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1日讯】今年8月6日的《文汇读书周报》在头版以《媒体改革四不变》为题，报道新闻出版总署报刊管理司官员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中央确定的八家报纸试点单位正在推进改革，“但无论怎么改，党管媒体不能变，党管干部不能变，党管导向不能变，党管资产不能变”。
媒体改革四不变，赤裸裸地暴露出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一个核心秘密，那就是：改革不能触动文化专制主义。
二十多年来，改革的成就有目共睹，不足之处则众说纷纭。但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似乎没有引起指导思想和公众舆论的足够注意：改革要革除的是什么？
答复可以一言以蔽之：革除封建专制主义。
我国的改革是从突破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开始的。人民公社不是什么通向共产主义的金桥，而是不折不扣的农奴制庄园。在这种庄园里，人们生产劳动具有奴役劳动的性质，毫无自由可言，连门前屋后种瓜点豆、养鸡卖蛋，也要被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恶名而受到取缔；政治上随时会因出言不慎或得罪当权者而被视为“阶级斗争新动向”，遭受批斗凌辱；公社社员出外讨饭，还要经过大队公社批准。在这种专制主义体制下，农民没有个人的自由和个性。从包产到户开始的农业体制改革的最大贡献，就是冲破了这个专制主义农奴制。这个突破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同时也是对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巨大冲击。人民公社破产和恢复乡镇建制，正是在基层削弱专制主义、实现民主化的大好时机。可惜，因受时代限制，当时见不及此。
由农村发展到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从“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开始，一步一步地用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这个过程本质上是在经济领域逐步克服专制主义的过程。长期以来，计划经济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构件，这个判断现在应当重新考虑。不错，马克思、恩格斯都谈论过未来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社会，将会有计划地组织生产，但这究竟是科学预见还是乌托邦的幻想，尚有待实践证明。需要指出的是，苏联东欧和中国的计划经济，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这些国家虽然号称社会主义，但实际上都还没有完成反封建反专制的民主革命，在这些有着浓重的封建专制主义遗存的国家实行计划经济，只能是高度集中、高度垄断、被国家机器全面控制的经济体制，它不可能为并不存在的社会主义提供经济基础。恰恰相反，树立于其上的政治上层建筑和文化体制的专制主义特征，表明了计划经济的专制主义性质。高度集中、高度垄断的计划经济体制，构成了政治专制主义和文化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对于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的任务，只有从克服和肃清经济领域的专制主义这个角度，才能深刻领会它的真谛。
政治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的基本要求也是要肃清专制主义、极权主义，因为这是制约我们实现政治民主化和文化多元化的主要障碍。离开这个基本要求而侈谈政治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不是无知，就是欺骗。
在今年5月举行的第十四届全国书市“出版业改革与发展高峰论坛”上，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柳斌杰发表讲话，谈到新闻出版单位的体制改革，是要由事业单位转为企业，由单一的国有制转为股份制，总的体制是“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业自主经营”。而他那位下属却宣布“媒体改革四不变”，把党委领导诠释为党对媒体、干部、导向、资产的全面管理。这样一来，一切都由党说了算，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业自主经营，就都用不着了。改革，居然不是要削弱以至肃清文化专制主义，而是要巩固以至加强文化专制主义。这还能叫改革吗？
只有把“四不变”改为“四不管”，即：党不管媒体、不管干部、不管导向、不管资产，才能实现真正的文化体制改革，削弱以至肃清文化专制主义。
第一，党不管媒体。建国以来的历史表明，党管媒体而置法律于不顾，是新闻出版事业健康发展的最大障碍。新闻出版事业有自己的特征和规律，它需要有一个自由宽松的环境，享有宪法所规定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而党管媒体却剥夺了宪法赋予媒体的自由权利，以党的名义，把某些领导人的狭隘的偏见强加于媒体，迫使媒体为小集团和领导人的利益服务。这就等于是扼杀媒体的灵魂。几十年来，由于党管媒体的结果，一方面，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许多媒体屈从领导人的意志，扮演着帮凶的角色，专为批判运动物件而撰写的文章、书刊、诗歌，究竟耗费了多少人力物力，固然难以计算，而在人们心头切割下的创伤，更是无法形容。另一方面，很多媒体踊跃参加了宣扬个人崇拜的“造神运动”，不遗余力地歌功颂德，美化领导人，化腐臭为神奇，把倒行逆施的社会主义改造、大跃进、人民公社，吹嘘成为马列主义的新发展；把一些纯属陈词滥调的讲话、观点说成是重要指示、重要思想。媒体在这两方面的历程表明，它几十年来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政治专制主义和文化专制主义的工具。凡是不愿充当专制主义工具的有良心的新闻出版工作者，只要是公开有所表示，便遭到不同程度的镇压。远的如在反右运动中，大批优秀的媒体从业人员被打成右派，有的甚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凌辱至死。近的如近几年来，对于一些发出与导向不一致的声音的媒体和新闻出版工作者，几乎无不加以压制迫害，动不动就申斥、警告、撤职、封门；更有甚者，利用手中的党权党威，滥用司法工具，对敢于如实报道真相因而触犯专制特权的媒体工作者，非法逮捕，判刑入狱，《南方都市报》的冤案，就典型地展现了文化专制主义的暴行。不久前北大新闻系副教授焦国标的《讨伐中宣部》，《中国青年报》新闻中心副主任卢跃刚的《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赵勇的公开信》，彻底地揭露了文化专制主义的阴暗和卑劣。这种状况如不迅速改变，新闻出版事业就不可能健康发展。
因此，媒体要实现真正的改革，就要革除“党管媒体”的原则，开放报禁，让人民真正享有宪法规定的言论和新闻出版的充分自由。有关部门应当为实现自由和保障自由创造条件，为媒体服务。但这是政府的职责，与党无关。即使是由党组织管理的党报党刊，也应该遵循媒体的特征和规律，在宣传党的指导思想和施政方针的同时，大力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报道事实讲真话。把党报党刊从单纯的“党的喉舌”的桎梏里解放出来。
第二，党不管导向。我曾多次在文章中指出，舆论导向是文化专制主义的政策表现。所谓舆论导向，实际上是舆论一律的现代版。毛泽东在反胡风运动时提出舆论一律，就是为了扼杀不同意见。后来他虽然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又说百家实际上是两家，一家是资产阶级，一家是无产阶级，而资产阶级这一家又理所当然地处于被批判被压制的地位，结果还是回到舆论一律。粉碎四人帮后，平反了胡风、右派等一系列冤案，舆论一律被人们所唾弃，于是改称舆论导向。舆论导向反映了指导思想上的唯心主义本质和专制主义特征。说它唯心主义，是因为这个概念的前提是存在着一个无所不知、永远正确的导向者，能够把媒体导向真理，这当然是一个可笑的神话。说它专制主义，是因为它自从出世以来就是为巩固专制主义服务的。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经常下禁令，划禁区，这不仅在做法上表现了专制主义的特征，而且它的出发点就是为了维护专制特权阶层的利益。舆论导向的一个常用的借口是保持稳定，似乎反映事实讲真话便会破坏稳定；你要是揭露贪污腐败、官商勾结、残害百姓等等事实真相，就有破坏稳定的罪嫌。可见，所谓稳定压倒一切，表面上指的是社会的稳定，实际上包含的是专制制度的稳定，因依赖专制制度而得以尊荣富贵的特权阶层的稳定。这种稳定正是媒体应当加以揭露的物件。
在舆论导向的控制下，媒体履行社会职责受到极大的限制，久而久之，就丧失了民众的信任。据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今年2月间对北京、上海等八大城市进行的一次电话调查，在被调查的1223人中，相信媒体宣传的占9.2%，比较相信的占29.5%，不太相信的占42.9%，不相信的占10.6，不好说的占7.7。这就说明，有半数以上被访问者不太相信或根本不相信媒体的宣传。只有放弃“党管导向”的原则，让媒体有报道事实说真话的充分自由，才能扭转民众不相信媒体的局面。
第三，党不管干部。所谓党管干部的原则，是九十年代的最高领导人在谈及国有企业改革时提出来的。这是专制主义在经济领域的最后一个阵地，是在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后，继续保持党的控制和垄断的最后保障。现在在新闻出版事业的改革中老调重弹，就成为“党管媒体”、“党管导向”的组织保证。媒体的领导大权只有交给由党组织挑选的干部，才能有效地落实和贯彻“党管媒体”、“党关导向”的原则。但这是同新闻出版事业的改革背道而驰的。既然要把新闻出版部门由事业单位改为企业，由国有制改为股份公司，就应该按照市场经济的办法，由董事会来招聘领导人，没有必要再由党组织选派。
第四，党不管资产。“党管资产不能变”的荒谬之处是显而易见的。国有企业的资产属于国家所有，是国产而非党产，怎么能说还要由党来管呢？改革以来，为了解决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的问题，国务院和地方政府成立了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按照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来管理国有资产。根据产权多元化的要求，大量国有资产将转换成为民有资产，而新闻出版事业的改革却要坚持党管资产，这不是逆潮流而动吗？
对于党管媒体、党管导向的文化专制主义，不但广大人民群众强烈不满，许多有良知的媒体工作者也渴望能摆脱这种束缚新闻自由、压制言论自由的枷锁。在1989年的以反对腐败、呼唤民主为主要诉求的学生运动中，新闻界的游行队伍打出“不要逼我造谣”的横幅，并且向新闻出版总署递交了有一千一百多新闻工作者签名的《要求新闻自由和制定新闻法的公开信》。这个壮丽的行动，反映了广大新闻工作者的良心和呼声，在我国的新闻史上谱写了一篇自由和尊严的华章。肃清文化专制主义，还新闻出版以自由。这既是十五年前新闻工作者的要求，也是今天改革新闻出版事业的目标所在。只有坚持这个目标，才能保证改革的正确方向，保证新闻出版事业的发展和繁荣。
2004年8月25日
－－转载自《新世纪》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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