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柏桥 ：公民维权运动的回顾与展望
【大纪元1月13日讯】中国民间维权活动虽然自中共建立政权以来就从未停止过，但是，真正形成规模并对整个社会进步产生深刻影响的维权运动应是始于2003年，也就是人们常称的 “公民维权年“或“新民权行动元年”。在这一年里，发生了几起影响深远的公民维权活动，如蒋彦永披露萨斯病真相所引发的要求新闻透明的运动，孙志刚在收容所被暴打致死所引发的要求取消“收容遣送”的请愿运动等。与此同时，各地罢工抗议此起彼伏，据中共中央“嘹望”周刊发布的统计数字，2003年中国国内共发生了有三百万人参加的五万八千次抗议活动，比2002年增加了15%。
如果说2003年是公民维权运动蓬勃兴起、维权意识开始觉醒的一年。那么，2004年则是维权运动风起云涌、并向整个社会全面推进的一年。从年初中国民主党党员刘飞跃在街头征集签名，2月份余杰、任不寐等44名独立知识分子发起要求教育改革的签名活动、丁子霖等“六四”难属提案要求重新审议、蒋彦永医生上书要求为“六四”正名及其后的“万人签名声援蒋彦永上书”活动，到下半年各地风起云涌的民众上访事件，民罢官签名运动，农民抗暴与工人抗议事件等，将民间维权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其中最著名的有重庆万州万人暴动与四川汉源十万民众抗暴事件等。据动向杂志披露，仅今年九月份全国城乡就有310多万人次参加了各种集会游行示威抗议等。可以说，公民维权运动已经形成燎原之势。
去年公民维权运动最重要的一个突破是，公民维权运动已经从以打擦别球为主走向直接挑战当局。人们开始直接挑战一些重大的侵害基本人权乃至生命权的事件，如“六四”事件及法轮功问题等。正是蒋彦永上书人大要求为“六四”正名，前北大校长丁石孙要求为法轮功平反，及年底前中国著名律师高智晟发表要求停止对法轮功进行迫害的公开信等，使这场公民维权运动达到一个新的高度。通过对过去两年公民维权运动的回顾，可以预期，未来一段时期公民维权运动会更加如火如荼地在全国各地展开。在未来的一年里，公民维权运动可能会呈现出如下几个特点：
一，民间维权活动的规模会越来越大，政府与民间的冲突会日益加剧。这从最近发生的一系列抗暴事件就能够看出。我估计，在新的一年里，大规模抗暴事件无论其规模与频率都会大大超过从前，并可能朝向权力中心地带发展，因为中国政府到目前为止所采用的手段还是镇压。在中国目前这种腐败横行，社会严重不公的情况下，民众的不满已经达到临界点，因此镇压越严厉，反抗就会越激烈。如果有一天在某个百万人口一上的省会甚至首都北京发生万人甚至百万人大暴动事件，各位千万不要感到惊讶和意外。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容忍和谦让的民族，但是，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民间起义都是迅猛的。中国有句话，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当民众被逼到墙角时，也就是当局的末日到了。
二，民间抗争主体力量及各类弱势群体会逐渐联合，并朝组织化方向发展。这是形式的需要，是当局将民众推向对立面，民众求自保的必然结果。最近社科院农村研究所研究员于建嵘在他的报告中已经提到，各地不仅已经出现大量的农民领袖，而且已经开始了横向联合。不仅是农村，中国各个领域的维权人士都在朝横行联合的趋势发展，比如素以君子群而不党自许的独立知识分子群体也在走向联合。如今可谓“一方有难，八方响应”。前不仅对刘晓波、余杰等人的捉放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如今，为被捕的师涛、杨天水和失踪的张林呼吁的声音越来越强，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显示出群体力量的表现；
三，伴随着民间反抗声浪越来越强烈，中国的律师们会更加勇敢地走到维权运动的前台，承担社会从专制走向民主，从人治走向法治的转型过程中的主导力量。过去一年来，中国有良知的律师们已经开始走上公民维权运动的前列。浦志强挺身而出担任《中国农民调查》一书名誉纠纷案被告一方的辩护律师，李柏光帮助各地民众从事民罢官活动，长期为民主人权人士担任辩护律师的高智晟及郭国汀等勇敢地站出来为受迫害的法轮功群体发出声音，周立太坚持不懈地为民工维权，还有长期站在弱势群体一边的张思之、莫少平、李建强、陈永苗、顾则徐等律师在社会上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尊敬，其社会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事实上，只有这些法律工作者最适合扮演这一角色：在一个专制与保守的社会，较之普通民众，他们的言论享有更多的法律保护，尽管这种保护是有限度和不确定的，但是，总的来说较其他阶层和其他行业人士更能代表弱势团体和受压制力量发出声音。在过去社会转型期间的台湾、韩国、印尼、马来西亚等地，律师们都承担了极大的社会责任，发挥了极大的社会影响，其中一批骄骄者后来更成为总统和重要政府官员。当然，他们能在社会转型期扮演重要角色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准，能更好地把握形势和利用法律保护自己，比如学法律出身的印度圣雄甘地和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均为那个时代的代表人物。
四，海内外人权民主人士与正义力量会更有效地协同作战，各自利用自己的有利优势为中国的维权运动作出贡献，并进一步推动中国社会从专制走向民主，从人治走向法治，从野蛮走向文明。这一局面的形成完全有赖于网络技术的高度发展。如果没有网络，海外的良心人士不可能发挥今天这种影响。
维护公民应有的权利，推动社会朝向文明进步的方向发展，不仅是民主人权运动人士的责任，不仅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责任，也不仅是新闻工作者和律师的责任，而是全社会每一个公民义不容辞的责任，因为它不是空洞的理想，不是教条式的说教，而是与我们每个人尤其是生活在大陆的同胞息息相关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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