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伟国:中南海“两个权力”中心与权力制衡

张伟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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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8月17日讯】“分权制衡”和新闻自由一直是中国大陆政治改革的瓶颈,除了毛泽东“ 一元化”的党文化遗毒,邓小平更是明确提出过不准搞“三权分立”的政治“遗言”,1989年以后所谓的政治改革也一直受困于这个难题,徘徊不前。中国的新闻法讨论了二十多年都出不了台,舆论阵地在每一次政治风浪中依然首当其冲遭受磨难。不过,现在似乎有了一线机会:

由于中共十六大权力更替出现了波折,江泽民退而不休,继续执掌军权,由此中南海再度出现了两个权力核心:一边是江泽民要仿效邓小平,虽然只是一个普通中共党员,仍不放弃挟军权以令天下;另一边新上任的当权派也要追求完整的权力,近来同样以邓小平的前列,要江泽民交出军权、彻底退休养老。邓小平因为有其特殊的经历,其权威自非江泽民想学就学得到的,而且有了文革和六四的教训,中共党内的民意对江泽民的“太上皇”用心已经有所警觉,各种合力的结果,使得两个权力中心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均势,间或新当权者更多的代表着主流……这种均势在中共的政治机制中极为罕见,而且估计将要维持一个时期,至少会与中共高层权力更替同步,可能要保持到两个权力中心的其中之一消失为止。

中国高层出现两个权力中心,也许是歪打正着,出现了某种“分权制衡” 的客观效应,双方虽然仍在不断过招,但眼下大都尽力避免授人以柄,特别惧怕自己的政治行为可能出错,所以出招相对就比较慎重、理性,较之平日里的颐指气使、飞扬跋扈,在此特定的时刻他们似乎把更多地时间用于运筹帷幄或“看戏”–等待对方出错再伺机反制。对于一些敏感的棘手问题,尽可能不表态而让对方去表演,实际上等于把对方放在火上取烤,象蒋彦永的案件、两岸关系问题,都在此列。

君不见,温家宝宏观调控的政策出台后遭到上海帮的反弹,胡锦涛便亲临上海安抚;香港文汇报发军委会议2020统一台湾时间表,被解读为江泽民江恋军权——有此时间表后,他便借口抓住军权不放,一路做下去──对此,江恼羞成怒;邓小平百年冥诞亦成为胡温以死人逼退江泽民的良机,被党的喉舌做足了文章……这些交锋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胡温与江泽民尽力在避免正面冲突,大多是通 过第三者在借题发挥、借力打力,中间已预留回旋空间。高层的这种态势,在一定程度上给民间活动创造了新的环境,蒋彦永、焦国标、卢跃刚等应运而生。虽然这远远谈不上新闻自由,但是对中共原有的意识形态控制无疑是一种强有力的突破。

然而,因为这种均势乃非常态,其发展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风险性自然也大大地增加了,蒋彦永最近失去自由的事实便是例证。按照中国的政治传统,一山难容二虎,摊牌只是时间和时机的问题,等到决出最后胜负,两个权力中心自然就归于一个最高权威,民间的有限空间和各种活动或被秋后算账,或被挤压改造,领头人物不是受招安,就是失去自由“无声无息”, 中共就进入了新一轮的极权专制回圈—“第四代一党专制”。

这就让人产生一个遐想,既然两个权力中心客观上有权力制衡的功能,何不把这种政治格局继续延长乃至于用制度化的形式固定下来呢?比如,象传说中的党内民主先行一步?或者干脆允许党内政治派别公开活动……其宗旨就是藉现在非常状态下的两个权力中心的政治格局之力,突破政治改革的瓶颈,跳出一党专政的回圈,变你死我活不共戴天为和平共存互相制约,使得中共转型为真正的现代执政党、中国转型为分权制衡的宪政民主体制,真正将中国政治纳入良性轨道健康发展,融入现代文明。果能如此,两个权力中心,甚至出现更多地权力中心,又何尝不是政治发展的契机呢。当然这只是书生之见,端视富有智慧的政治家能否把握良机。这方面,较之西方国家的政党政治传统,台湾近年来民主宪政的发展演变,也给出了相当丰富的经验教训,对中南海更是近水楼台。

源自《议报》159期(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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