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11日讯】(亚洲时报 王楚报导) 沈藉了几乎十五年的文化沙龙，最近又再一次成为中国新兴文化贵族的时尚玩意。和十五年前那次相比，这次沙龙风吹得更全面，参与的社会阶层更广泛，质素也更参差。中国的文化贵族被指将和“中国暴发户”分庭抗礼，争夺影响中国发展的方向的主导权，而这个新兴阶层跟体制中人的互动，势必成为外界的焦点。
在北京建外时尚小区ＳＯＨＯ的咖啡店，不难看见一班衣着充满个人风格，年龄由二十至四十不等的人坐在一起高谈阔论。他们既可能在争论某位第Ｘ代中国导演的电影风格，也可能在吹嘘某一型号欧洲名车的性能如何如何；他们可能都是文学爱好者，又或来自同一学府，亦有可能出生于同一个年代……无论如何，他们都有着一个共通点，即他们都在体会着中国方兴未艾的沙龙热。
沙龙起源于17、18世纪的法国，当时的巴黎文人和艺术家常到贵族的客厅聚会，谈论文艺政治，后来大家就把有闲阶级这类清谈场所称为沙龙。清未来华的洋人，把这个西式玩意移植到中国。早于二三十年代，沙龙在上海一些圈子中间已经颇为流行。这个风尚在中国高级知识份子界一直流行，即使在气氛萧杀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一些知识份子仍偶有类似的活动。
中国在七十年代末开始市场改革以来，沙龙活动一度甚为盛行，但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沙龙活动就受到了“反精神文明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等极左运动的冲击，但这种风尚并没有完全减退。其中，“中国民主之父”方励之夫人李淑娴在北京大学校园举办的民主沙龙，更培养出像王丹这样优秀的新一代知识份子，并成为1989年学生运动的中流砥柱。
基于这个背景，虽然不少中国知识份子是在早期的沙龙中认识共产主义，但自1989年以降，沙龙始终是一个不成文的官方忌讳。
值得注意的是，在六月底时，中国官方《新闻周刊》刊登了一个“沙龙中国”的特辑时，不少人都吃了一惊。这个特辑没有谈及沙龙的政治色彩，但就从社会文化的角度详尽介绍了沙龙的起源和现况。
可圈可点的是，该刊引述天津社会科学院城市社会学所研究员潘允康公开指出： “现在是人人皆可沙龙，事事皆可沙龙。”“事实上，已经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沙龙的泛化。沙龙文化也完成了从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的转变。对于沙龙的历史来说，前面的两页已经永远地翻过去了。”
有中国专家认为，以胡锦涛和温家宝为代表的中国新领导层，对沙龙明显有较他们上任领导更宽松的看法。甚至有一种意见认为，这是胡温刻意营造中国宽松气氛，把他们的施政风格和上一代加以区分的一种做法。
非常巧合地，和江泽民拥抱美国文化不一样，胡温上台以来，明显和欧洲较为密切，在外交上，有人称今年为“中国欧洲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上台之后第一个出访的欧洲国家，就是法国。他一月底在法国国会演说时就曾说过：中国会积极推行政治改革。他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背景，似乎又让沙龙热多了一分“政治正确性”。
有人认为，文化沙龙的再度流行，不多不少跟中国今年出现的怀旧热潮有点关系。今年以来，章诒和撰写的《往事并不如烟》述说包括康有为孙女在内的文化贵族在反右和文革时的点滴，成为全国讨论的焦点。虽然有人觉得其独特之处在于书中对中国第一代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有直接间接的批评，但书内对各文化人的贵族气质的描写，始终是该书的精华所在。
有中国分析家认为，中国文化贵族的兴起，绝对不是一个偶然。虽然开放改革以来，中国曾一度出现“读书无用论”，但其后“知识经济”始终成为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在中国经济出现起飞后十年，中国百姓在精神生活方面的层次，已经绝不是停留在“知识经济”的实用层次，而是有形而上的哲学层次和文化层次。
又有一种意见指出，在政治上，新兴的文化贵族势将挑战被视为“暴发户思想”和“暴发户文化”，文化贵族普遍对年初时曾大书“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的江泽民感到不满，对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理论中，邀请被视为“暴发户”的民营企业家加入统治者行列深感不安。文化贵族要求在中国领导不能停留在技术官僚层次，而需要在人文素质方面有所提升。
现时的悬念是，江泽民肯定不能满足文化贵族的要求，但胡锦涛最终是否可以回应他们的价值观？今年广东的《南方都市报》高层，被指开罪领导而被控以贪污罪。中国各地都有文化贵族举办沙龙，批评当局的做法。结果，其中一名被控的喻华峰在二审时仍被判以八年徒刑。据称，胡锦涛曾出面关切事件。事实上，文化贵族有其独立性和难以捉摸的特质，某些文化贵族也讨厌跟政治沾上任何关系。中国的文化贵族最终是否大力支持胡锦涛，而这个新兴阶层对中南海局势发展将做成如何影响，都是外界值得继续关注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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