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14日讯】2001年底，国内财经媒体曾对刚浮出水面就闹得沸沸扬扬的上市公司MBO（管理层收购控股）进行过报道。争论的一方是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重的主流经济学家和国营企业CEO们，认为此乃解决国营企业效率低下、资产流失问题和实现产权改革的灵丹妙药。另一方则是代表中小股东利益的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教授郎咸平，认为这是铺满鲜花的陷阱：“怀疑整个事情背后的主导者可能是一群非常聪明的专家。从头到尾做了设计，说尽国有企业的坏处。”“对于不法分子，这是最后一次剥削的机会，所以嚷嚷着要赶快实行MBO，用低价购买国有股，然后用高价卖掉。”
我无力攀经济学家和CEO高枝，亦非中小股民，甚至连“员工”也干不成，只能听党的话当无业游民。生活在化外，虽然落得自由自在，日子久了，难免寂寞，何况肚皮是不肯闹独立的。凡心一动，看到郎先生孤身舌战群雄，就想打一回抱不平，顺便挣点稿酬。近14000字的《MBO：最后的晚餐？》写出后，却无处兜售。过了很长时间，我将该文寄给肖雪慧君，经她推荐在《东方文化》双月刊2002年第6期发表（据说这家敢登不同观点文章的学术期刊已经被迫停刊）。此时，MBO因为树大招风，只能变着花样悄悄地进行。《经济观察报》主笔在对2002年进行盘点的长篇大论中，还替它叫屈，认为平均主义拖了产权改革后腿。其实，郎先生竭力反对的并非产权改革本身，而是“掌勺者独占大锅饭”的监守自盗行径。笔杆子根本起不了那麽大的作用，MBO的主导者既非那帮专家，不同的声音也拖不住权贵私有化后腿，顶多是帮忙、帮闲或者唱唱反调而已。在中国，领导改革事业的核心力量是紧握手中枪的党。我们曾经冒着坐牢的危险呼吁保护私有财产和人权，直到这些条款按照党的16大要求写入钦定宪法，面对大量因为失去土地和房屋而无助地上访乃至自焚的农民和拆迁户，我才意识到予取予夺、翻云覆雨的党确实伟大：公有制有公有制的好处，私有化有私有化的妙处，一切都在掌握中，有的是没完没了的豪门宴！
在上一波MBO狂潮中，专门提供经营者持股咨询服务的上海荣正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老板郑培敏大谈MBO的好处：“是一个双赢的过程，不是管理层要占国家的便宜，而是改变机制，做大蛋糕，大家都多得一份，国家得到税收，经营者得到股权价值。”国家财产的名义主人能够得到什么？郑氏没有说，也不便说。当中央政府对MBO由暗送秋波到出现松绑迹象，有了上市公司康缘药业“被动MBO”、 美罗药业“间接MBO”和非上市中央直属国企宝钢主辅分离的宝钢建设“混合MBO”等“成功案例”，MBO再度成为财经媒体追逐热点，“某香港学者”（指郎先生）又“掀起对国内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包括MBO）的彻底否定”时，吃产权改革饭的郑氏却学乖了，在为2004年8月30日《经济观察报》财富版报道《海正药业的MBO路径》写“点评”时摆出一副公正面孔说：“应一分为二地看待MBO……本身并无好坏之分”。倘若不考虑中西语境的不同混说一气，当然可以说“MBO本身并无好坏之分”；倘若“一分为二地看待MBO”，就存在秦晖批判浑水摸鱼的假洋鬼子时所说的“淮橘成枳”问题。美国的MBO是在两权分离条件下股东为了调动管理层积极性而采取的激励兼约束措施，中国的 MBO则是在所有者被迫不在场和失语条件下专制政府这个大CEO对自己任命的国营企业小CEO私相授受的监守自盗措施，岂能同日而语。MBO同市场经济国家有效配置资源的股票市场、期货市场等交易工具一样，移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怪胎中，就孕育出官家通吃的毒瘤。
报道披露的海正药业是全国520强重点企业，最大的抗生素抗肿瘤药物生产基地。7月24日，第二大股东将其持有的16.24%股权协定转让，总价近2亿元，还要加上二季度新增利润。7月31日，海正药业违规以集团工会名义借道杭州工商信托公司持股暗渡MBO陈仓，管理层只付出1.19亿元就间接持有22.15%股权。海通证券有人分析说：“按今年一季报，海正药业净资产10.31亿元，22.15%股权对应的净资产为2.28亿元；再从赢利指标看，海正药业去年净利润1.72亿元，22.15%股权对应的净利润为3800万元。”管理层持股仅用一半的价格、投资回报率高达31.8%还不算，缩水后的资产还将由上年度“效益工资”支付收购费。内部人不花一分钱就MBO了，中国的亿万富豪就这样产生了！这是MBO的一个缩影。诱惑是强烈的，条件是合适的，郎先生孤独的声音如何阻挡“国内”MBO匆忙的脚步。庆父不死，鲁难不已；党权不除，国无宁日。
但愿这篇声援郎先生的文字不会被内部人指控为里通外国、诽谤改革者。
2004年9月8日
源自《议报》163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