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2日讯】庭审取胜的关键之一，在于诉讼双方能否把有利于自己的证据（evidence）呈堂。笔者先前已有文章简单介绍过“庭外证词（Hearsay）”的概念，用通俗的话讲，“庭外证词”就是所有不在法庭开庭时证人席里作证时讲的话，都属于“庭外证词”，而这些证词都是不能呈堂的。其主要原因是这些第三者的话，是不可靠的传闻，不是无瑕可击的证据。尤其是讲这些话的人，又不在法庭证人席上，对造的律师无从交叉盘问（cross-examination）这些证词的正确性和可靠性。事实上，讲这些话的人的原意与今天在法庭上被作证人的理解和引述，可能有很大的差别。
在法律上，任何东西都是有例外的。“庭外证词”也有例外，法学界的学者经过长期观察，总结出一些结论﹕并不是所有的“庭外证词”都是不可靠的证词，故也可呈堂﹔尽管讲这些话的人，不在法庭证人席上作证。今天要介绍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案例，就围绕着一句已死的被害者不在法庭作证的一句话是否可以呈堂来举例。读者可能猜出为了一句话，双方律师争论不休，还一直上诉至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可见这句话对该案的胜诉有多大的影响。
本案的上诉的被告Shepard是一位少校军医，已被定罪谋杀他的太太。陪审团不要求法庭处以死刑，而判其终身监禁。被告上诉至联邦第十上诉巡回法庭，该法庭维持原判。
被告被控以二氧化汞毒死他太太。其动机是被告有外遇，被告想与情妇结为夫妻。陪审团是以间接证据（circumstantial Evidence）为依据而得出结论﹕该被告想以毒药和谋杀太太而走出“围城”，以自由人生再婚。尽管如此，本案还是可能存在互相冲突的推理过程。被告在上诉中陈诉，由于庭审法庭接受了不该 呈堂的证据，故被告被错误定罪。
被告抱怨庭审法庭不该接受一项证据，该证据是一段其太太与护士小姐在病床边的对话。病重的太太要求护士小姐去被告的房里取一瓶威斯尼酒。当护士小姐找到该酒瓶时，病人告诉护士，她是喝了该瓶中的溶液后跌倒的，病人最后加了一句“Shepard医生毒死了我”。
庭审时，检方曾两次向法庭呈堂该对话，第一次未被接受，检方第二次呈堂时附加一些新的证据。附加的新证据是，被告的太太在与护士小姐有上述对话时，是自己是否与可以恢复健康的可能的情景有关。病人还曾讲过﹕“她不可能健康恢复，她正向死亡走去”。在辩方的反对下，该证据还是被庭审法官接受。
本法庭认为“Shepard 医生毒死了我”这句话，如果是不能呈堂的证据而被错误地呈堂并且被法庭接受的话，这不是一个可忽略的庭审错误。由于被害者在讲述这话时，正在治疗恢复健康期间。故这段话不属于“庭外证词（Hearsay）”的“临死真言（Dying Declaration）”的例外范畴。
那么是否有其它的“庭外证词”（Hearsay）”例外呢﹖联邦第十上诉法庭认为，该段话是反映死者当时的自杀心态（Stare of mind ），所以是可以被庭审法庭接纳。根据证据法，如果第三者不是在法庭内作证的言论，不是直接用来证明其观点，而只是被用来反映说话的第三者说该话的心态（Stare of mind ），那么那些不在法庭里作证的话呈堂，是属于“庭外证词”的例外。
在本案中，有很多证词都是有关死者在生病前，向现在在法庭作证人曾做过的表示，她不想活了，因为先生有外遇，再活下去没意义了。在又一次，死者也曾表示，她想总有一天她想结束生命。这些证词与死者陈述的她被她的先生毒害她，刚好相反。所以庭审法庭把“Shepard 医生毒死了我”这句话当做反映死者的心态而不是证明被告杀人的证据而接受该证据是错误的。因为该话不符合死者当时具有的自杀倾向的心理状态。
综上所述，死者与护士的该段会话，应属于“庭外证词”，因为死者当时正在康复期没有临死前的紧迫感，故不能作“临死真言”例外，而且该证词也不在反映死者正在康复期的想活下去的心态。所以政府检方提供关心证明的目的十分清楚，想证明被害者是由其丈夫毒死的罪行。而法庭接受这样的证据，会给被告造成不利的后果。没有受到正确指示的陪审团也有可能会做出错误推理。这些铿锵有力能引起回响的话，可能误导陪审团作出决定。证据法是根据普通人的推理能力设计，而不是为有分辩能力的精神学家制定。
心理状态（Stare of mind）在很多场合可以应用。譬如在遗嘱认证中，证明立遗嘱人当时心智正常。在离婚案中，夫妻之间的书信往来，也可证明当时他们的心态等等。反映陈述者将去做什么的心态证词，比反映过去完成某事的心态的证词可靠多了。在本案中的“Shepard医生毒死了我”的庭外证词，即不反映陈述者将去做什么的心态，更况是反映第二者的杀人行为，故不该为法庭接受的证词。于是联邦最高法院推翻了判决。
原案请查SHEPARD.V.UNITED STAES, 290 U.S.96（19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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