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29日讯】连日来，海外传媒和互联网络报道了多起北京的警察暴力事件：为了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北京警方出重拳镇压民众的上访告状活动，继向北京公安局申请举行合法游行的北京市民叶国柱被逮捕后，北京南郊被称为“上访村”的数千名请愿者在一天内被逮捕，关押在北京西郊的石景山体育馆，据说，同时被逮捕的有两万多人。前一段时间，北京最高法院外甚至发生一起甘肃上访老人王元顺遭法警打死、陈尸法院门口十二小时的事件。引发了围观人群与警方的对峙，随后在场的王的妻子马上受到监禁，警方警告王元顺妻子不得对外吐露死因实情。据目击者言：王元顺身上有很多创伤，脖子上有勒痕，臂部伤痕累累，左手有打针痕迹，伤口附近有三公分的黑色，可能被施打毒针，中毒死亡。
这样的报道虽然读来触目惊心，实际上，这只是中国大陆多年来泛滥成灾的警察暴力的冰山一角而已。
几十年来，恐惧任何群体性的反对声音，打击任何有组织的反对力量，已经成为中共政权执政的“命门”和“死穴”。前有把“群众专政”和“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基层”，作为以革命名义行使残暴的最大护法；自改革开放以来，所谓 “稳定压倒一切”，则成了一切警察暴力和安全部门滥权的护身符。在这样“压倒一切”的观念笼罩下，共产主义革命最受人诟病的“为达到目标可以不择手段”、“用下地狱的办法走向天堂”，在警察暴力中得到了最为淋漓尽致的发挥。明的不行就暗的来，合法的手段不行就用非法得来办。
事实上，采取所谓“非常手段”压制任何反对力量，已成为中共安全、警察部门心照不宣的既定政策。多年来，对异议人士的滥用暴力和栽赃迫害，以公然造假的手段制造泄密、贪污、贩毒、嫖妓罪名以嫁祸于人，把异议人士强行送进精神病院等等，当初苏联“克格勃”惯用的手法，在今天大陆各地都有着举不胜举的案例。甚至，不惜采取制造车祸、暴力恐吓以至串通黑社会搞绑架、勒索、暗杀等等，也在各地的传媒网站上时有听闻。至于黑道白道相勾结，对所有威胁自身权力的力量都给予“残酷打击”，以致出现“穿了六年防弹衣的县委书记”等咄咄怪事，则更是网络报章上热炒过的旧闻了。
什么是“国家恐怖主义”？以国家机器的名义参与非法的暴力恐怖活动，就是“国家恐怖主义”。所谓非法，是以一个国家现有的宪法为依据的。今天虽然仍旧百弊丛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明文规定的各种公民权利──比如宗教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等等，多年来形同虚设，近年来虽然“依法治国”、“回归宪政”的呼声日高，也从来只是“雷声大，雨声小”；但越来越泛滥的警察暴力却没有受到任何法律的限制，以至随时随地因为中共的一个什么会议，就实行封城封路、当街抓人、变相宵禁等等，警察对上访民众、异议人士采取的“非常手段”、“暴力手段”更是无日无之，以至累积下来越来越深的民怨民愤。
当初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大陆的崩溃，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从暗杀闻一多、李公朴等民主人士的“白色恐怖”中露出端倪来的。国民党当初的口号──“安内才能攘外”，就等同于今天共产党的“稳定压倒一切”。从历史上看，从鼓吹专制皇权的慈禧、袁世凯，到鼓吹“种族净化”的希特勒和“东亚共荣”的日本皇军，凡是一切专制极权者，“稳定压倒一切”都是他们的最大国策。
把“稳定压倒一切”与法西斯专制主义挂钩，不是冤枉了邓小平或中共为政者，而是揭露了一个基本逻辑错误：任何一个具有合法性的政权及其执政党，谋求民众的最大福祉，才是行政的最高目的；把稳定作为行政的最高目的，一定是合法性存在危机的政权和政党所为，所以他们才把铲除异己、维持政权稳定视作“压倒一切”的要务。邓小平在“六四”天安门事件后祭出“稳定压倒一切”的法西斯旗号，正是说明──中共政权统治的合法性和郑党性，都从根本上发生了问题。据说本次中共四中全会的主题之一是要解决“执政能力”问题。从泛滥的警察暴力演变为“国家恐怖主义”，这个老大问题是否能解决，恐怕正是考验中共是否具备合法、正当的“执政能力”的最大关卡。──中共政权是否能够从旧式的列宁史达林式苏维埃政权，蜕变为稍具民主色彩的现代政党？同是召开党的代表大会，美国近期先后召开的两次民主党、共和党会议，虽然同样示威抗议不断，也发生了民众违法遭到逮捕的案例，但并没有发生警察暴力泛滥的问题，正可以作为一个正面对比的例证。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