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贫富差距影响大局

【大纪元7月23日讯】 (亚洲时报在线记者 Toni Piech 7月23日报导)早在两千五百年前，孔子就说过：“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将造成社会动荡不安；而且从长远来看，还会阻碍经济发展的步伐。毛泽东时代，大家一样的穷；邓小平则喊出了“致富光荣”的口号。一些人先富了起来，而更多的人尤其是8亿多的农民依然两手空空，期待着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可以真正“利益均沾”。中国的贫富差距在扩大，已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今日中国的新贵们，品着法国干邑，开着进口轿车，这已不是什么新鲜的事儿；而多数中国人却抱怨着经济发展带来的分配不均。这样的画面屡见不鲜，而且中央政府也在竭力改变这种状况。

美国经济学家，1971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西蒙·库兹列茨（1901-1985）认为，分配不均是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的一种正常现象。他指出，收入差距会在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初始阶段逐步拉大；一旦经济成熟之后，这个差距就会回落。 现在，全球都认同“一定程度的收入分配不均是经济发展的副产品”的理论。然而，引发争议的是“一定程度”的定义和收入不均对民生的影响。

近来《人民日报》的一期社论说，存在收入分配不均是允许的，但是我们要抑制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以免造成社会动荡。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樊刚批驳了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了二十多年的美国律师章家敦（Gordon Chang）在其《中国即将崩溃》（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大陆禁止出版）书中表述的观点（“腐败泛滥、贫富悬殊、上层分裂、民怨沸腾，这就是中国的现状。”他表示，“一个国家如果走到了这个地步，不垮台那才是咄咄怪事”，“中国加入世贸后五年将出现大乱，中国政府已经没有时间应对”），但是他也承认就算中国的收入差距不是世界上仅有的最严重国家，也是最严重国家之一。

基尼系数是世界上常用的评测收入分配均等程度的重要指标，国际上对基尼系数取值的一般判断标准为：0.2以下高度均等，0.2—0.3之间相对均等，0.3—0.4差距相对合理，0.4以上差距偏大。根据该指数来看，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国家只有0.25，非洲撒哈拉地区一些国家甚至达到了0.6，而中国和美国都是在0.42左右，贫富差距均属于偏大。

“但是中国的分配不均依然让不少人担心。”加拿大圭尔夫大学的经济学家吴锡铭（音译）说，“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城乡贫富差距增大；而且中国的政策偏向城市，不允许农村人口向城市自由流动。这些都会导致城乡之间关系紧张。”

纵观中国历史，分配不均导致社会动乱的例子不胜枚举。公元前206年因不满秦始皇的暴虐统治，陈胜、吴广等农民揭竿而起，应者云集，很快宣告了秦朝统治的终结。此后，“舍得一身剐，也要把皇帝老儿拉下马”的愤怒农民也数不胜数。去年《人民日报》称“仇富”是典型的“中国特色”。该文章说：“在历史长河中，平均主义造成了社会上的对富人的极度仇恨，所以农民起义都打着‘均贫富、分田地’的口号。”

但是，分配不均将导致社会动荡的说法绝对是夸张。如果仅看基尼指数，饱受战乱之苦的非洲小国卢旺达比瑞士的收入分配更加平均，而孟加拉国比英国的财富分配还平衡。康奈尔大学社会学教授Victor Nee指出：“不满意的人，每个国家都有；但是想要革命的，却很少。对中国贫富不均的担忧有些被夸大了。”在上海和广州作过收入分配的研究之后，这位教授发现收入不均是由人力资本引起的（技术越熟练，收入也就越高）。“这是个健康的趋势，对社会有利。它刺激人们增加对教育的投入，在工作中努力学习。”

当城里人的生活在改革开放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时，一些调查显示生活在农村的老百姓依然没有脱贫。有谁知道中国的农民在半个多世纪前，为了新中国，送出了多少他们的生命？有碑书记载的只是极一小部分“精英”。绝大部分在战争中死去的，成千上万上十万的，都是小兵小卒，都是名不见经传不识字的赤脚农民的孩子。他们也曾被庄严地宣告“从此站起来了”。但是他们不仅没有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获益，反而在毛泽东时代可以享受的如基本医疗保险之类的优待也统统失去了。在毛泽东时代，经济发达的省份还要周济兄弟省份，现在省市都各谋生路；西部内陆省份似乎未有从中国经济发展奇迹中得到任何利益，只有自己资源被不断的掠夺的份儿。

很多中国人对未来缺乏信心。去年在中央对过热的经济开始宏观调控后，全国消费额创1978年以来最低。人们收入的一半存入了银行，或者压在箱底了。三口之家，夫妻双方一共要养活七个人：孩子要吃饭（有时还要去麦当劳），4位老人，也就是双方父母，还有他们自己。

农民问题如解决 社会动荡可避免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怀泽柏德东亚中心的经济学教授 Carl Riskin说：“中国的这些弱势群体要百般呐喊之后，才能引起上头的注意。但是中央政府也一直在努力改进。”

胡锦涛和温家宝，在上台后对“三农”问题非常关注，并已颁布实施了一系列支援农村建设，提高农民收入的措施。在今年3月“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宣布要把加强农业，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发展经济之后的第二件大事。官员们称，“五年内废除所有农业税，今年向农业的投资额至少增长20％。”“平衡发展”被这届领导班子常常挂在嘴边。但是要做的事还很多。官方宣称城乡收入比例为3:1，但是国外认为真实比例要比这个高很多，就连中国建设部一份数据都承认是5:1。同时，中央能否坚决贯彻这些新的农村政策，将很大程度决定着收入分配的态势。

虽然马列主义描述的社会主义消灭了阶级，但是奉行马列主义的中国却出现了大批的“中产阶级”人士。毛泽东时代建立的计划经济体系还未打破，社会主义中国便引入了西方特有的市场经济体系；又不想背叛毛泽东，只好称之为“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不少人都认为这个口号背后，有点“挂羊头，卖狗肉”的味道。

不同的社会体系下，人们对分配不均的态度也不尽相同。虽然欧盟国家对社会财富进行多次分配，分配不均而引发的抗议声依然不绝于耳。而在大西洋彼岸，政府鼓吹的“只要努力，今天的穷人也会变成明天的富翁”的美国梦，萦绕在每个人心头。所以虽然美国的贫富差距比欧洲大，减少有听到抱怨声。

在2000年对800个北京居民进行了问卷调查后，哈佛大学的社会学家Martin Whyte发现，大多数受访者对收入差距拉大不满，甚至认为这是社会主义体制的失败，但是他们承认现在生活比以前幸福，都认为“明天会更好”，说“纵然有如此大的贫富差距，他们依然很乐观。”往好的方面看，中国人也开始做“有中国特色”的美国梦了。

但是收入差距过大，财富过于集中，足以给经济发展造成相当的威胁。韩国和菲律宾的对照就是很经典的例子。在1960年前后，两国的许多经济指数相差不多，包括人口、人均GDP、城市化、小学和初中在校人数。起点相同，半个世纪后韩国经济翻了三番，成为当时的“亚洲四小龙”之一；而菲律宾经济停滞不前，社会动荡不安。主要原因就是韩国的收入和土地分配比菲律宾平均的多，而且两国的基尼指数相差就有0.2。还有经济学家认为，拉丁美洲经济发展缓慢，就是因为财富过度集中的缘故。

当局政策造成贫富差距过大的说法并非不无道理；只是太夸张。其他社会问题如农村问题、腐败、失业等也是贫富差距过大造成的。

对中国贫富差距情况的未来，有很多预测。吴锡铭说，他的研究表明贫富差距扩大还将持续一段时间。另一方面，西蒙·库兹列茨的经济理论表明，当农业人口转向工业时，贫富差距会缩小。不过，中国的农业人口高达数亿，工业很难完全消化数以亿计的富余劳动力。

中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对100个中国城市从1988年到1993年中商业占GDP的比例进行了比较之后，发现商业化程度越高，城乡收入差别越小。可见，经济全球化也有助于减少收入分配差距。(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