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11日讯】〔作者简介﹕骥云﹐一位在中国大陆中共基层工作了几十年﹐经历了中共建政以来每一次运动的原中共干部。现在﹐骥云在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定居。〕
〔接上文〕
三﹑他在反右中死去
XXX和我同在一个办公室工作﹐我们年岁不相上下﹐我比他稍大点儿。他很有才华﹐能说会写。我们二人都喜爱打蓝球﹐都是机关球队的主要成员﹐因志趣相投﹐我们自然成了好友﹐虽然他已离世几十年﹐但他的音容笑貌始终留在我的脑海中。
当年因他才华超群﹐而被省级编辑部看中﹐硬从我们县里要人﹐把他调到报社﹐当了一名记者。记者是要写文章的﹐那当然他也要写出很多东西来。年轻的他﹐有着一股正义感﹐在他写的东西中﹐难免会出现别人怕说的﹐而他敢于说出来的内容。后来﹐反右开始了﹐那些他敢说出来的话﹐就成了他反党的罪证﹐想赖也赖不掉﹐白纸黑字﹐有凭有据。因而他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改造。纵观那些被中共划为右派的﹐无论大小﹐都似乎据有这样一个类似的特征﹐就是极有才华﹐又有傲劲﹐敢于直言﹐宁死不屈﹐我这位好友就是一个例子。越改造﹐他就越反抗。可是哪里能有他申辩之处﹐愤气难平﹐只有以死拒之﹐于是他郁郁的跳入了波涛滚滚的江水里﹐就这样走了。他是戴着一顶沉重得让他喘不过气来的大帽子走的。他的躯体是沉积在江底的泥沙里﹐还是流入了大海﹐抑或是葬身鱼腹﹐无人知道﹐也无人关心﹑过问。只有我﹐他的这位老朋友﹐每每来到江边﹐望着奔泻的江水﹐让它带出我对他的思念。
四﹑在大跃进的饥荒中死去的群众
在大跃进那个年代﹐钢铁产量放卫星﹐粮食亩产过万斤﹐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干部为了升官﹐不顾群众死活﹐好大喜功﹐浮夸虚报使群众遭受灭顶之灾。三年人为造成的饥荒中死了几千万人。
在我当时所居住县﹐一个人口约六十万人的县﹐就饿死三千多人。为何会饿死人呢﹖其一是钢铁要放卫星﹐各地大办土炉产铁﹐大批的主要劳力﹐都调出来钢铁。58年本是个丰收年﹐但秋收时﹐田里谷子没有劳动力收割﹐秋雨一来﹐禾苗倒塌生芽﹐都在田里烂掉了。二是大浪费﹐那时人民公社成立﹐大办食堂﹐集中吃饭﹐而且还提出﹐任何人到任何食堂进餐﹐都不付钱付票﹐真是共产主义社会来了。因而用粮无计划﹐个把月就吃掉了全年口粮﹐致使59年发生了大饥荒。其三是政府购了过头粮﹐有些大队﹐不仅卖掉了口粮﹐甚至把种子也当余粮卖了。因为各地干部﹐浮夸虚报产量﹐造成分配购粮任务时﹐都根据浮夸粮食来定。任务定了之后﹐干部明知无法完成﹐还要表态﹐超前超额完成任务。这就出现了生产队的粮食都是空空如也﹐食堂里也无米可炊。结果就是用瓜菜代﹐箩卜白菜都成了主菜﹐在那个时候﹐社员自留地也交了公﹐只能靠集体的菜来供给﹐那是根本无法自给的﹐蔬菜不够﹐用野菜补充﹐野菜挖尽了﹐就打湖草﹑吃菜饼﹐豆饼之类﹐个别地方还吃树皮﹑观音土（一种泥土）﹐这些办法都无法填饱每个人的肚子。而且严重的营养不良﹐人人面黄肌瘦﹐个个腿粗脸肿﹐大面积的得浮肿病﹐吃的没有﹐又何能谈医﹐体弱的年老的无法抗拒﹐难逃活命。
“朱门酒肉臭﹐路有饿死骨”。红墙内有没有酒肉臭﹐我不敢枉言﹐但哪个政府机关里饿死人了﹐我没有听说过﹐因为那些人是吃统销的﹐可凭粮票买粮﹐后来虽每人每月也减了几斤指标﹐但还是可以吃饱的﹐吃得上饭的。其实各级干部对饥荒不是不知道﹐明知已经出现了饿死人﹐也不敢反映﹐还要装得无事之样﹐为什么﹖大家都知道﹐赫赫有名的彭大将军（彭德怀）﹐只因在庐山会议上﹐上书反映下面实况﹐而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分子﹐试想一个地方小小干部﹐谁敢把真实情况告诉上面﹐为了保自己﹐哪能顾得了他人。这样﹐就使得发生了饥荒越来越大﹐死人越来越多的惨局。
五﹑四清运动中被逼而吊死的老农
继大跃进之后﹐又开展了一场四清运动﹐也是由点到面全面铺开﹐人人开展自查﹑自报﹐开列清单﹐如数退赔。在自查和互相揭发中﹐那真是鸡蛋里面挑骨头﹐鸡毛小事﹐也不能漏掉。如下乡时在某某家吃了一餐饭没给钱票﹐收某某朋友送了多少次布票﹑自留棉﹐在养鱼场购鱼时﹐未按市场价付足﹐用了公家信纸写私信﹐用公家照明下棋﹑玩扑克牌……等等。不论当时是什么情由﹐都要一律退赔﹐有实物退实物﹐没实物按价折钱。问题小的﹐很快就能起水﹐剩下的人﹐泡在水里起不来（就一直被审查）﹐最后打成四不清干部﹐政治上受到严厉处份﹐经济上把你彻底搞光。因而在无可奈何之下﹐也有把人逼死的。在我们公社﹐就有一位老农﹐被逼吊死在公社院内﹐事情是这样的﹕
老农王某某﹐五十多岁﹐家境贫寒﹐从小务农﹐纯朴忠厚﹐一身清白﹐是响当当的贫苦人﹐当然就是土改中的根子。他有一个儿子﹐因为老子是土改根子﹐当然儿子就根正苗红。土改后被吸收成脱产干部﹐开始当通讯员﹐入团入党﹐后转正为国家干部﹐在县委会当了事务长﹐负责机关的后勤工作﹐办好食堂﹐搞好干部及家属们的生活安排﹐如分发各种票证﹑分配实物等等。县委机关在一个县来说﹐那就是最高首府﹐自然在首府中任事务长﹐也就不同一般。事务长既管钱又管物﹐手中还有特权（可以不用票证采购各种实物﹐而且优先满足）﹐自然成了运动中的重点对象。
运动一开始﹐就停止了他的工作﹐责令检查﹐交待问题﹐并立案审查﹐组成专案工作组专门调查审问。记得是那是暑天﹐工作组（三人）来到了王老汉的家﹐把他家的口粮﹑各种票证都搜出来﹐进行清点盘底﹐造册登记。实际上就是抄家。工作组在抄家的过程中﹐似乎没有发现什么问题﹐未能达到想要捞出点名堂的目的﹐于是就把王老汉带到公社里来进行隔离审查逼问﹐要他老实交待儿子都给了家里一些什么﹐并威胁说﹕如果不说﹐不但儿子罪上加罪﹐同时也要治你的罪。试想﹕一位老实巴交的农民﹐哪经受过这种场面﹐哪经得起这样的恐吓﹐于是在一个夜晚﹐趁人熟睡之后﹐从房间溜了出来﹐解下了一根晾衣服的绳子﹐就在院子里一根大树上﹐上吊自杀了。到了天明﹐炊事员起来烧早饭﹐发觉树上吊着一个人﹐一声惊呼﹐惊醒了大伙儿﹐于是抱人的抱人﹐解绳的解绳﹐找医生的找医生……可是这一切都迟了﹐人早已断了气﹐身子已僵硬冰凉﹐心脏脉搏都停止了跳动﹐只是两眼瞪得圆圆﹐舌头伸出很长﹐其状甚惨。人死后﹐工作组因害怕亲属及群众找他们算账就立即撤回县里去了﹐把善后一摊子事﹐都留给了区﹑公社﹑支部。因为是热天﹐尸体不能久放﹐由当地政府买了一口棺木﹐由大队支部说服家属﹐将尸体抬回﹐开了一个追悼会﹐将人埋了。与此同时﹐县委主要领导人﹐亲自去做事务长﹑老农的儿子的工作﹐一方面是以共产党的那套歪理﹕“共产党员必须服从党的需要”﹐“党员要以党的利益为重”等等﹐要他不仅自己要“正确对待”他父亲吊死一事﹐还要带头说服家人及亲朋﹐不能让事态扩大﹐造成不好影响。更没有人性的是还控制着他不让他回家。老农可怜的儿子就因为有了“党员”这个紧箍咒﹐都没能回去见老父亲一面﹐送老人一程。最后又经过了几个月的审查﹐确实查不出什么问题。事务长后来不当事务长了﹐下调到一个公社﹐当上了副主任﹐也许这就是组织上对他的一点优抚吧。可那是老父亲的一条人命换来的啊﹗
六﹑文革中被以莫须有罪名处决的年青人
一九六六年﹐中共的“五‧一六”通知﹐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一场巨大的灾难﹐在全国整整持续了十年。火是从北京点起﹐迅速蔓延了全国﹐这把火烧红了中华大地﹐烧焦了每个炎黄子孙的心﹐烧掉了千古文明﹐断送了无数个生命﹐泯灭了人性﹐助长了仇恨。造反的红卫兵﹐经过上下串联﹐天安门城楼的八次接见﹐造反组织风起云涌﹐造反声势﹐锐不可挡。破四旧﹑扫牛鬼蛇神﹐揪走资派﹐搞国家主席﹐被踏上了一只脚﹐永世不能翻身﹐各级党政领导人﹐都打成了走资派﹐闹革命﹐到处都在打砸抢﹐社会混乱不堪﹐人人都在恐怖中度日。
当时即使那样﹐而自认一贯正确的毛泽东却居然在一次讲话中说﹕“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又说﹕“乱是好事﹐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这些所谓一句抵一万句的话﹐更是火上浇油﹐乱中添乱﹐使形势一发不可收拾。各级造反派均接管了各级机关﹐大权已掌握在造反派手中﹐造反有理﹐为所欲为。
然而﹐共产党还是意识到危机的到来﹐于是又拿起枪杆子出政权的这一“法宝”﹐在全国上下全面实行军管﹐组建了革委会﹐由军人执政。七大军区﹑省军区﹑军分区的司令员﹐都是同一级的革委会主任﹐县﹑区武装部长﹑大队民兵连长也是如此。军管后﹐立即把红卫兵手中掌握的枪支﹐全部收缴了上来﹐紧接着﹐一场秋后算账开始了。造反派的头头一下来了一个180度的转变﹐都成了打砸抢的坏头头了﹐过去扫牛鬼蛇神的人﹐倒转来自己成了牛鬼蛇神﹐挨批挨斗﹑被拘捕﹑蹲监狱。大批红卫兵小将上山下乡﹑下放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有的还流放到边疆。在秋后算账中﹐造反派头头经受了比整走资派更为恶毒的迫害﹐有很多人被逼自杀了。在我们那个区里的几个造反派头头中﹐有三人被拘捕关押﹐有二个被逼得自杀（一人投河﹐一人上吊）其余的都交给本单位监管。
另外﹐在我们区里﹐还发生了一桩冤杀惨事﹕有一个回乡知识青年（由学校回乡参加劳动的）﹐年刚二十岁﹐高中毕业后﹐未能继续昇学（因未恢复高考）﹐就回乡来参加农业生产。刚好是军管时期﹐大队的民兵连长掌管了大权。这位连长既没文化﹐又缺办事才干﹐自当上革委会主任后﹐自认为了不起﹐目空一切﹐不参加劳动﹐还经常吃吃喝喝﹐有时酒醉如泥﹐百姓背后里议论纷纷。这个回乡知识青年﹐在学校读书时就是个三好学生﹐共青团员﹐刚直不阿﹐年青气盛﹐敢于直言。在一次会上﹐他讲出了乡亲要讲的话﹐因而冒犯了连长﹐二人争吵了起来﹐几乎动武。就因为这样﹐连长对他恨之入骨﹐便到区里进行诬告﹐说这个回乡知青﹐反对军管﹐还说要图谋杀害他﹐编造了许多谎言﹐给青年捏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当时正处于所谓的“大抓警惕阶级斗争新动向”的时期﹐区里认为这是个新动向的好典型﹐立刻转呈到县里。县里接到报告之后﹐不作调查﹐就立刻把这个知青拘捕﹐关押在监狱里﹐并呈报省里﹐请求处决﹐以示军威。省里根据县材料﹐同意执行枪决。可怜这位回乡知青﹐回乡还不到一年﹐就糊里糊涂的倒在血泊中﹐结束了短暂的一生。
处决那天﹐区里还召开了全区的万人公审宣判大会﹐会上宣读了那些莫须有的罪状之后﹐就拉出去枪杀了。到会的人﹐不少人默默无声﹐心事沉重﹐有的人摇头﹐有的人叹息﹐也有人暗自里悲伤﹐在每个人的心中﹐都知道这是个冤案﹐但在那暗无天日的日子里﹐面对中共的滥杀无辜﹐谁又能站出来说一声”冤”。
年轻人死了﹐但一块写有“阶级斗争尖兵”的锦旗﹐却高高挂在区的会议室里﹐旗是红色的﹐当然那是那个知青的血染红的﹐字是黑色的﹐也是在说是那些黑心肝的人干的……。
七﹑写在后面的话
“六﹒四”已经过去十五年了﹐天安门前坦克的隆隆声﹐仍犹在耳﹐天安门母亲们﹐还在悲伤﹐还在哭泣﹐还在呐喊。但当权者对待她们仍是监控﹐不许自由。对待法轮功﹐共产党采取“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残酷迫害﹐历经五年﹐对他们的迫害还在继续。多少个法轮功修炼者的幸福家庭﹐被迫害得支离破碎﹐许多人被关押在监狱里﹑劳教所﹑精神病院遭受着酷刑煎熬﹐上千人遭酷刑折磨而失去生命。他们有什么罪﹖
“六﹒四”惨案和镇压法轮功﹐都是近十多年发生的﹑或正在发生着的事﹐也是中共在其杀人史上犯下的新罪证。我不想在这里多说什么了﹐这些我们很多人都清楚。每个人﹐尤其是我们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只要有愿望了解﹐不是什么难事。这里我写出我自己也不愿回顾的这些中共杀人的历史﹐是希望每个人冷静下来思考﹐当中共再举起屠刀时﹐我们是否能看清它的狰狞面目﹐起来制止一桩桩惨案﹐制止一幕幕悲剧的重演﹖而不是再遭其迷惑﹐不知不觉地推波助澜。
每一个有良知的人﹐每个关心中国人民命运的人﹐不应该深思﹐不应该正视﹐不应该清醒吗﹖难道我们还继续麻木﹑沉默﹑袖手旁观﹑明哲保身﹖不﹗只要是人性未灭﹐良知尚在的人﹐我们都应该站出来说一声﹕”不要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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