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7日讯】时间，对我们人类所起的作用往往比上帝还大，时间老人说谁是疯子谁就难逃恶名，时间老人说谁是君子谁就能永享美名。一些在短期内炙手可热的所谓政治强人，其往往是疯狂的纸老虎，其对于人类贡献的历史作用往往就不值一提了，如袁世凯等，这些人是无法得到时间老人的称赞的。
至于时间老人对我们人类政治活动的安排，是有很多规律存在的，如十年之内觉得对的，十年之后二十年之内就不觉得对了，五十年以后就是另外一个说法了，百年之后，天翻地覆，大浪淘沙，所谓政治强人如泥沙俱下，惟有金子脱颖而出。这里的金子就是时间所起的作用而形成的，并将获得时间老人的褒扬。
时间就是决定人类命运的大裁判。在适当的时间内不作出适当的作为，同样会丧失良机。我知道，在人人喜欢而向往的神话王国里，到天上当“国王”的往往是最快乐的，但又是短暂的，如“天上一日，地上一年”说法，由此可见人生之艰辛。一年365天，即使其中有几天快乐但也仅仅是几天，多乎哉不多也。按照天上的“天”计算地上的“天”，我们的一年12个月也不过是人家的一天24小时，两年两个12个月相加也不过是人家的48小时。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如果一两天的把握都没有，那麽怎么能够决胜于千里之外，决胜于未来。最近，《南风窗》主笔章敬平把刚刚过去的中国12个月称为“拐点–决定未来中国的12个月”，前前后后仅有24个月，按照天上的说法也就是“两天”而已，干一“天”，看一“天”。这“两天”却被记者身份的章敬平形象地比喻为见证中国第二次转型的“拐点”，但这一“拐”将拐往何处呢？是“拐”往GDP高速增长的效率呢？还是“拐”往宪政时代的公平呢？
早在1979年，在执政党对内对外改革开放政策受国际大环境挤压或互为作用下，取得了长达25年的持续稳定的发展成果，这应该说是中共自1949年统治大陆以来真正谋发展的第一个“拐点”。当今，也就是被一些媒体称为“新政”的胡温新时代，算不算第二个“拐点”，现在还不太有把握说，历史往往不是当时言说的，而是滞后言说的，如陈独秀是历史上的中共第一代领导人，但执政党的宣传资料上却一直宣称毛泽东为第一代领导人。所以说，章敬平把“拐点”的起点定在2003年3月15日担任中共总书记整整四个月的胡先生当选为中国国家元首之时，也就意味着胡已经开启自己的新一代。但把这段时间称为“拐点”也好，或称为“转捩点”也好，现在都还不能做出更深层面的评价，我们只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做出的评价往往会比较客观或接近客观。
章敬平在其新书中所指的2003-2004年是中国的“拐点”，其实是作者试图去解释今后中共路线到底“拐”往何处这一设问？通过《拐点–决定未来中国的12个月》（2004年7月北京新世界出版社）所表述的细节发现，2003年3月以后至2004年3月的中国并不平静，SARS冲击，海军潜艇失事，香港大游行，孙志刚，蒋彦永，孙大午，民间修宪，农民工工资拖欠，拆迁户天安门广场自焚，农村地下卖血大面积感染艾滋病事件，等等，这其中一些重要细节已经折射出了整个时代的全部神经，章敬平认为“这是社会问题最为突出、社会效应空前放大的12个月，更是中国社会体制改革最为突出的12个月”。
纵然2003年前半年中国经济呈现出8.5%的高速增长态势，但遗憾的是“这样的利好，旋即被更加凸现的阻碍未来经济发展的一系列社会体制层面的问题所遮掩”，“经济改革所面临的任务已不可能仅仅在经济领域解决”。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同样也表达了中国面临着第二次转型的看法，他说，“改革已经到了值得转轨的时候，转轨的核心是用新的制度去替代它。”第一次转型是革掉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第二次转型应该是当下“以经济建设为中主”转为“制度建设”上来。因为眼下所有的问题都与制度建构有关，不从制度上着眼，仅仅就事论事已经无济于事了。2004年9月3日，我在与杜刚健教授见面并做短暂交流时，他多次表达出看任何问题都要有长远眼光的看法，无论是政治上的，经济上的，社会上的问题，都是与文化建设分不开的，而当下文化方面的欠缺是最根本的欠缺。主要是我们时代所处的大环境，如果空气不好，难免会出现大大小小的病人。正如某一个法院，也就是号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法院，其判决的案子却不能依照法律公正独立的裁决，而是以权力的指向而作出相应的判决，而这个判决恰恰是错误的判决。我们能说他法官枉法吗？他只要按照组织内的持续请示汇报、听话就可以了，还能指望他作为什么呢？法是长官的意志，按照长官的意志行事，是眼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所以说这样的法官对于某个官司判“亲政府”的既得利益一方或政府一方胜诉是正确的，否则就是错误的。至于过了若干年，回顾历史时再发觉当时的判决错误，已经“无所谓”了，物是人非了。举例说，宪法规定国家要设国家主席，毛泽东暂时不当就让刘少奇当，当时解释宪法的专家还说一旦毛泽东要当还可以再把这个职位给毛泽东。后来刘少奇死后毛泽东也不当了，林彪没死之前想当偏偏当不了，这还不是毛泽东一句话。都说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怎么能够抵“圣人”一句话呢？所以说，体制的问题不是缺少公正的法律，也不缺少能干的法官，只是体制也会造成“法律变成掌权者手中的泥巴，想怎么捏就怎么捏”的现象，人们痛恨的“权大于法”顽疾就是这个道理，人治也是这个道理。为什么法官不能公正依法判案呢？为什么法官不能独立作为自己良心认可的裁决呢？为什么县委书记、市委书记、省委书记可以“一把手权力不受监督”呢？贵州一把手刘方仁、安徽阜阳一把手王怀忠、广西一把手成克杰、河北一把手程维高，辽宁、广东等省的高级法院院长等等，哪个不是“一手遮天”才出事的呢？法律奈何了他们了吗？当然，最后他们被查处，但我这里说的是法律应该是以起到预防犯罪、有效监督与控制的目的，对于职务犯罪起到无形的威慑力，这方面应该是说制度的原因，以及文化建设不够等大环境的原因。如果说抓住一个犯罪分子就枪毙一个，而不从制度上、文化上，给予防范和威慑，那麽杀了一帮人，就会想割韭菜一样，旧的割去，新的马上长出来的，无穷尽也，即使神仙即使孙悟空也无能无力。
应该说，制度建设，文化建设，是当下社会体制改革方面两个最重要的内容。通过体制较为合理的设计，各类监督防范机制的完善，“天网恢恢，输而不漏”，全面预防犯罪，查处犯罪，而不是让人觉得犯罪很容易，犯了罪也得不到查处，或大罪可以化下，小罪可以化了。同时，就是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国家和政府公务人员、司法人员只有觉得贪污腐败渎职是人一生最大的耻辱，甚至一旦犯罪他这个人的整个家族一辈子都擡不起头来，几辈子都不想当官，同时再加上制度设计更加合理，更加没有漏洞，权力得到充分的监督，政府是阳光政府，权力是透明权力，我们的国家就不会继续走“年年割韭菜、韭菜年年长”的反腐败老路。
不能不承认，中国的现实问题确实复杂，似乎是一个“天问”。有人把中国的改革比作“是在旧房子不动的情况下盖新房子，承担了建房成本的是原来住在旧房子里的人，至今也很少有能够住新房子的，他们中的大部分还依旧住在已经不堪风雨的旧房子里，连维修成本也失去了”（学者卢恩来语）。而章敬平则说，“胡锦涛新班底执政为民的强烈意识，被一些学者视为住在‘旧房子里的人’的新福音”。旧房子还在住，新房子也在住，只是一个当下“拐点”条件下的比喻，全部人都告别旧房子、住上新房子是不可能的，关键在于新或旧房子是否合适，如何更牢固。新的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条件下，应该说有人喜欢住新房子，也有人喜欢住老房子，但我们该如何保证这一社会选择的充分多元化？无论是新房子，还是旧房子，不牢固都是可怕的。2004年8月12日14号台风“云娜”袭击浙江台州市，死亡100多人，多数是被房屋倒塌压死的。原因何在？就是房子不牢固。当地政府在台风临来之前，启动防台预案，把当地居民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建造的房子里搬出来，搬到九十年代建好的新房子里，在当地政府某些官员的主观意识里九十年代建造的新房子应该比八十年代的旧房子牢固，可事实上恰恰是九十年代建造的新房子倒塌最多，造成的人员伤亡最多，政府明显是“好心办成了坏事”。这里我们不能指责居民建造房子偷工减料，更不能因此让政府推卸责任。要知道，政府往往是无限政府，可是“无限”偏偏不能保证“样样完美”，尤其是重要的涉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环节，不出事倒还罢了，一旦出事就显得触目惊心。到了这个时候才强调问责制，才想起基础建设，才想起“马后炮”，又能解决多少问题、起到多少作用呢？在不受有效监督的某些无限权力政府的决策下，什么事情不能发生呢？这难得不也是一种“割韭菜”行为吗？法大不如权大，韭菜永远割不完，不受监督的权力则会成为腐败的土壤。
如果说，中国眼下发生的现实，证实了我们正处在一个章敬平所归纳的“拐点”的话，那麽这个“拐点”就是中共执政党正在进行或即将推进的“拐点”，成为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向“制度建设”社会良性变革的第二次转型，追求达到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协调、城市与农村全面发展、依法行政和以人为本、缩小贫富差距的目标，不但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还要同步实现法治条件下的公民社会，进入一个宪政新时代。
“宪政并不完全是执政党和政府的事，它需要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重努力。”用著名宪法学专家、苏州大学法学院院长杨海坤教授的原话说，“人民要宪政，所以给政府一定的压力，这种压力是正常的。但是，任何一个事情的成功，都需要成熟的时机，宪政也不例外。就年前，我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就对收容制度提出过看法，知道2003年孙志刚事件的发生，事情才有了根本改变。这就是时机问题。我们应该渐进地推动宪政，既不能任由其缓慢地自由成长、自发地进行，又不能激进地强力推动。最好的方式是，领导人、民众、学者、媒体之间实现良性互动。”
所谓“拐点”，不是过去时，而是现在时。最后，用一句话归纳：希望通过今天的社会体制改造“拐点”，全力驶向未来法治条件下的宪政坦途。
－－源自《议报》162期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