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7日讯】“父母官”–旧时百姓对州县地方官员的称呼，大约始自唐宋。但凡主政一方之官吏，必称自己是“爱民如子”。故黎庶黔首也就甘为“子民”，跪磕连连一如捣蒜的了。
治人者为“父母”，受人治者为“子民”，如此相沿成习，便成了传承的观念：一种尊卑有序的“正名”——一种渗入潜意识（心理学称之为“动力定型”）的“御民”之术。有道是：“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由此推论，“也无不是的父母官”了。故所以衙门公堂，高挂着的，多是“明镜高悬”或“恩泽乡闾”的题匾。这，虽是引古忆昔，却并非已经过时。因为时至今日，我们在许多场合，依然可以看见或听到尊称“父母官”的（也有官员们心安理得以此自称的）。让人难免有所感触：这不正好印证了古今一贯的“官本位”制，和根深蒂固的国民劣性（奴性）么？人们至今不肯舍弃，将“父母官”时不时地念叨，恰恰说明了此一烙印的深透和沉重！
但，时移事殊，世界潮流的涌动不能不对传统有所触动。上世纪初，源于西欧的“公民”与“公仆”两词，渐渐地为国人所认知。何谓公民？乃是具有国籍，并根据宪法规定，享有权利且承担义务的人。它一有“宪法”为依持，二有应享之权利——这正是被剥夺了一切，仅有劳役的子民们所不敢奢望的。何谓公仆？即一反以往，主权在民，视政府官员为人民大众之仆役，并非是什么“父母官”。从父母官移位到公仆，从子民移位到公民，如此一来，岂不发生了思想观念之大颠覆，大变化了么？！
然而，事情并非如此地简单，因为还有一个“名”与“实”的问题。也就是说，有了宪法，有了公民、公仆的名分，并不等于有了实际应得的。不妨回顾一下历史：在国民党主政时期，有“五权宪法”，有关于公民权利义务的详细律文，有从军政过渡到宪政的许诺。但，实际兑现的有多少？李公朴、闻一多的死于非命，各党派为争民主而被取缔，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检查封杀，等等。但，彼时人们不甘心被箝制受役使，投身于革命洪流，唱着跳着，迎来了“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于是，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我们有了一个“人民政府”，继而有了一部新的“宪法”，一幅充满自信的共产主义理想蓝图。公民的义务与权利（包括集会结社的自由、言论出版的自由、迁徙自由等等）确凿无疑地写在了这个根本大法之中。而这些正是民众血汗凝聚的结晶，久久期盼的一天终于到来了！然而，始料不及的是，也仅只昙花一现而已。众所周知的是，政治斗争群众运动接连不断，经历了二十年的反复折腾，“宪法”形同于废纸，而领袖的所谓“语录”，则被奉为整人的金科玉律。以至于有一天忽然发现，在接连的大内斗大倒退之后，国家和社会已濒临崩溃的边缘了！
之后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拨乱反正”，是改革开放，然后是宪法的修改，是对公民权利的再度重申和保证；之后，便是再一次的雀跃欢呼，是“小平，您好！”是希望和确信的又一次涌现。然而，自“民主墙”事件起，转眼之间，“六四”的激烈枪声，又一次打破了中国公民们一厢情愿的美梦。今日重提旧事，十五年却已白白地流逝。而今天的情势，也好有一比，譬如百足之虫，虽颓而犹顽。颓者，其五脏俱已腐烂；顽者，爪牙仍是锋利，临终犹作拼挣。其庞大躯体，潜在能量，固然不可以小覰，但终究宿命已定，此之谓事物代谢之必然也！
过程终将过去，结局也可预料，此本无疑义。但疑义依然会有，便是结局之后会是如何？一百多年的近现代史，中国人有过太多的期望，太多的欢呼，太多的破灭，和太多的痛楚创伤。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地点，由不同的人群，一次又一次高喊民主自由口号，一次又一次寄希望于宪法与法治，又一次接一次地破灭失望。从祖先到子孙，一代代上演着同一出命运的悲剧，周而复始地重蹈覆辙。此情此景，遍观世界各国，却是极为罕见。这也就不能不让你我问一声“我们何以走不出这个怪圈”？
对此，历来有许多解析，无非是专制主义的传统、国民的劣根性、领袖个人气质使然等，也只泛泛而谈，难以解释百年以来，何以一再因循反复而为其牢牢控制？何以专制政治屡革而不能除？却以不同的面貌与口号，甚至以“人民共和”名义，久久困扰神州大地？对此，有一点必须予以指出：世界各国的进步，均有社会改革的发动作为契机而推进。但中国情况却是特殊：屡革屡改而不能（或不愿）深入，屡革屡改而不能（或不愿）触及统治权。维新变法不须说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非其不欲深入，因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强大，故而不能也；抗日胜利，和平建设在望，而内战又启，是欲有作为而不可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机绝好，但因领袖意志及其个人之好恶，革不应有之革，改不应有之改，黑白颠倒，是非混淆――主宰国运之领袖，为一已之私欲权力，不愿革故鼎新走民主政治之路。毛之后，为收拾文革残局，当局擎起了“改革开放”大旗。今日看来，经济建设成效确实卓有可观。迫于形势与潮流，对言论与迁徙也有所放宽，但于一党专制政体，于新闻舆论及集会结社等问题上，因担心权位之易手，故仍是严禁牢控――故而改革也就前紧后松，浅尝辄止――不愿也不敢深入下去以谋求彻底。
之所以如此，一言蔽之：传统观念与体制架构的根深蒂固导致了积重难返。传统观念塑造了国民性格，给它打上了“奴性”的印记；加以愚民政策的操控，群众盲信，狂热崇拜（文化大革命便是明证）。但另一方面，国人的灵魂深处也藏有权欲（所谓的“人人心中有个小毛泽东”）。“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就这样，奴性与权欲在国人心中兼而有之，随气候境遇的转换或此消或彼长（而个性与能量却又因人而异分有强弱）。对于毛说来，深谙古代之纵横捭阖：目的明确，只在于执掌最高权柄――却以“主义”与“为人民服务”为旗号。手段不择，古今中外拿来便是，但能为我所用即可。若是细察，你会看到前后面孔的截然不同，一个是礼贤下士的谦谦领导，一个是颐使气指的现代帝王。一切皆是权宜之用，随形势与需要作“变脸”之术（从五七年初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鼓动鸣放，到数月后杀气腾腾的反右），就这一点来看，毛无疑是集古今权术之大成者。
可见，“怪圈”的诡秘，即在于它那“黑洞”般的历史深厚的吸附。其根基是民众的愚昧和盲从——但若是愚昧盲从附灵于十数亿国民之身而骤然发威时，你能够想像它的那种声势吗？而其基层至顶端，则叠叠架架，是庞大的统治机器。仿佛章鱼密集的触手与吸盘，上下交织合围，产生了一股巨大的吸附引力，产生出一个疏而不漏的怪圈——它们无所不包且又周而复始——故不仅是个人，即使社会与时代也都绝难逃逸。
（待续）
－－源自《议报》16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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