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18日讯】公开信发出的当天，我就找到学校报刊管理员，告诉他今年的《随州日报》不要给我送了；我也不会来领。2003全年的《随州日报》我就这样没再领。由于当时不敢想国内的媒体会报导此事，这封公开信除了寄给全国人大外，通过网路寄给了在美的华人电子刊物《新世纪》，《新世纪》很快刊出。
公开信发表是在岁末，学校很快进入期末考试。就在考试这一天，我找到学校分管“政教”工作的副校长，告诉了他公开信的事。我之所以告诉学校，是因为党报毕竟是学校强迫我订的，以后要想拒订党报，也要通过学校。讲了公开信的内容后，我对他说：“2003年上半年的订阅费扣了就算了，但我要求下半年不能再强迫我订了，否则我就要按公开信上说的做了。如果学校确实有困难，完不成任务，我自己到邮局去订。”听完这些，他先是诧异了一下，然后很快地说：“你这个想法可以，我同意。订报是一件很头痛的事，我曾经建议有关部门，如果党报经费实在不足的话，可以发动大家捐款，不要强订。学校也有难处，你不要采取过激措施。”在找这位校长之前，我设想了种种结果，没想到他这样说。我记得那天中午回家后非常高兴。
很快到了放寒假的时候。在学校最后一次例会上，我把这封公开信散发给了一些老师。老师们很激动，纷纷说，“搞得好”，“ＸＸＸ太不像话了”，“强迫订报不就是为了钱吗？”有的老师还由此谈到了其他问题。就是在这个例会上，我突然听到学校一把手借很久以前的一件事不点名地批评起我来。从后来了解的情况来看，他大概是认为我拒领党报“欺人太甚”。但我不管，既然没和我明说，我就相信那位副校长的承诺。
当年除夕，我接到在美人权组织中国人权的电话。他们表示对此事感兴趣。中国人权新闻稿散发面很广。我后来看到香港《民报》也刊载了这个消息，并且记者还打电话到随州市委办公室。办公室工作人员居然否认有一家订多份《随州日报》的现象。
正月15晚上，我接到《中国青年报》驻武汉记者站张站长的电话。他说，《中青报》编辑部看到了这个消息，并反复讨论了此事。请我把公开信正式给他们寄一份。我在给他们的电邮中写到，“最好不要刊登，订党报可是下了红头文件的”。当时主要是顾虑安全。现在看来我也许是低估了国内媒体的良心和勇气。
2003年上半年开学后不久，我们曾都区教委办公室的一位主任，突然打电话给我，说公安局找他们了，要我不要再闹了。后来他又给我妻子打电话进行威胁劝阻。
2003年非典肆虐，我们学校6月中旬就放暑假了。临放假前，我又找到那位分管“政教”工作的副校长，告诉他马上要订下半年的党报了，我还是坚持我以前的观点和要求。他面露难色，但还是说好。暑假期间，我又给他打过一个电话。他支支吾吾地说正在外面学习。
2003年9月开学后，从报刊管理员那里得知我仍旧被订了半年的《随州日报》，虽然是意料之中，但仍很气愤。9月16日，我手中拿了一个月的《随州日报》，借机来到校长办公室。刚好那位副校长和另一位校长在，我对他们说：“你们有能力扣我的工资订党报，我就有权利对这种侵犯我人权从事抗争。我说的话是要兑现的。今天我把这些《随州日报》退给你们，以表明我的态度。”那位副校长有点难堪，自嘲地说，“你这是送报纸来给我们看。”
2003年全国开始了报刊征订大整顿，县级党报被砍。我虽然不敢说这是因我而起的，但至少说明我的这次非暴力抗争不是无的放矢。这次行动，我周围的许多普通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能在他们当中有点影响，我很看重。
2004年初有几个人告诉我，“在今年的党报发行会上，《随州日报》社长刘ＸＸ说了：“刘飞跃不想订党报，不要他订好了。”但我还是被扣了工资。这就意味着我的抗争还没有结束。
──转自《民主论坛》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