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教育改制的难题
【大纪元7月21日讯】二十多年前，邓小平提出了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每当邓小平提到经济体制改革时，他总是要特别强调教育体制和科技体制的改革。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实践证明了邓小平的先见之明。在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今天，没有比教育和科技更重要了。
没有人会否认，人才的竞争是全球化时代所有竞争的核心。在这二十多年时间里，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尽管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但随着市场制度的确立和与世界体系的接轨，新的经济体制已经为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教育体制显然就没有那麽幸运了。尽管作了种种努力，但大概没有人能够夸口说，教育体制的改革也是成功的。虽然有进步，但在这个领域，中国和先进国家的距离不仅没有在收小，反而在扩大。
显而易见的是，教育体制越来越成为中国深度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为什么会这样？可以把教育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作一比较，看看前者的改革为什么不成功。
经济改革的成功可以归纳为内外两大因素。内部因素就是企业本身的自治自主性。中国的企业本来并非市场经济中的企业，而是政府的一部分，负有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功能。只有当企业和政府分离开来后，经济改革才有了突破。
中国的教育和国有企业没有什么大的分别。直到现在，教育还是政府的一部分，特别是国家宣传机器的一部分。尽管教育作为一个特殊的领域很难完全和政府脱钩，但政府对教育业的管理必须改变现有的形式。
缺乏自治自主性
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后，教育部还是停留在计划经济的水平。教育部权力越来越大，大多和教育有关的资源还是由教育部来加以分配。从教育经费到职称评定到莫名其妙的博导体制，都和教育部对资源的垄断有关。和政府的紧密关系意味着教育业没有任何自治自主性。美国大学成功发展的根基就是自治自主性。
哈佛、普林斯顿、耶鲁等现在的顶尖名牌大学，在开始时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当时也没有人会希望它们会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但它们都有最重要的品质，就是自治的发展。
就连大学教授的终身职也是为了保护教授们的自治自主性。有了终身职，他们就不用因为自己的学术观点而受学校的解聘或者受外界不利的影响。
经过多年的努力，这些大学成为了标准，质量的象征，为其他教育机构所仿效。只要中国的教育界还是政治的一部分，就不会成为一个具有自治性的组织，就不会成为高质量的教育机构。
当任何教育资源都是由政府来分配的时候，政府的评介也就成为教育界所要追求的指标了，这就失去了教育界本身的目标。这个恶性循环不打破，教育改革就没有希望。只有当教育界发展出自主性的“行规”来约束自身和评介自身的时候，才有可能制造出高质量的产品来，即人才。
没有外在的竞争压力
中国经济成功的另外一个制度环境就是外在的强大竞争压力。经济体制之所以能够转型在于非国有企业特别是私人企业的快速增长。中国的非国有企业从小到大，再发展到主导地位。
非国有企业的发展不仅培养出新的体制因素，更重要的是给国有企业带来了莫大的压力，促使后者的改革。
但中国的教育界就没有这样一个竞争环境。教育基本上还处于国家垄断状态。尽管有各种类型的民办学校（包括大学）产生，但仍然受到很大的限制。很难在可见的未来教育界能够发展出一个强大的“非国有部门”，和已有的国有部门进行竞争。
更为糟糕的是，新产生的民办学校往往就是企业，以盈利为目标，忽视教育的特殊性。内部没有竞争压力，而外在的（国际）的压力更难影响到教育部门上。
在没有竞争压力下，中国的教育制度改革缺乏动力。结果，教育界就象一个亏本的大型国有企业。教育的投入每年都在增加，但是个无底洞。只见无穷的投入，但不见好的产品出来。
教育本来是培养国家人才和精英的地方。但没有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教育界形成了一种谁也不想看到的精英淘汰制。最显然的就是人才外流。有一位在国外有非常有成就的华裔教育家曾经感慨万千地说过，中国的一些学校是“武大郎开店”，一流人才就很难回流。
或许有人会说，人才外流是经济原因。但现在中国好的大学的教员收入已经不比任何国家差多少了，还是没有一流人才的回流。
这里制度上的因素还是第一位的。如果教育制度不改，即使中国经济再持续增长数十年，中国的教育制度也很难赶得上先进国家。
教育改制难行的另外一个后果就是教育投资的外流。现在，每年有数以万计的中国学生到国外留学。而这些学生到底在学什么，学到了多少？没有人研究过。但很显然，很多海外教育机构（多数是二三流甚至不入流的学校）只是把中国学生看成是一个教育的市场罢了，赢利是第一位的，而教育的成分有多少，只有那些学生才知道。
说到底，反正国内教育机构都在卖文凭，国外大学也也变相地加入进来。教育体制的改革再也不能回避了，政府必须痛下决心，彻底改革旧制。人才竞争场上的失败永远弥补不了其他方面的伟大成功。原因很简单，教育是个百年大计。
(7/21/2004)
转载自《新世纪》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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