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30日讯】《丑陋的中国人》在大陆开始流行于１９８６年，真正大量深入民间却是１９８７年。１９８６年，人们能读到的只限报刊上转载的其中若干篇目，有机会读到港、台版《丑陋的中国人》的只是极少数。１９８６年，我到广州参加那里举行的文化战略研讨会。文化战略是当时颇为流行的一个话题，同样名目的会议刚在上海开过不久又在广州召开。由于以实践为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反对两个“凡是”的思想解放运动主要目标是破除“文革”中的种种倒行逆施和思想束缚，开放改革才只有几年时间，“文化战略”的讨论还不可能认真触动到中国传统文化深层次的要害，距离《丑陋的中国人》提出来的一系列问题还有好几步。这时，得风气之先的广州已有不少人读到过这本书并向我提到它。正在编选《当代杂文选粹》的我早就关注着柏杨，于是开会期间托朋友从香港弄回一本，回京后同《当代杂文选粹》的主编严秀和湖南文艺出版社的弘征联系，取得一致意见：先出许多人都极欲一睹的《丑陋的中国人》，然后再考虑出选粹小册子。当我们在编印这本书的时候，完全意识到这将会是一本引起强烈反响（赞同者和反对者都同样强烈）因此要耽一定风险的书，必须用最快的速度抢先印出并尽快送到读者手上。我和严秀在北京作了若干删节（主要是想降低定价便于普及）于十月末寄到湖南，又三人共同写了一篇《编后记》。弘征十一月中旬发稿，亲自坐在工厂校改催印，不到二十天，即当年十二月上旬，第一本大陆版的《丑陋的中国人》就出书了。出版社组织一个班子专门负责发行，书一下机就直接从工厂打包用快件向各地发货。就这样，一个月内印行了９０万册，比别的出版社都较好较多地把它洒向全国各地，马上变成了一本人们争购的畅销书。
有一种观点认为，《丑陋的中国人》所以畅销，是人们“仍然不失悠闲，爱看热闹的兴趣，并未比前减退”（台湾版《丑陋的中国人》３０５页，下同）导致的。此文发表在洛杉矶的《论坛报》，也许是彼时彼地部分华人的心情；但是，大陆的中国人却未必有此闲情。此文作者接着说：“中国现代史是一本内忧外患的民族灾难史，长期的贫困苦难，已使我们中国人的民族自信蒙上阴影。”因此，“中国人现阶段应该注意的，倒是‘贫而无谄’，至于‘富尤骄’‘富而好礼’的不急之务，恐怕还需等上半个世纪。到那时，再写一本《丑陋的中国人》不迟。”
把柏杨这本书看成闲得无聊的人才爱看的“贫而谄”的作品，当然也可以是一家之言。然而，就大陆广大读者的心情来说，《丑陋的中国人》主要的作用是有助于他们反思而不是向谁“谄”什么。
中国现代史确是一部内忧外患的民族灾难史。在这百年当中，中国人如何反思，话题太远，姑且暂时不讨论它。大陆人民当时关心的问题是，1949年我们搬掉了帝国主义等三座大山后，争取到在没有内忧外患的条件下建设一个富强的新中国的条件；但是，这三十年来，除了个别年头外，人民仍然没有过上安生的日子，仍然贫困苦难。光是“大跃进”和“文革”给我们带来的灾难就“史无前例”。这是为什么？开始，人们在十年浩劫结束时，把责任完全归咎于“四人帮”的作恶，控诉他们推行封建法西斯的滔天罪行，然后，人们控诉“左”祸带来的苦难，鞭挞“四人帮”一伙和他们的帮凶的愚昧无耻，控诉封建主义愚民政策的猖獗，提出了诸如那怕是好皇帝咱们也不需要，要用自己的脑子当家作主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大胆提出为“个人主义”正名的口号。人们从邓小平《党和国家制度的改革》所提出的纲领性意见中似乎也看到了中国大踏步前进的希望。开放改革又进一步开阔了被封闭了三十年的大陆人民的眼界，人们迫切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但是，却不时传来不同的噪音。１９８１年对《苦恋》（电影《太阳和人》）的批判，１９８３年对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批判等一系列不符合人民意愿的事件的发生，使人们不得不进一步挖掘发生这些怪现状根本的、民族文化方面的原因。这方面的问题不解决，“左”的幽灵阴魂难散，第二次“文革”仍然有产生的土址，开放改革无法顺利进行。
与此同时，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发展和一批又一批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人们开始议论从１９４２年“抢救运动”（此前更不讲理的苏区肃反那时知道的人还较少）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奇怪的是，为什么如此荒诞的怪事居然可以在革命阵营中畅行无阻地频频发生。“抢救运动”搞出那麽多“特务”（“特务如毛”），事后证明无一例外全是假的。毛泽东敬一个礼，道一声歉就可以把人们的怨气驱散殆尽，佞臣康生稳如泰山地在那里继续整人。建国后的肃反，“领导肃反的人是无理、无知、无情、无能，有的还无耻！”（刘衡《只因我对党说了老实话》）但当时谁也不敢说半个不字。几十万人被用千奇百怪、平常人怎么也想不出的手法打成“右派”，迎来的却是一片拥护声。一些有良心的人，明知对方不是右派、没什错误，也只好跟着起哄。彭德怀分明毫无道理地被批斗了，却仍然只有落井下水者而无人出面讲一句公道话。因反“右倾机会主义”而饿死几千万人了，也仍然乏人大声疾呼据理力争为彭德怀申冤……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有人开始提出，像“文革”这样的浩劫居然在中国得以发生而且仅仅只有在中国才得以发生，除了某些客观因素外，一个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自己灵魂深处有着某种病毒，以至于象吃了迷魂汤似地搞个人迷信、跳“忠”字舞，一呼百诺地把全国推向经济崩溃的边缘。
那麽，这种病毒到底是什么呢？
柏杨给我们提出震聋发聩的答案：“第三流国民绝产生不出第一流的政府”，而文化大革命，只不过是“潜伏在中国人内心深处的野蛮、凶暴、诡诈、嫉妒、残忍入骨”这类“邪恶力量”的总爆发。《丑陋的中国人》一一剖析了潜伏在国人身上的“邪恶力量”，使读者在其中窥见了自己的影子，找到了自己紧跟着瞎闯的根本原因。就如一句西方哲人的话所说，“有什么样的群众产生什么样的领袖”，于是就有了什么样的运动。发表在广州《南风窗》的一篇文章谈到读此书的心得说：“一个有理智、有是非观念的民族，绝不会相信小麦亩产十万斤的昏话；一个讲人道、有同情心的民族，绝不会使无数同胞遭到侮辱性的批斗以至自相残杀，血的事实映照出一颗颗丑陋的心灵”。从这里我们看到《丑陋的中国人》风行全国的根本原因。
同样，这也是《丑陋的中国人》在大陆被声讨的根本原因。
《丑陋的“翻脸”》（见《中国人，你受了什么诅咒！》１４１—１４９页）引用香港报刊的材料说，“柏杨作品之所以得以进入铁筒般的大陆”，原先是当局出于达成统战目的而拉拢台湾作家，却没料到柏杨的书进去后，行销既广且快，并且深深打动许多青年学生和知识份子心坎，蔚成一股巨大的要求民主化、要求全方位改革的洪流，于是不得不急切叫停，从刻意拉拢转为激烈批斗。
事实似并非如此。大约在１９８６年９月，在我参加的一次《红旗》编辑部的编委、室主任会议上，传达过总书记胡耀邦对中国社科院有关人士讲的一段话。大意是：台湾有位柏杨，写了一本《丑陋的中国人》，主要讲中国人的国民性实在丑。他的说法，有人赞成，有人反对。可是，用这些东西来激发我们的斗志，我看也有点好处。这是我能听到的最高当局唯一一次关于《丑陋的中国人》的谈话。这番话，对柏杨的书在大陆印行当然有促进作用；但是，除了认为有助于反思外，我看不出胡耀邦的谈话有什么统战的想法。１９８７年初胡耀邦被迫辞职，《丑陋的中国人》首先在意识形态领导层内部然后在公开的报刊上挨了批评（在我看来，还够不上“批斗”一词）。这种批评，是由于需要批评胡耀邦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一手软”因此涉及这本书，还是为这本书而批评讲过这本书好话的胡耀邦，其中微妙差别有待考证。可以作为佐证的一个材料是，胡耀邦辞职后半年，６月２７日，胡乔木在参观非法出版物展览（展览中，湖南版《丑陋的中国人》被钉在墙上示众）提出，对一些问题的处理要很慎重，要注意方式和分寸。他还说，柏杨说台湾批他的书，大陆也批他的书。这样的书不能说是反动的，但这本书很偏激。我们要注意区别各种情况。这番颇有统战意识的讲话出于《丑陋的中国人》被禁后而不是出版前，而且可能成为此书解禁的契机。８月２２日下午，新闻出版署图书管理局给湖南文艺出版社电话通知：同意该社的请求，《丑陋的中国人》可以继续发行。
之所以要指出这一点，原因是《丑陋的中国人》遭到反对乃至查禁，除了有上述的一些偶然因素外，根本原因仍得在文化传统这个主要的内因寻找。僵化的中国文化传统赋于人们的惰性，“中心之国”、“天朝荣光”和“家丑不得外扬”的民族虚荣心和多年来形成的对帝国主义的仇恨心理，使一些人混淆了现代化西方文化同侵略势力的区别等等。特别还要指出的是，这当中还有一些极“左”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或是“四人帮”的余党走卒，或是反“右派”时的先锋干将，他们从心底里仇恨有可能挖到他们老根的任何一种言论，柏杨当然更在排斥之列。而当时的形势又给了他们一个天赐良机，使他们有条件充分表演出对《丑陋的中国人》及它的传播者的切齿仇恨。有人甚至越权宣布：“谁卖《丑陋的中国人》，我就派人去封他的书店！”
在大陆，反对柏杨的文章不过十来篇，如果不是靠行政的加压，这些批评实在不成阵势，而且他们批评柏杨的手法，又仍然是极“左”势力的那些旧套套。其中之一，乃是沿着过去反对一名党员（更休说是支部书记、省委书记）就是反党的公式，柏杨说中国人丑陋，就是攻击十亿中国人民一无例外都丑陋，诬蔑十亿中国人民的柏杨当然罪该万死了。
跟这种人讨论柏杨是不是说十亿人都丑陋，而是说有一些中国人丑陋或中国人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某些丑陋的因素，那将是永远也无法辩论清楚，其实也无需白费气力去同他们讨论的问题。值得指出的一点是，不止一篇文章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都引用了鲁迅的一段话：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他们用这段话证明有的中国人并不丑陋反而“光耀”。鲁迅这话当然是对的；但是，批判家们却似乎来不及想一想，到底哪些人才是中国的脊梁？谭嗣同固然是，鲁迅固然是，……。这种脊梁，５０多万“右派”当中又有多少？“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精英又有多少？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波及乃至送命的精英又有多少？他们不就是柏杨所说的酱缸文化的牺牲品吗？是酱缸文化的批判者还是《丑陋的中国人》的大批判家更接近于中国的脊梁呢？这种前言不搭后语的批判家使人不禁想起契诃夫《跳来跳去的女人》那位奥尔迦·伊尔诺夫娜和蒲松龄《聊斋·佟客》那位董生，他们一个全力寻找伟人，一个急于寻找异人，却不知道自己面对着的就是伟人、异人，反而在他们面前架子十足！
柏杨“感谢鸦片战争”，这回似乎端的被人抓住了一根辫子。我们在《编后记》中也为了保险起见不得不加上“例如对鸦片战争的看法等”“并不是我们都能同意”这样的限制词。这也是我们当年的看法。经过十年时间，我认为柏杨对鸦片战争的看法其实也不必反对。鸦片战争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呢？它当然是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头上的损害中国人民利益的战争；但是，它实际上是英国要求通商被清政府拒绝之后终于发生的一场战争。事情确由英国人贩卖鸦片到中国而引起的；但是，即使英国人承认“女王陛下的政府，不能支援不道德的商人”即视贩卖鸦片为非法，清政府仍然坚决拒绝同英国通商贸易。当时，不仅清政府对外国一无所知甚至所知极错，就连林则徐这样一些努力致力于新知的官员，也坚信英兵“腿足裹缠，结束严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他甚至说过英兵“一仆不能复起”这样无知的话。他根本不把英军当一回事。在他看来，英国人不敢打，不肯打；即使打，船坚炮利了不得在海洋占点上风，到陆地就耍不开了。由此可见，战争在还没有开始时就已经注定要失败。
鸦片战争当然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英帝国主义的罪行柏杨也不会去感谢；但是，沉重的打击毕竟促使一些人的觉醒，这是柏杨“感谢鸦片战争”的根本意思。由于鸦片战争的教训，林则徐开始懂得船坚炮利的重要性，他建议朝廷“制船必求其坚，造炮必求其利”，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但是，林则徐的建议仍被道光皇帝斥为“一片胡言”。直到１８６０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加上在镇压太平天国中洋枪队所起的作用，李鸿章于是又盛赞西洋兵器精巧、队伍整齐。这才形成了洋务运动。１８９４年甲午战争，中国海军全军覆没，又一次教训才使某些人明白，除了船坚炮利之外，还得“政教修明”，“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严复）。许多人开始谈政治，谈改革，发展到百日维新。
走了这几步就花了五十年，而且如果不一再挨打就一步也不肯挪。说一句“感谢鸦片战争”似不过分。对比一下日本的情况，日本进步就快得多。中国发生鸦片战争之后不久的１８５３年，美国舰队闯进日本海，要求日本同意通商，美日签订了《神奈川条约》，门户从此大开。接着，有鉴于西洋人的“船坚炮利”，从此开始了有名的明治维新，变落后为先进，就避免了不断挨打的结局，相反，还打败了中国和俄国。差别如此巨大，可见光是情绪化地把落后的原因全推到帝国主义的侵略，不从自身寻找挨打了仍一步一回头甘居下游的原因，似乎说一声“感谢鸦片战争”就意味着感谢他们屠杀我们的祖先，意味着中国的进步必得外国来提携，于事毫无补益。
柏杨说，他说“感谢鸦片战争”这番话的时候，非常痛心，并不是说真的就赞成被异国人统治。这是最好的回答。
为什么日本一经美国军舰的打击就马上变法维新，而中国却那麽步履艰难地连滚带爬呢？归根结底，这是两种不同文化传统结出不同的果实。柏杨的酱缸理论是解答这一问题的钥匙。
酱缸的主要成分是儒家的说教。应当说，在早期，在百家争鸣中，儒家还有一定的进步思想。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这类言论，多少还承认平民百性拥有一定的地位，有允许革命的思想。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变成唯一允许存在的学说，开始了只允许有一种思想的僵化也即“酱化”的过程。凡是士也即是帮助皇帝统治天下的知识份子，不论他的思想、讲学、辩论，都不能越出孔孟教条的半步，否则就是可怕的离经叛道。明、清更进了一步，规定知识份子只能用朱熹的注解作八股文才可以当官，这一来，根本不允许知识份子思考，不允许有任何新的见解的存在。
这种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定于一尊的文化，其特色之一是反对任何改革。“利不十，不变法”，甚至“宁可亡国，不可变法”（徐桐语）。凡是有所改革，就有违背祖宗法度的大罪，即使得逞于一时，也终不会有好的下场。在中国历史上，改革家（例如商鞅、王安石、张居正等等）的下场都是不好的，背叛儒家学说而有异端思想的思想家（例如李贽）的下场也是不好的。时间越久，酱缸越稠密，酱的功能越强大，足以抵挡任何先进的思想，使之一到中国就被酱得失去原来的鲜味（鲁迅说，“可怜外国事物，一到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似的，无不失了颜色”。[《热风·随感录四十三》]）。试以马克思主义为例，对待马克思主义，最盛行的是教条主义，最反感的是“修正主义”。于是，既然第一个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俄国革命是在城市武装起义取得成功的，在中国也得不计成败地跟着在城市搞武装起义，搞暴动。好容易终于突破了这种框框以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的办法取得成功了，在如何搞建设的问题，也得亦步亦趋地“一边倒”学习苏联，对苏联专家的意见，那怕是在自然科学方面例如柑橘的黄龙病产生的原因和治理的办法上，也得以苏方的错误观点为标准。教条主义地引经据典成为研究问题的唯一途径，任何超越都是不能允许的“修正主义”或“砍旗”。以至于“文革”带来的灾难已经弄得天怒人怨了，“四人帮”覆灭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仍然一度占居领导地位，反对两个“凡是”的文章被判定为政治上“很坏很坏”的“砍旗”。开放改革以后，反对开放改革的理论家们，所使用的仍然无非是形形色色的“凡是”武器。这里面没有孔孟的任何词句甚至引用了不少马恩列斯的语录；但是骨子里仍然是只准有一种思想，“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韩愈）的儒家传统。
酱缸文化的一大核心是只有权威而没有个人，没有人权。皇帝当然是最高无上的权威，他们是“天子”，十有八九是龙种而非凡人因而是天生能洞察一切的圣明。他们是社会的中心，是社会的绝对权威，是人类的最高主宰。他们只有权利而无义务，可以随意出尔反尔，引蛇出洞，突然袭击，独断专行……。在皇帝之下的臣民，又按不同时期或依职业、或依民族而分成三六九等。这种等级，并未因革命成功而有所改变，工人是一等，农民是一等，资产阶级是一等，知识份子是一等；此外，又还有地、富、反、坏、右及他们的家属的等外之等。天下无不是父母。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而且还得感谢“圣上”赐予的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一级一级地压下去。诚如闻一多说的，孔家店里的货色，只是教人如何做好奴才，没有教如何做人。这些君臣、父子、主仆的等级森严，派生出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指出的（还有未指出的）形形色色的丑陋。这些丑陋，在大陆不仅存在，而且还具有不同的特色。
例如死不认错，不仅人们彼此之间死不认错，不惜以更多的错来掩盖原先的错，而且由于天王圣明，于是这过错就必然归由臣属或下级的正确来承担。在大陆，最明显一个例子就是如何对待大跃进的失误。极为克制地指出大跃进“得不偿失”的完全正确的彭德怀最后只好自己把过错全揽在自己头上。死不认错的结果造成数以千万计的人饿死的大悲剧，即使如此，在１９６２年为了总结大跃进的教训而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林彪竟然说了这样一番话：
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不受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
此话言下之意，大跃进带来的人祸与毛泽东无干，相反，那倒是由于有人（例如彭德怀）在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上进行了干扰的缘故。此说不仅为彭德怀在中央委员会上提出自己的意见这种合乎党章的行为而被无理地打成反党集团的错误行为做了辩护，而且也为刘少奇在大会上提出三年灾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种极力为毛泽东辩护的言论仍在“文革”中遭到清算埋下了伏笔。林彪本人以诸如此类手法抢得了接班人的地位，可谓是酱缸文化的特产标兵。
林彪还有一句名言：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此话深得“买西瓜学”的精髓，是培养愚民的至理名言。本来，在个人迷信的气氛下，群众已经分不清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在“不理解也要执行”这个口号下，毛泽东的错误政策更是畅行无阻地雷厉风行。所谓群众运动实际上变成运动群众，于是才有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当然，“文革”之所以能发动，除了“不理解也要执行”这种在个人迷信条件下形成的权威崇拜外，发动者还充分地调动了丑陋的中国人的一切德行。
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各行各业中业务拔尖的人几乎无一例外地首当其冲，写出过好作品的作家，深受群众欢迎的艺术家，各行各业的劳动模范，甚至连掏大粪的先进人物时传祥，都被扣上“三名三高”、“为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服务”、“刘少奇的走狗”等罪名被批斗乃至迫害致死。这当中，中国人那种东方式的妒忌和“痞子精神”的平均主义起了极大的作用。诚如柏杨所说的那样，“人怕出名猪怕肥，这是中国几千年酱缸文化的特产，自己飞不动，一看别人飞啦，就急火攻心，觉得必须嗖的一声，射出一箭，把该家伙射死，晚上才能睡得着觉。致于该家伙死啦之后，自己飞动飞不动，则顾不得矣，只要别人中箭倒地就心满意足。”（《硫磺疤手段》）稍为好一些的，也不肯或不敢站出来说句公道话，最多是当一个明哲保身的逍遥派。
文化大革命就是如此这般的一场窝里斗，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斗争中，挂牌游斗，剃阴阳头，坐“喷气式”，乱棍打死，酷刑致死，设陷阱引导对方犯错误……一直到杀人、吃人，有的是甚至野兽也想不出做不到的无法无天的非理性的超法西斯暴行。手头刚好有一份原交通部长、著名民主人士章乃器的《七十自述》，顺手抄下来以广见识：
……有人用钢丝包橡皮的鞭子打我，所得的伤肿特别不容易消退。还有人划了火柴烧我的手，更有人用汽枪射击我的头面。此外，如用冷水浇头，如用水壶灌鼻孔，如硬要我吃肮脏的食物，等等，就算是轻微的了。可怕的是居然有人主张用辣椒水灌我的鼻腔，大概是因为我家里找不到辣椒，所以没有实现。但到最后我们要迁出之前，竟有人在用油彩涂抹我的面部之后，用氨水灌我的鼻孔，我真不知道这些坏人是怎样教育出来的。
种种丑行，导致国人的道德素质空前低落，几十年也未必可以纠正过来。但是，也有创造，把窝里斗变成窝外斗就是一大发明：本来都在一个窝里，但是不对了，你是叛徒、特务、右派分子、三反分子、反革命分子……简而言之，你是敌人，是窝外人，既然在窝外，就怎么批怎么有理，怎么斗怎么合法，怎么打怎么正义，于是宣布某某是阶级异己分子，枪决！“崩”了！我曾经在那里读过六年书的母校，有五名优秀教师因为“积极培养修正主义苗子”被捆上大石块后扔进了江里！
我们在《护短与爱国》这篇为《丑陋的中国人》和《编后记》辩护的文章中，曾经对一种站不住脚的论点给予驳斥。一位叫李宗凌的拿蒋介石杀共产党、日本帝国主义和希特勒对人类的屠杀来同“文革”对比，认为“文革”只是微不足道的发生在中囯共产党内部的事件，对人类和民族造成的损害简直无法同上述的屠杀罪行相比。针对这种奇谈怪论我们指出，柏杨对“文革”的批评是对中国人同中国人、中囯共产党同中囯共产党斗得死去活来的“窝里斗”而言的，这同蒋介石杀共产党、日本帝国主义者屠杀中国人民、希特勒对人类的屠杀等等“窝外斗”怎能相比呢？不久后我们读到李友滨、王凤海发表在《文艺理论与批评》的一段妙文，很值得抄下来供大家欣赏：
首先，柏杨先生讲“丑陋”是随感式的，摆现象多，对问题的性质和根源缺乏具体分析。就以窝里斗来说，他讲了不少例子，如“三个中国人加在一起——三条龙加在一起，就成了一条猪、一条虫，甚至连虫都不如。”对此我们也有同样认识，很痛心。但他又说：“所谓文化大革命，不过一场窝里斗。”这就把两种不同性质的问题混在一起。“文化大革命”确是在中国内部发生的，但它的性质是正义与邪恶的斗争，是以林彪、江青为代表的一批野心家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斗争。而柏杨先生却说是“窝里斗”，各打五十大板，没有什么是非可言。“四五”运动也是“窝里斗”，粉碎“四人帮”也是窝里斗，都是中国人的丑陋。这是公平的吗？
请看，“文革”竟然是如此伟大的一场正义与邪恶的“窝外斗”，把“文革”说成“窝里斗”谬误至极！理应高呼：“红肿之外，艳若桃李；溃烂之时，美如乳酪”，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是比男人的辫子、女人的小脚还要好的国粹。
由于只有权威而没有个人，只有龙（天子）和奴才而没有人，奴才们的法律知识限于只知道他不能犯什么法而根本不知道法律还赋予他什么权利（这些权利，或者根本无有，或者虽书面写有却只限于一纸空文，统治者可以随时随地取消它们，所以实际上是只有义务而无权利）。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的权利的被统治者彼此之间也不懂得尊重对方人的权利，在社会生活中也就很难有什么责任感。“奴隶们受惯了‘酷刑’的教育，他只知道对人应该用酷刑。”“奴隶们受惯了猪狗的待遇，他只知道人们无异于猪狗”（鲁迅《南腔北调集·偶成》）。在一定条件之下，他们当中一些人（主要是流民，土改中的勇敢份子亦属此类）还会形成一个“无法无天”、“造反有理”的义和团、红卫兵式的破坏性特强的阶层。至于什么脏乱差啦，什么大嗓门啦，什么排队加楔啦，什么随地吐痰乃至随地大小便啦等等，当然更不在话下。为了反对《丑陋的中国人》，一位左达先生甚至说，“有（随地吐痰、擤鼻涕、挖鼻屎）这习惯而能写出好作品，照旧会得到人们的尊敬，何况并无考证文字告诉读者，托尔斯泰所以名满天下，正是不随地吐痰、擤鼻涕、挖鼻屎的缘故”。我曾亲眼目睹一位“无产阶级造反派”英勇地把一口痰吐进一位被批斗的“反革命分子”衣领里，按左达的理论，此人当然是吐痰吐出来的革命家。对于这种牛二式的言论，柏杨能不宣告败阵吗？
倒退二十年，《丑陋的中国人》绝对不可能在大陆出版。说实在话，假如在五、六十年代，哪怕给个铁坛子我们做胆，我们也不敢自投罗网地翻印柏杨这本不坐牢也肯定会变成“分子”的书。而柏杨这本书的基本内容却能于六十夷事必知夷情，知夷情必知后，大陆在１９８８年产生了一部叫做《河殇》的电视系列片，一部同《丑陋的中国人》互相配合的电视系列片而且引起轰动的效果。这部电视片批判了中国统治者自命为“龙”的专制观念，批判了用古代的荣耀和伟大来掩饰近代的贫弱和落后的自欺欺人，批判自我封闭的落后保守，由于锁上国门蒙起眼睛来“超英赶美”而失去又一次经济发展的良好时机，因此，帝国主义的侵略只是中国衰败的外因而不是中国落后决定性的内因，如不正视，中国将重现鸦片战争时的状况，甚至被开除球籍。……这部电视片同《丑陋的中国人》一样遭到批判，一样批而不倒。这就是进步。
反复还是有的。９０年代初，台湾颜元叔的“伟论”被引进大陆。这位发出“爱我中华的心声，壮我中华的呼唤”的绝顶“爱国大家”，把因中国大陆不重视环境保护由忧虑而发出“长江变成黄河”、“黄河变成‘黄黄河’”、“漓江变成一条泥水沟”叹息的海外华人骂为“汉奸”、“洋奴”、“鲜廉寡耻的烂香蕉”或“狗华人”。他还对中国大陆知识份子的英年早逝大唱赞歌，说这是“多值得的死”，“试问：不是一辈子吃两辈子的苦，一辈子怎得两辈子甚至三辈子四辈子的成就？”他并且公然“胆敢高呼：反民主，反自由！”“自由只会使中国涣散，民主只会使中国崩溃”。这些高论，读去几能使身历反“右派”、三年饥饿、“文革”……，眼见不少山林被砍光，不少精英被扼杀的中国人产生疑问：他到底是真心赞美还是正话反说地讽刺？但是，引进这种高论的报刊和吹捧这些高论的编者、作者，却是把它当作标准的爱国言论来对待的。柏杨在《庞贝废墟》中说，“幸好的是，真敢明目张胆反对民主的英雄好汉，似乎已绝了种”。此话写于八十年代初，那时他显然还来不及读到颜元叔这篇宏文，否则他肯定会删掉这句过分乐观的话语。
我曾经为此撰文《为什么〈中流〉引进个颜元叔？》批评了这种奇谈怪论，理所当然地招来一批爱国大家的围剿包括颜元叔本人的反击。颜元叔不仅批判了牧惠，而且批判了《河殇》，说它糟蹋中国传统，践踏龙的文化，否定黄河母亲，“这不是反省，这是背叛；这不是批判，这是连根拔起的扬弃”，并由此得出“什么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学术自由，创作自由”的“滥用之祸亦可倾国”。为了替他的“反民主反自由”口号辩护，为了证明“西方民主不可取，不可仿”，颜元叔“邀请”牧惠去台湾“参加席开千桌的造势大吃会”，见识一下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是什么货色，如此等等。
柏杨也好，牧惠也好，都没有说西方的东西通体漂亮，必需全盘西化，连他们的毛病也照搬无误。柏杨除了提出“崇洋，但不媚外”外，还正面地反对全盘西化（他有一篇文章的题目就是《可别全盘西化》）。他批评鲜卑族元宏（即北魏孝文帝）当皇帝后的全盘汉化，把汉族落后的门弟世家制度也照搬不误；他肯定日本在向中国学习时就没有把科举制度也“引进”，只学习中国的好东西。照我看来，文化只有先进与落后、健康与病态之分，没有什么东与西的问题。那些公开提倡全盘西化的人，要求的只不过是现代化，他们并不赞成把西方的花柳病也全盘接受过来。他们提出这个口号，或是出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不能分割，向西方引进“船坚炮利”的同时，有必要采取西方的先进文化；要么，多半出于鲁迅形容的那样，为了促使闭关锁国的顽固派同意改革，明明是主张在墙上开了个窗户，却硬说非得把房子的上盖都掀掉不可，使得顽固派只好同意开窗户。
至于西方民主，台湾的民主政治运作如何，用不着去台湾参观也可以略知一二。似乎是丘吉尔说过，民主不是最好的制度，但目前还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制度，我们只能选择民主。何况，好与不好，得看同什么比。同封建专制一言堂比较起来，当然是民主制度好。“千席造势大吃会”固然不好，会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但是，“文革”的封建法西斯暴行造成的损失，可是远远超过了这个数目。最近克林顿因绯闻被搞得很狼狈，美国为了区区此案，光调查他的案件就耗费了四千多万美元，两党围绕着这个问题闹的纠纷使得老百姓极不耐烦，并且还将带来不少不良后果。这方面确实显示了资产阶级民主的弊病；但是，即使是总统这样的大人物，只要他有错误，他犯了法，记者有权曝他的光，大法官有权让他老实招供，克林顿只好乖乖地听候发落，这一点就很好很好。可以效法。去年克林顿访华，在陕西历史博物馆，他看见到站在两米高台子上的小姑娘壮壮，等她走下后，握住她的手问她为什么站在那麽高的地方，壮壮说：“只有站在那儿才能看见你”。克林顿被逗笑了，问：“你很想看见我吗？”壮壮说：“是的，因为你是美国总统。”“你知道美国总统是做的什么的吗？”“美国总统是管美国人的。”克林顿用手托着下巴，沈思了一下，很认真地对壮壮说：“应该说是美国人管美国总统。”一位总统（含总理、主席或什么头衔的大官员）受百姓管而不是一言九鼎地全由他说了算，总不会是一件坏事吧？相反，陈希同之流所以变得那麽坏，原因之一是事发前没有人能管他。颜元叔的“民主只会使中国崩溃”论充满了酱缸的怪味。民主只会使陈希同式的贪官污吏倒台，这才是人民最迫切的愿望，也是打破这只陈年酱缸的重要手段。
──转自《新世纪》(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