的人“扶上马”的事情就没有愿意回忆了，于是，政治上的那个无形的人类荣耀的冠冕就一下子戴在了赵紫阳的头上，就连邓小平看见也干着急，一点办法也没有，学生们在把赵紫阳看成“国之希望”的时候，竟然以群体的力量发出了“邓小平你好糊涂”的呼声！也正在这个突然的时候，由邓小平充当“总设计师”的改革才最后地分出了由赵紫阳“设计”出来的改革的那一股。在这里，我们即就是认为这新出的一股是“优绩股”，但是它“上市”的时间太短，也存在一个风险性很大的问题，所以在共产党那个70多年历史的“老股市”上，炒股的“老炒家”们不买他这一股，也就事出有因了。
五、身处于反潮流境地而又不敢弄潮的赵紫阳
最近，在几家民主网站上所发表的几种赵紫阳谈1989年运动的文字和此前张良写作的《6、4真相》的书中的大部分内容如果可靠的话，那么，在1989年的5月这个多事的春天，邓小平和赵紫阳之间的发生冲突的时间就没有人们想像的那么远，事实上这些分歧的焦点就在于任何评价仅仅只有一个月多的时间的学生抗议运动。如果说这样的分歧导致了邓小平把社会上发生的事件的根源找到党内当权派人物的身上的话（当时，8老之一的李先念说：“我老就说，问题出在党内”），那么邓小平在这个时刻中所站的立场是毛泽东当年所站的立场就不用证明了。但是和毛不同的是邓小平并没有对已经形成的运动做出毛在1966年所做出的“革命”的评价，而是把它看成是“动乱”，这样的看法如果和他在1966年对红卫兵运动和人民造反运动的看法是一致的话，那么他站在了一个历史的“角度”上观察问题的优势地位就弥补了他在道义上的缺失。在邓小平的看法中，中国不能够发生“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就是镇压的“王牌理由”，在这样的“理由”面前，赵紫阳的确说不出一种可以同邓小平抗衡的语言却是一种无庸讳言的事实；正是在这样的事实面前，赵紫阳的失败的好像有一个我们中国人常常说的“必然性问题”。
把赵紫阳完全地看成是一个政治上的“软蛋”不是我的意见，相反我倒是认为赵紫阳是一个有勇气的人。但是如果我们认为世界上的所有的有勇气的人都是一个模子铸出来的，那不是我的观点，我倒是在生活中发现了人们的勇气的不同表现方法和不同的发作方式。在古代的传说中，有武王一怒而安天下的事情，我没有作过专门的研究，可以置之不谈，但是在1966年毛一怒而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的事情却是少年时代的我亲身经历过的事件，就从这样的事情来评论问题，赵紫阳不在上述人物的范畴之中，也是一个明显不过的事实，所以，我们降一级，把他放在了另一类人物中去研究看一看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1989年，那个被叫作“4、26社论”的东西给正在发展势头上的学生运动定了一个“动乱”的性，而这样的定性被认为邓小平的“懿旨”，所以也就成了铁板定钉，谁也改变不了的。因此，赵紫阳对抗邓小平的时间应该在此之后。5月4日，赵在亚行的讲话，可以被看成是同邓小平唱对台戏的开始，在此后的接见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时候，赵紫阳总算是把邓小平“抬了出来”，如果说这样的行为发展到最后，赵紫阳作为共产党总书记和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反对“出兵戒严”就是全部事实的真相的话，那么，研究以下赵紫阳的这样一种行为的消极性，我们就可以发现他的政治本色了。单就这样的事情来看，赵紫阳这个“事务型”的人被邓小平“推到”中国政治的表面上的最高位置，不就是一种悲剧吗？同毛泽东、邓小平这样的人物比较起来，赵紫阳没有自己的东西不就是一个明摆着的事实吗？所以他同邓小平的分歧算不上一场政治上的斗争和较量，从一开始他就立于准备失败的境地，没有作出哪怕一点积极的抗争的动作，这样的人要充当10多亿人的’“旗手”和“领导”是根本不可能合格的。中国的民主到今天为止，是一面战斗的旗帜，所有不敢高举起它的人都不配作“旗手”或者“领导”。因此，作为中国民主化斗士的人们对于这样的人除了表示同情和对他的失败表示惋惜外，就没有多少可以赞扬的了。
说实在的，在1989年的伟大风波中赵紫阳不相信学生们、不相信市民们、不相信工人、不相信农民，甚至也不相信士兵——这怎么能够把他划到民主的这一方来，如此问题难道不令人纳闷吗？如果他相信学生们的话，他就不会那样的姗姗来迟，如果他相信工人和市民的话，那么在北京市政府宣布刚刚成立的“北京市工自联”是“非法组织”并且立即取缔的话，他也应当站出来说一句话，如果他相信广大士兵和军人的话，那么他以军委副主席的身份向参加戒严的军人们说清楚真相，也是权力当中的事情，但是这一切的一切他都没有作，而是总要保持住那个小集团的秘密。他虽然是13大决议的拍板人，决议中白纸黑子写着“重大情况要让人民知道，重要问题要经由人民讨论”不就是他手中的“王牌”，但是，他在真正需要按党的决议做的时候，却要承认自己是个政治上的“傀儡”：“在最高人事问题上，”赵紫阳说，“我们前台人物没有发言权，只征求一下意见，真正有发言权的是两位老人（邓小平和陈云）。只要两位老人达成一致意见，就能定下来”。可不是吗？当人家的奴才做惯了时，你一时间要自己作主，人家就会说你要“造反”，这就是世界最明白的道理了，何况“两位老人”吃尽了“造反”的苦头的事情，谁不知道。
六、赵紫阳怕什么
秦腔戏中有一本戏名叫《三滴血》，剧中的周天祐在批评将要与他结成“虎口缘”的贾莲香时说了一句话，很值得一提：“你前怕老虎后怕狼，不见老子不见娘”。现在，我们把这句话，用来批评赵紫阳，就再好不过的了。在1989年的政治风波中，赵紫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把手，的确是“怕字当头”，前怕老虎后怕狼，怕学生的运动，怕市民的参与，怕解放军镇压，怕邓小平，怕破坏了党的声誉，怕天下大乱，所以，就有了我上面所说的那种现象的出现。如果说赵紫阳这样的人是和平环境和平常时间中的一位能干的人，那么，一旦他被卷进了一场政治的“风波”就不知所措自然是有其原因的。分析这个原因，我可以说邓小平是把人选准了，正如他在事后所说的：“过去两个总书记都没有站住，并不是选的不合格”。说实在邓小平的“选”人是“合格”的，这就是在没有事情的场合中，你工作，我玩牌；一旦有事情出现时，你靠边站，我来玩权。赵紫阳也正是认准了这个的规矩才被一个本身并不是“一把手的人”扶到了表面上的“一把手”的交椅上了。这就是他的“出身”方面的问题，在目前，我们因多年不讲“出身问题”已经对它陌生了，今天在重新说到“出身问题”时，我们发现他被“扶他上马”的人（邓小平有“扶上马，送一程”的话）最后地“拉下马”也好像是不太冤枉。
正因为他的“出身”有问题，所以他才是一个政治“风波”中的“怕字当头”的人。在共产党党内像这样的人何至赵紫阳一个，可以说是多如牛毛；但是，赵紫阳最终不同他们的地方在于在最危机的时候他个人良心发生了觉醒，用“辞职”的方式向人民表明了他不怕“丢官”的志向和决心，所以，我认为除了这个“不怕丢官”以外，他怕的东西太多了。但是对赵紫阳的怕如果做一种刨根问底的分析，那么是什么样的东西把他禁锢在一个“怕的牢笼”里呢？要研究赵紫阳不研究这个问题，我看是弄不出什么名堂的。
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那么赵紫阳怕的是“动乱”，虽然在这场伟大的民主“风波”中赵紫阳对那时还正在进行着的学生运动作出了同邓小平不同的民主的判断，但是在赵紫阳的意识的深处，这样的运动如果得不到控制，可以发展成为一场全国性的“动乱”却是一个很明显的因素。也正因为是这样，赵紫阳在应该出头露面的时候才变成了一个“忧包琵琶半遮面”的人。在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民主化的进程中，都免不了要发生某些重大的事件，因此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不能不过好民主这一关，如何处理这些大事件就变成对人们的一种考验；在这种考验之中，认识民主和接受民主的事情有时候就在这么短短的几个月，甚至几天中来决定。如果说10年磨一剑这句意味深长的话说在了这个时候，那么，考验10年功夫是不是白费了，不就是在当下的一个瞬间的了吗？职是之故，就这样的事情来研究中国的民主化功亏一篑的教训不就是很深刻的了吗？在非常时刻，民主和动乱的关系是一个理论上根本无法澄清的问题，所以，也恰恰就是在这样时刻，民主和动乱已经绑在一起了。于是，在民主的诉求中，如果怕乱的思想成分发展到一种小心谨慎的地步，那就没有民主安身立命之地的了。
我到今天都不明白，中国是一个经历了多次民主革命的国家，这样的国家在到了上一个世纪80年代末的时间内，不但没有把民主的革命精神组织到社会和公民的生活之中去，反倒把它要从上述的领域清除掉，使革命后的社会从革命的传统中给“退”了出来——这到底意未着什么？我实在是纳闷。在那些没有实现民主化的国家和地区中，民主化如果不是在“革命”的意义上被人们所接受，那么，什么叫民主化的事情就没有人能够说清楚。因此，那些在民主化运动中认为革命妨碍了民主的看法是不成熟的。美国的民主怕是世界上最标准的民主吧？就以它来看，为了争取这样的民主，殖民地人民进行了造反，同母国打了多年的仗，在民主建国之后，为了保卫民主的成果，美国人民又一次地陷入了内战，在上一个世纪60年代，民主的制度为接纳非裔人又连续地发生了多次重大的社会骚乱，试问没有这些战争、内战和骚乱，美国民主的历史谁又能够说得出来呢？就这样的意义而言，赵紫阳作为中国社会的头面人物，对于民主的理解和认识是十分肤浅，根本就没有资格为我们中国人民规划民主的未来，因此，他害怕动乱的那种思想恰恰暴露了他对带有革命性质的民主一窍不通。正因为这样，我不认为赵紫阳就是中国的民主人士，我认为他是一个对民主有着善意的理解的人，充其量可以说是中国民运人士的“同路人”。
说白了，在1989年的赵紫阳的头上戴着一个“紧箍咒”，那就是邓小平在“4、26社论”中所以说的“动乱”，虽然在这个时间中他是“4、26社论”的反对者。进一步的分析表明，“紧箍咒”的魔力在发作时，曾经大闹过天宫的孙悟空也会乖乖地顺服，何况一个平平常常的赵紫阳。可见在我们中国，“动乱”这个“紧箍咒”的魔力的确太大了，它“咒语”如果翻译出来的话，就是：“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你发表异议言论，属于“乱说”，你组织自治组织、进行游行示威，写大字报，属于“乱动”，所以你好好地听党中央的安排，让他们把那个秦始皇式的班“一代又一代”的传下去，以至于到“万代”，那么你肯定是一个好公民，对于这样的好公民，邓小平是绝对不会杀的。如果说赵紫阳这个曾经身居高位的人，同我们普通人一样也受这个“紧箍咒”的“约束”的话，一条人性的同病相怜的线索就把我们跟赵紫阳给联系起来了。
在这里，赵紫阳到底不是《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孙悟空的紧箍咒是佛祖戴上的，他自己取不下来，赵紫阳的“紧箍咒”却是他自己在此前自愿戴上的，所以，从理论上讲，他只要愿意就可以卸下它，但是，赵紫阳在1989年没有敢卸的原因就在于他怕升级（学生运动变成为人民运动）后的民主运动打破共产党社会的“坛坛罐罐”，而在这样的行为中，他最后地变成为一个孤家寡人的情形也许在他的考虑之列。民主的运动肯定要“打破”共产党社会的“坛坛罐罐”这一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此，所有对此心有戒备的人作不了民主化这样的伟大事业是不言而自明的事情。就这样的意义分析赵紫阳意识的深处有着一种叶公好龙的因素。其实，我们只要对正在议论著的问题作一个深入的研究，就会发现，共产党社会的“坛坛罐罐”会不会在民主化的运动中被“打烂”的主动权却抄在共产党自己的手里，也就是说共产党作为社会的统治者有着用各种办法“疏导”民主潮流的权力，所以只要他们当中的当权派看清楚了民主化的大方向，对于民主的运动不施加过分的干涉，不动用暴力，在应该让出政权的时候就让出政权，那么，这样的走向民主的过程不会发生“打烂坛坛罐罐”的事情（台湾就是这样），如果说上述的措施被拒绝，共产党当局推行倒行逆施的政策（如“6、4后的中国大陆”），怎么能够保证共产党的“坛坛罐罐”不被“打烂”呢？就这个意义来讲老天爷是最公道的，他老人家赐给每一个政党的“礼物”都是一样的，只是那些把这样的恩赐，当成为儿戏的党，并以暴殄天物的方式来对待它的人才会受到自己行为的最终的报应！
七、赵紫阳在人民社会的缺位
“89民运”之后，赵紫阳的名字在知识分子中间频频出现，但是这样的情况在中国普通人民中间却没有发生。从这样的事情中，我们就不难发现问题，即赵紫阳所推行的那种“改革”问题很大。如果说有的人从对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的解读中得出了“让一部分先自由”的结论，那么这样的结论在多大的程度上能够站住脚，能不能经得起推敲，我却没有研究。无论怎样说处于1989年“风波”时期，许多人认为学生们的运动不应该让其他的社会人士参与是一个十分明显的事实，在这样的事实的面前，政府当局在一个月多的时间内默许了学生们的游行和示威运动而同时严厉地取缔了市民们的类似行为也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如果说这样的事情同1966年8月分的情况一模一样的话，那么，这个由学生们发动的运动在过不了多少时间很快地就会转化为人民的运动的事情也就非常的清楚了。就这样的意义来看，处身于政治“风波”中的人预感到“第二个文化大革命”就要发生就属于自然而然的事情了。因此，在这个时刻中，邓小平、王震、薄一波、彭真、李先念等人谈论“中国要发生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就很自然，他们这些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受过冲突，吃过了苦头的人，如果没有这样的一点政治敏感性，不就是变成政治上的傻瓜了吗？因此当赵紫阳把这场风波当成为一种正常的民主运动看待时，他事实上在上述人们的眼光中已经变成了傻瓜。因此，在这个时刻要把他赶下台的绝不是几个人，而是一大群。
在中国，民主不能够诉诸于人民——这是1966年人民政治大解放运动在这些“复辟派”人物身上所留下的“深刻的教训”，所以当“89学生运动”在出现了“文化大革命”的迹象的时候，赵紫阳就不能够回避这样的问题。他事实上根本就没说出这不是“文化大革命”的道理，当别的人在说出了这样下去可以导致“文化大革命”时，他就会显得理屈词穷。在这里赵紫阳的困境可见一斑。赵紫阳在这个时刻考虑没有考虑到这样的问题，我们不得而知，只能推理而论。那就是说如果学生们的运动被中央承认为“爱国的、合法的”，那么在此时刻北京市民和全国的市民、农民纷纷起而效法，用绝食、游行和示威的同样方式要求他们自己的民主诉求，赵紫阳的中央会作出什么样的表态，我们就知不道了？难道民主也可以在理论上“让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吗？
上面的意思如果说得具体一点，那无异于说赵紫阳在人民中间没有扎根，所谓的“要吃粮，找紫阳”的话是由中国的秀才们造出来的“官话”，而不是农民的话。中国农民绝对不会说出那么愚蠢的话。在这里如果说我可以给各位读者们提供一种原汁原味的人民对赵紫阳的评价的话，那么刚好，于2002年7-8月间，在我们陕西省城乡到处流传着一则对共产党的“领袖们”排队数说的顺口溜：“一代领袖毛泽东，战鼓擂得咚咚；二代领袖华国锋，接班三年没有顶用；三代领袖胡耀邦，全国土地分了个光；四代领袖赵紫阳，他给学生帮倒忙；五代领袖江泽民，亿万妇女齐卖淫。”在这首民谣中，作者们把赵紫阳放在了毛泽东的那个接班人的系列中去理解的思想是对的，因此，对赵紫阳所发出的评论也是可取的，从一个侧面形象地说明了赵在人民心目中的位置。当然，如果我们执意要在这种人民的语言中去寻找智慧，那么，“他给学生帮倒忙”的主语倒是下得如此的恰当。我的看法是这样，如果在“89运动”要寻找民主运动失败的线索，参与民主运动的人受到了赵紫阳此前改革思路的影响，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这样的影响使人民中间的民主诉求——一个从法律理论上讲求诸于内、求诸于己的行为转向了求诸于外的行为，把希望寄托在“实权派”人物的身上。于是，民主的斗争精神就被乞求的那种心态所排斥了。到今天，我们中间的某些人还是弄不清楚如下的问题：民主到底是人民跪下去乞求来的还是举起拳头争取来的。
的确，我们也不能够否认在赵紫阳的看法中是有一种民主，这样的民主也完全不是没有价值，但是，当这样的民主在事实上失去了对中国民主——一个被共产党民主更大的民主——的指导时，这样的民主就应当被我们毫不犹豫地超越。可是在我们目前的实现中，这样的民主倒被我们中间的某些人奉为“正宗的民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太没有人民的观念了，当人民在已经对赵紫阳提出了如此幽默而由尖锐的同情式的批评的时候，我们从这样的批评中如果还听不出问题的话，我们的智力就太不够了。在中国这个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民主革命和民主运动的国家中，如果民主的设计者们忘记了人民这一头，就再没有民主可谈的了。
上一个世纪的70-80年代的所谓的“改革开放”有着一个给社会和人松绑的意义在内，我们不可能给于否定，但是把这样性质的运动和行为当成了中国改革和发展的不二法门却是十分幼稚的，因此如果在分析赵紫阳这个人的时候，我们若不是把他放到这样的东西中去观察，那就一定认识不了赵紫阳这个具体的人，也不会对他所代表的“改革”做出科学的评价。就本质而论，这种“改革”是一种消极意义的行为，其发动也有着一个内在意义的被迫，属于不能不为之的那种事物。其实在前毛泽东时代，这样的行为和动作早已经是存在的了，不过它受到了毛泽东的压迫而不能抬头，毛死后，这样的压迫因着毛的死亡而成为强弩之末，于是就出现了被而后的人称为“改革开放”的政策。所以就政策来说，这样的做法肯定是对的，但是这种政策的制定者们所站立的那种很底很底的社会观望点的事实却没有被更多的人所认识，与此相应的是这样的政策会最终地导致一个高风险社会的到来的情形尤其会被人们忽视。因此，我们把过去中国社会官方的某家“科研机构”所发表的对未来社会的“高风险”预测的事情展开来分析，那么，1989年的政治风波不就是“高风险社会”的第一次亮相吗？如果说这种高风险社会的风险之源头是政治上的当权派无法应付改革行为所带来的必然的危机的话，那么。这样的危机不是已经被“度过”了，而是又一次的蛰伏下来的情形不就是十分明显的吗？赵紫阳的失败，不是他个人的失败，在某种意义上是这些所谓的“改革开放者”们对“度不过”的危机的一种象征性的“度过”行为所付出的代价。就这样的意义去分析，邓小平在把赵紫阳拉下了马之后所说的“改革开放政策的一个字也不变”的话，不就是意味着在这样的“改革开放”中赵紫阳是一个完全可以摔开的人吗？赵紫阳式的“改革”没有任何独立的赵紫阳个人意义的问题就不需要我再来来论论证，以后的江泽民、胡锦涛的“改革”不就是它的“继续”吗？
就上述的意思而言，人民社会对于赵紫阳的失败是同情的，这样的同情是人性深处中的东西，有着一个人类的普遍性，而这种政治同情如果被我们作了不切实际的解读，认为赵紫阳的失败就是人民的失败，那不是出于误会就是源于无知。
八、论赵紫阳的意义
赵紫阳是一个讲求实际的人，这一点我承认，但是把这一点扩大，最后得出了过分的意义我是不赞成的。据一份很可靠的材料记载：“总书记赵紫阳在共产党政治局常委会上老老实实地提出一个根本的问题向在坐的常委们请示；‘什么是社会主义，谁说得清楚？’他自己则老老实实坦然而陈：‘我说不清楚’！”如果说这样的话没有一个前提可寻，仅仅出于总书记自己的愿意而说，我们就发现不了问题的关键，其实，它是对邓小平的“我们不搞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争论”的一种脚注，说不上是总书记自己的东西。只有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对赵紫阳的独立的人格的评论才不会走调。上述话的意思如果可以引申出“什么是民主，谁说得清楚”的话，那么，我们对赵紫阳的认识就会提高一步的。所以说到这里，我可以这样说，在可以寻找出赵紫阳个人因素和个人力量的那些场合中，我们根本发现不了赵紫阳对中国民主的发展或者推进，因此，我认为赵紫阳没有说出“什么是民主”的问题同他自己承认说“不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一样，但是，在1989年的那个非常时刻，他却说出了“什么不是民主”的问题。
上面是意思无非是说，站在民主的观点上，赵紫阳虽然没有说出什么是民主的问题，但是，他却在民主发生了危机的时候大胆地说出了什么是“不是民主”。就从这样的意义的把握和分辨中，我们来研究赵紫阳，就会对他做出比较公正和比较公平的评价。所以在对中国的不民主的批评、批判上，我们可以接受赵紫阳的价值，把它组织在我们的民主的体系之中，但是，我们在正面地主张中国的民主的时候，在提出民主发展的大思路的时候，又不被他主政时期的对民主的褊狭的理解所束缚，就意味着我们在民主上的进步；要不然的话，我们做了他的尾巴而不觉得，岂不贻笑于大方之家。
在上一个世纪的70-80年代，说什么是民主的问题，绝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的问题，是一种对于我们中国社会近100年的时间内的民主革命以及民主运动（不管成功与否）的评价和认识，因此，如果把这样的事情仅仅当成是一个纯粹理论的问题，那么，我们就犯了很大的错误。在过去的时间里，我们中国人民在拿起了枪杆子寻求民主的时候，民主只于他们到底在什么样的意义上存在着，这难道不是一个值得人们深入研究的问题吗？进而，在过去的一系列的政治运动的考察中，人民社会中间形成的那些民主的思想和民主的风气，以及直接实践民主的重要行为不都是“什么是民主”的问题的构成要件吗？试问在赵紫阳的言论中，他在多大程度上涉及到了这类的问题呢？舍过了这些问题不研究，认为民主就产生在当下的政策之中，这不是明显的错误又是什么呢？
在我们中国的确存在着一个赵紫阳的意义，这样的意义如果不用民主来界定，那么它就是无法捉摸的东西了。因此，在涉及到赵紫阳的意义的时候，我们只能够使用民主的尺度。问题就在于，我们说的民主的尺度仅仅是一个比喻，在比喻中，我们不可能把问题的说得那么恰当，但是只要我们能够清楚地区分民主的多元化的意义，就不会使自己转向。在赵紫阳所主持的“改革”中是有一个民主的意义，这一点我不否认，但是要把这种有限的带有民主意义的东西说成是中国民主的主流，并且以为它就是中国民主化方向的代表者，那就完全的错误。在赵紫阳主政时期所推行的某些政策中，是有一个符合民主潮流的倾向的，因此也是一种具有进步意义的东西，比如在“89运动前”，主张实行人民和共产党中央的“对话”制度，主张政治的公开化、透明化，主张法制等等问题，就是如此。目前这些不成功的东西被我们海外民主队伍中的某些人作出了过高的评价，好像这就中国民主化的前途和希望，其实，这样的看法是十分片面的，也是十分褊狭的。
分析上述的问题，认为在赵紫阳主政的时期，把“实验阶段”上和“试错意义”的中国民主当成“动乱”来批判是极其错误的，而他个人的政治前途的最后断送，也于这种错误有关。在这个意义上，他根本就不会发现在1966年的人民政治大解放运动中，民主已经从“17年”（1949-1966）共产党专政的历史中走了出来，而为人民所掌握的历史和事实。因此，他在把这样的一个时刻和这样的一个影响了全世界的伟大运动看成是对共产党这个专政体制的“破坏”的时候，民主已经远离了他。所以，我的看法是这样当他在把一个在1966年的人民政治运动中受到了“严重的内伤和外伤”党看成是一个“无辜”的受伤者，如同那时的“地、富、反、坏、右”这些可怜人受到的伤害一样，就完全的没有道理。一个已经实行了“17年”专政的党，即就是它在专政时期没有推行一项的错误政策，而又假设它的道德水平也是全世界第一流的，试问：没有任何原因，仅仅是因为它“执”了“17年”的“政”，人民要“推翻”它——这种行为也毫无疑问是民主的。民主的第一的同时也是最基本的意义就是：政治上按时、按届换人换马，如果连这一点也认识不到，从而把中国人民用政治造反的方式把中国共产党的当权派人物从下而上地“拉下马”的行为叫“动乱”，那么，1989年的民主“风波”如果在中国取得成功，共产党不“下马”才是世界上的一桩怪事呢！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是赵紫阳（而不是朱熔基那个大饭桶），因此，我断言，假如赵紫阳在1989年战胜了邓小平，那么在此后的1年或者半年时间内，他也会像戈尔巴乔夫退出苏联历史舞台一样的退出中国的政治舞台的事情是完全可以想像的。在这个意义上，不是赵紫阳就不好，也不是戈尔巴乔夫不好，这不是道德问题，所以不能用道德评判的方式来评论之，它是一个历史的问题和人类发展与进步的问题。就这样的观点来看，赵紫阳在有关中国发展和前进的最主要关头上，没有作出有损人民利益的事情，这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了，说明了他个人（不是他所代表的共产党）在道德和政治上已经摆脱了权力对他人的腐蚀。
九、论赵紫阳与中国民主运动的关系
如果我们要对政治运动这样的事情作出一个确切的发现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够回想起来那个导致了赵紫阳下台的运动是由学生们悼念胡耀邦的行为引发的，但是，我提醒读者们回忆，在运动兴起之后，又有多少人还再谈论胡耀邦呢？这样的情形如果被我们正确地复述出来的话，那么那场本来由悼念胡耀邦的行为所引发了的运动在已经成型之后，就没有多少胡耀邦的意义了。事实上，在不到10天的时间内，胡耀邦的名字和事迹就已经被人们淡忘了，一直到“6、4”为止，现在，我们也只是在分析这一场风波的来龙去脉时，才提到胡耀邦逝世的事情。如果从这样的意义去思考如下的问题，即今天，当我正在修改这篇文章时，正式听到了85岁的赵紫阳逝世的消息时，这样的消息能不能引发一场新的政治运动的思考时就不由自主的在逼迫我。我认为，只要中国的民运人士善于抓住时机，有领导运动的能力和本事，那么，赵紫阳同胡耀邦一样，其死亡有可能引发一场民主的运动的事情就好像有一个历史的线索贯穿在其间。当然，从这样的我们假设中的运动着想，我认为它在发动起来之后，赵紫阳的意义也很快地就会过去，不也是一种可以设想的事情吗？在民主的运动和民主的长河中，赵紫阳即就是风流人物，也会落个“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的下场，何况他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风流人物。在涉及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回想起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风流人物丘吉尔在他那著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所引用的古希腊人普鲁塔克的名言——“对他们的伟大人物忘恩负义，是强大民主的标志”的话，就会感慨万千！对于赵紫阳这样的人，虽然还说不上是“伟大人物”，但是，他总是同“伟大人物”有着相似之处。
论述到此，我写作这篇文章的动机就已经给读者们交代清楚了。我虽然反对“赵紫阳是中国民主的希望和民主的旗帜”的说法和看法，但是我并不否认在今天已经仙逝的赵紫阳是一个与民主联系最多的人，因此，在可能的条件下，赵紫阳与未来的中国民主运动可能产生出如胡耀邦与“89风波”那样的影响，甚至比胡的影响还要大的事情也好像是可以预言的。我在我写作的某些文章中，其所以要用“风波”而不用“民运”表述1989年的政治运动，原因就在于前者没有“发动”上的故意，而后者却有。现在，我们如果认准了上述的问题，那么，在目前的情形下，借用给“赵紫阳平反”“恢复赵紫阳的名誉”这样的理由发动一次新的民主运动，是完全有可能的，只可惜我们民运队伍现在正热衷于内部的攻讦而无有精力也不能够集中力量以作这方面的工作，因此，我遗憾地断言，由赵紫阳的去世可能引出的运动如果又是一场自发的运动那就太令人失望了。
这篇文章所谈论的赵紫阳的问题不是实践意义上的，也不是操作意义上的问题，而是理论意义上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没有澄清，那么，民运人士如何领导中国民主运动这样的问题就很难谈起。所以，在本文中，我只是要说明这样的一个问题，即赵紫阳是中国民主的一个因素，我们中国的民主收藏夹应该收藏它，其情形和它收藏1966年的毛泽东的意义一样（前些日子，我刚刚写作了《论毛三篇》）。在民主体制的构成之中，存在着许多种与专制主义的运动和专制主义的人物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因素是由民主的内在的本质决定的，所以，它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存在物；如果民主本身就是一个兼容并蓄的东西的话，那么，什么是中国的民主的事情我们民运人士就可以讲清楚了！在中国，只有处身于民主运动之中的人才有权利掌握民主的话语权，民主运动之外的任何的人都不配！也只有在民主的话语权中，赵紫阳的意义才不会至于最后流失！
2005年1月17日星期一于汉城(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