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12日讯】前言
用书面的形式把“六四”和三峡工程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最早出现在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办公室两位主管的告状黑信中，他们认为戴晴主编、收集了三峡工程反对派和缓建派文章的《长江，长江》、“是一本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书，是一本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书，是一本为动乱与暴乱制造舆论的书。
经历过“六四”的人一定不会不知道袁木，那时他扮演国务院发言人的角色。袁木在六四期间的表演，在撒谎水平方面可以说是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德国的戈培尔也望尘莫及。
那麽袁木和三峡工程又有什么关系呢？“六四”之后，袁木升任国务院研究室主任，曾负责中共中央、国务院三峡工程的宣传工作。三峡工程夸大工程效益，掩盖工程对生态环境、社会经济的负面影响，其中有袁木的“功劳”。
一、在彻底平息反革命暴乱中保护水库设施的安全
1989年6月6日下午，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在中南海举行记者招待会，“揭露首都反革命暴乱的事实真相”，袁木说，“现在的局势，总的来看，六月三日凌晨极少数暴徒策动的一场反革命暴乱，在人民解放军的英勇奋斗下面，暴乱者的阴谋没有完全得逞，粉碎暴乱取得了初步的胜利，或者说第一步的胜利。现在暴乱还没有完全平息，首都的局势仍然是相当严峻的。”
就在北京局势相当严峻的时候，6月8日，水利部作为李鹏的嫡系率先向党中央和国务院表态，坚决支援党中央关于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决策。6月9日常设在水利部内的国家放汛总指挥部发出了“关于确保水库安全的通知”。6月28日水利部再次发出“关于彻底平息反革命暴乱中加强汛期安全保卫工作”的通知。水利部通知无中生有、危言耸听，认为“暴乱分子”（指天安门广场上争取民主的学生和市民）会狗急跳墙，用破坏水库大坝等水利设施，威胁国家的安全。所以要特别加强汛期安全保卫工作，保护好水库大坝，让党中央、国务院放心。水利部的这个通知起到了一箭双雕的作用，向上起到了宣誓效忠的作用，向下起到了侮蔑天安门民主运动的作用。
中国是世界上水库大坝最多的国家，一共有八万六千多座，据统计，世界上一半多的水库大坝在中国。在这八万六千多座水库中，有三分之一的水库大坝是不安全的，存在溃坝的危险。中国平均每年有二十至三十座水库溃坝，造成人员伤亡事故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死于水库溃坝洪水的人数，超过了死于自然洪水的人数。中国水库溃坝的原因，不是遭受人为的破坏，而是由于水库大坝规划设计的错误或是工程质量的问题。
二、利用“六四”向反对三峡工程的人士发难
7月14日，戴晴被抓入秦城监狱后不久，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办公室两位主管，写信给国家计委党委，说《长江，长江》（戴晴主编）“是一本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书，是一本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书，是一本为动乱与暴乱制造舆论的书。你单位林华、田方同志参加了这一活动。现将‘有关材料’送上，供你单位清查和考察干部时参考。”
《长江，长江》一书中有国家计委林华、田方、林发棠的采访和文章。林华是原国家计委副主任，田方是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林发棠是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研究员。1986年前，三峡工程的审查归国家计委管。田方的研究领域是人口问题和移民问题；林发棠是研究生产要素优化布局的，两人共同编著过∶《中国生产力的合理布局》、《中国人口迁移》、《中国移民史略》、《世界人口迁移》等。三峡工程的问题正好是两位先生研究领域中所共同关心的。
1987年，田方和林发棠主编了《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一书，第一次全面地汇集了三峡工程反对派的意见。当这本书将问世时，国家计委的一位领导以“朋友”的口气向田方传达了上面的意思，说“有关主持论证的领导，不同意你们出这本书，不同意公开发行这本书；主管论证部门宁愿出资收买全部（３１００册）新书，也不准让新华书店公开发售。”林发棠回忆道∶“这是通过当时的李鹏代总理给国家计委领导对我们所施加的巨大压力。当然这是难于令人容忍的。”但是田方、林发棠没有屈服于政治压力，据理力争，1987年11月此书由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公开发行。该书出版发行后，舆论界、学术界反映之热烈出乎意料，许多人真以为“科学的春天”回来了。北京各大报刊纷纷发表书评，同时也发表了不少其他的对三峡工程“反方意见”。在第一本书热烈反应的鼓舞下，顶着巨大政治的压力，田方、林发棠又主编了第二本《再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田方、林发棠主编的两本书，主要收集的文章涉及三峡工程的工程技术层面和工程经济层面，以及三峡工程的移民安置和对生态环境影响问题，并没有涉及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贪污腐败等政治层面的问题。
戴晴主编的《长江，长江》一书中，有田方和林发棠答记者张胜友“国际舆论反对三峡工程上马”一文。文章综述了国际舆论对三峡工程的意见，特别是对加拿大咨询集团的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提出的水位适当、效益可行、对环境影响不大等结论的置疑。
这里必须提及一点，由加拿大国际开发署资助、加拿大国际专案管理集团长江联营公司编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峡水利枢纽可行性研究》（1988年8月）是1991年审查批准的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样板和基础（该报告由中国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筹）在1989年4月翻译成中文出版）。国内许多人一直以为这个可行性研究报告和结论是有效的，中国的一些学者还在继续引用报告的结论。其实加拿大的这份可行性研究报告和结论都是无效的。经过加拿大和国际上一些非政府组织的努力，将该可行性研究报告上诉海牙国际法院，海牙国际法院判决该可行性研究报告无效，加拿大政府也宣布了该可行性研究报告无效。但是中国新闻媒介一直没有报导这一消息。
1986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组织三峡工程论证，这是文化大革命后，中囯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第一次尝试在大工程决策中，走科学民主决策之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为此颁发的十五号文件指出，（三峡工程论证）“要注意吸收有不同观点的专家参加，发扬技术民主，充分开展讨论。”
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代表国务院所作的〈〈关于提请审议兴建长江三峡工程议案的说明〉〉中也提到，“审查委员会认为，无论赞成的、疑问的和不同意的意见，都是为了如何更好地解决长江中下游防洪和治理，都是对国家和人民负责出发的．这些意见对增加论证深度、改进论证工作以及完善论证结果，都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对待所有意见都应采取博收其长、吸取合理部分的态度，而不应采取排斥对立的态度．”
但是事实上，三峡工程主上派是利用六四事件，采用写告密信的手段，借题发挥，无限上纲，打击工程学术技术争论中的不同意见者。这种做法不是科学民主的做法，而是重复文化大革命时的做法，重复黄河三门峡工程决策和反右时的做法。
三、对三峡工程要下点毛毛雨
1991年3月江泽民在李伯甯的来信上作了如下批示：“看来对三峡可以下毛毛雨，进行点正面宣传了．也应该开始做点准备。请李鹏、家华同志酌。”
李瑞环表示：“百分之一百赞成总书记的意见。”
李鹏批示：“在纲要中已有表述，请袁木同志酌处。”
江泽民决定要上三峡工程，就要先做舆论准备，李鹏请来袁木负责。中宣部立即将江泽民正面宣传三峡工程的指示通报全国新闻界，在中国刮起了一场狂风暴雨，新闻界自称是“三峡旋风”，报刊、杂志、电视、电台均退出三峡工程专栏。所谓的正面宣传，就是片面宣传，只讲三峡工程的所谓效益，不讲三峡工程的危害，一句话，只讲好的不讲坏的。袁木在中国民众中口碑极差，但许多人不知道三峡工程的宣传由袁木负责的。
袁木关于六四的讲话不可信，谎言连篇。袁木负责的三峡工程宣传可信吗？
袁木负责三峡工程宣传工作后不久，淮河流域和太湖流域发生了大洪水。1991年夏季的华东洪水淹了中央政府的钱袋子，损失惨重。华东洪水在中国的东部，和在几千里之外、在中国中西部计划建设三峡工程的防洪效益本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李鹏、袁木等却能把1991年夏淮河、太湖洪水和兴建三峡工程联系起来，他们正是利用了人们在受灾之后对洪水的恐惧感与对防洪措施的迫切感（被称为洪水忧患），将三峡工程工程推上了马。
事实上，淮河和长江分属两个水系，淮河入海口被黄河侵占后，淮河失去了自然入海口，后由多条人工入海渠道来替代，有一部分水流可以通过长江河道入海。淮河洪水与三峡工程防洪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三峡工程的防洪效益对减轻淮河的洪水威胁没有任何作用。2003年6月三峡工程开始蓄水，工程对那年发生的淮河洪水没有任何作用，就是最好的例证。
太湖位于长江长江三角洲地区，兴建三峡工程与太湖防洪也是不相干的事。太湖地区，在历史上本来不是个经常发生大洪水的地区，因为太湖流域的汇水面积不大，又不是暴雨区。历史上太湖自然入海通道有三，为娄江，松江和东江。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这三条江发生了变化．但是人们还是能看到这三条自然出水口的流向，一条经过上海市区，一条经过宝山钢铁总厂，一条经过金山卫上海石化总厂，其中以经过上海市区的黄埔江排水能力最强。另外浦东地区是上海泄洪的辅助通道，这是由于浦东地势较低，原来居民少，又以农业为主。但是在上海城市总体规划时，遗忘了防洪规划，特别是没有考虑浦东、上海石化总厂、宝山钢铁总厂建设后的泄洪需要。从1991年降雨的情况来看，灾情并不会很重，但是三条自然出水通道一条也不能增加泄洪流量，金山卫上海石化总厂不能淹，宝山钢铁总厂不能淹，浦东新中心更不能淹。水不能从自然水道出，只能先在太湖四周挡，水来土挡，湖堤越挡越高，洪水越挡越多，水位越来越高，洪水威胁越来越大，最后实在挡不住了，只好决定炸堤放水，从江苏省和浙江省的地界流入大海。中央命令炸堤就炸堤，谁知炸了堤后，太湖的水位不但没有降下去，反而有所上涨。水往低处流，这是人所共知的自然规律。洪水不能从自然出水口走，非要另找出口，这本身就违反客观规律．原以为洪水会听人指挥，乖乖地延着新路入海，但新的入海路的地势高，水又流回来了。加上在指挥调度和运作出错，加重了洪灾，才使小灾变大灾。
1991年，淮河和太湖洪水之后，三峡工程的主上派利用这个时机，大吹大擂三峡工程对长江中下游防洪的重要性，似乎修了三峡工程之后，长江中下游，和江淮地区的洪水问题都可迎刃而解．他们说，修建了长江三峡工程，就确保了长江中下游两岸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他们说∶从整个国民经济稳定发展这个长远的需要来看，从确保长江中下游安全这个紧迫需要来看，三峡工程的必要性日益明显。这一条理由比其他理由更为重要．迟上马不如早上马．三峡工程主上派，从淮河和太湖洪水的教训中得到了一个结论就是，用更大的工程措施来制服洪水。人类活动，对自然的破坏，是不可能用工程措施来解决的，大的工程措施必然带来大的破坏。地理学家ＧＥＲ曾说过，我们不能对着河流采取工程措施，我们只能与河流共同生存和合作．
在六四时，袁木不给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和市民说话的机会；袁木主持三峡工程宣传，也不给三峡工程反对派说话的机会。据笔者掌握的资料，在这期间，全国所有报刊上只发表过一篇反对三峡工程上马的文章，这就是中国科技报发表的政协副主席钱伟长的《海湾战争的启示》。1991年初，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多国部队，充分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的优势，打败了侯赛因迫使伊拉克撤出科威特。钱伟长先生在文章中谈了海湾战争的电子战，巡航导弹、飞毛腿导弹、爱国者导弹的比赛，地毯式的轰炸，然后谈到埃及阿斯旺大坝的安全，再谈到黄河花园口决口的危害。钱伟长认为，“（三峡工程）一旦失误，长江下游六省市将成为泽国，几亿人将陷入绝境。这也是战略上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我们决不能花了几百亿或几千亿人民币来修世界上最大的大坝，给我们子孙背上包袱，成为外部敌人敲榨勒索的筹码。这里启示我们，在和平还没有保障的国际形势下，三峡工程是千万不应上马的。”钱伟长的文章发表之后，立即遭到围击。一时糊涂的钱伟长立即亲自赶到三峡工程坝址，发表了支援三峡工程上马的讲话，报刊杂志予以刊登，才算了事。
到1992年4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做出三峡工程决策前，因受六四和戴晴《长江，长江》一书牵连的三峡工程反对派，包括林华、田方、林发棠在内，没有再发表任何文章，或是在公众场合对三峡工程作出任何评论。这和李鹏、袁木压制不同意见的政策是分不开的。许多全国人民代表在对三峡工程的举手表决时，还不曾知道黄河三门峡工程的彻底失败一事，不曾知道三峡地区根本无法全部安置移民一事，不曾知道三峡工程的防洪效益十分有限的事实，不曾知道防洪指挥出错是1991年华东洪水损失惨重的主要原因。直到1998年长江洪水后，中国国内反对三峡工程的声音才又重新响起。但是那时长江截流已经完成，大坝浇铸开始，大错已经铸成。
四、结束语
决定动用军队平息天安门事件的政治家是大政治家，但是回应“天安门母亲事件”要求的政治家必将是更伟大的政治家；决定建设三峡工程的政治家是大政治家，但是决定拆除三峡大坝的政治家必将是更伟大的政治家。历史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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