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10日讯】* 战争结束后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中午日本天皇广播宣布投降。我当时当学徒兵，是在内湖国民小学列队聆听的。日本天皇声音微弱而发抖，完全听不出他在讲什么。但由周围的空气感觉出是在宣布日本投降，要大家放弃反抗。我早由美国飞机所投的宣传单偷看与和朋友间互相的谈话知道终战的一天迟早会到。我们抑不住台湾从此要日本统治而兴奋，的确我们对日本失望透了。
濒临战败边缘的学徒兵没有师生的礼节，教授们和我们一样都被征为二等兵，要受曾经在军队待过而位阶为下士官甚或一等兵的学生或下级职员的颐指气使。日本本土来的学生与台湾人的学生理论上都属日本臣民，彼此从来不曾感觉出有那么严重的隔膜的。现在日本人假借高军阶的特权，狐假虎威的常使劲的欺负台籍同学。日本学生常在夜间把看不顺眼的台湾学生一个一个的叫去而几个人一起拳打脚踢的施予暴力。我们四、五月间驻汐止国校时特别厉害。我也是常挨打者之一。施暴的日本学生中竟然有每天藉新店线火车由新店一起通学的名字叫小出的，台北第二中高我一级，现升学至台北经济专门学校和我同班的，他们如此不顾交情，给注重交情的我们台湾人深深感觉他们的民族性真是翻脸无常，加之每一个人的操守都有问题，若有人没有和大家一起出去操练或做工，留在房间整理内务，大家背囊与包袱都被抄得乱七八糟。他们趁机偷吃别人的食品。奇怪的是从来没有一个台湾人会抄别人的东西。但日本人每一个都会。于是我深觉若把一个台湾人与一个日本人相比，日本人的劣根性比台湾人大。
对于日本人所加的暴行，日本投降了后自然的我们就给以报复。挨打的日本人不甘心地说，他们几年后一定会重回占据台湾，叫我们等着瞧吧。当时我们不会把他们的话当真，认为无论如何也不会有那么一天的到来。我们回到强大的祖国，我们既然是战胜国，大家合力建设，必定会国富民强，而日本一片废墟，永远也看不出有翻身机会。但当时何曾想到半世纪后的现在，日本再成为经济大国，政治企图心大，还在企图重整军备！我们却在经济上遥遥落后于她，更糟的是我们国不成国，国民党造成的戕害看来永远也追赶不了他们了。
几天后我就很高兴地除队回家。台湾现在只等着中国方面的军队与官吏来接收。这中间等待回国的日人相当有分寸，有条有理等着被遣返。我们盼望的国军终于登陆基隆，大家争先恐后地去迎接，但首先就被他们不起眼的外观吓呆了，衣服褴褛装备很差，且都见不到他们间有任何纪律。和败战的日军仍然威风凛凛很有规律不成比例。大家深表失望之余我还在替其辩护说，他们经过困苦的环境下长期的和日军抗战，其装备与服装之差应予以了解。然而国军并不只是表象差而已，骨子里更是鱼肉人民，不尊重人民，时时要占人民的便宜，于是军人欺负人民的事层出不穷。
日本人回去，房子空出很多。大家纷纷地去占住。很多郊外的木栅的人都去占住。我们看准日本人还没回日本还在的房子要让给我们住，他们会打量一下，若觉得不中意就说已许给别人，若中意就会答应。我们兄弟一去几乎都不会被拒绝。大哥英儒因已有家室，他自己在师大旁边占了一栋非常体面的房子，二哥英茂与母亲与其余兄弟都一起住进龙安国小旁边的一栋有大院子，面积颇大的房子。
但每天都会有军人拿着盖有关防的纸条，看到中意的比较大的房子就乱贴，说军队要使用，要赶人走。很多人惹不起他们不得不搬给他们。我们好不容易争取到的房子又大又漂亮，几天就有人来一次要把成果横夺，我们每天都要和他们理论。由于不胜其扰，我二哥就向台大拿了一张盖有台大关防的纸条贴在门口以避邪。我们成功地避开军人的打扰，却种了严重的恶果。以后我们自己占的房子成为校产无法处理，损失惨重。
国府所派来统治人民的行政公署长官陈仪沿袭着日本的殖民地统治原则，歧视台湾人民，对台湾仍施行着殖民地统治，政治不修明、由于当时国民党与中共在大陆把内战打得如火荼，拼命地在台湾搜括粮食与一切物资运到大陆，导致民不聊生，怨声载道。我非常失望，但希望这只是过渡时期现象而很快就会上轨道而解决，但事与愿违，其后物价膨胀厉害，失业严重，导致一九四七年间发生二二八事件。
* 在学时
日本投降，战争结束，我们重回学校。战争末期我们入学，一入学就当兵都没有上学，蹉跎了半年时间。一回校，制度、学课、教师都照样，这中间当局派人来接收，台北经济专门学校几经改名，并入国立台湾大学法商学院，后又改为法学院，校长，教务主任、训导主任等慢慢具备。我们主要学课都由留下来的原来的日籍教授担任，整个看不出改变，只不过其中新来插有担任国语、国文、公民等台湾或中国人教师而已。
我们没有教科书，一切靠讲义。注册不必注册费，讲义不要钱。因此上学几乎不花钱，不仅如此，还有战争遗留下来的大陆的制度，对于本人申请经过审查通过的还有公费制度按月拿三十公斤大米与副食费。因此我在学期间都不必用到家里的一分钱。穿的都以旧衣服将就，事实上有钱也买不到衣料，鞋子也没有，整年都拖着木屐，一走长路，木屐其中一支撑着脚板的横带常会断掉，以致不得不只穿一支而提着断了带的那一支走路。
学校的管理很松，学生常签到后相伴去打麻将或做其他事，有的甚至整年都看不到人但也顺利地毕业了。因此个人的学业就看个人如何读了。我初遇了社会学各课，社会上各思想，自由、民主、人权、社会主义等等。由于民主一说是中国立国的根本，我不得不加以特别注意与研究。我初读《三民主义》还是日本改造文库出版的孙文原著的日文翻译本与岩波新书出版的周佛海着的“三民主义”为书名的上下册。
终战后相当时间几乎都看不到新出版的书籍。但等待遣送回日本的日本人把所珍藏的书倾巢拿出摆路摊出售。其中有很多非常珍贵，更有许多是日本当局思想控制下的限制书或禁书。我只知道很多书珍贵而要买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所以在穷学生极为有限财力许可的范围下也买了一些。这些后来因白色恐怖事件家人为怕麻烦都丢掉，实太可惜。
学校除了日本籍的旧老师外台湾籍的与中国籍的人越来越多。周宪文当我们的院长，他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潘志嘉，经济学者，极为开明。在学校无所顾忌的对诸事发表议论，日本在战争期间所加的禁忌得到解禁，深感自由之可贵，深觉这才是人应有的社会制度。但我何曾料到当局不出几何时竟把言论压制的比日治时代更厉害乃至演成屠杀几千人，监禁上万人的白色恐怖大镇压。
* 二二八事件
我对祖国心结大，首先对于二二八事件没有多少共鸣。但看政府在二二八事件中越做越离谱，到处乱杀人，行政长官官署屋顶上所按机关枪扫射杀了多人，十五份的桥头与其他几个地方弃有几个尸体。政府派代表出席在中山堂召开的处理委员会，只是缓兵计，暗中大陆正派军队来镇压，他们一登陆基隆，沿途看人就扫射，国民党政府对于自己的人民像对付敌人，大肆屠杀。这就是祖国原貌！我所受震撼很大。国民政府对于自己的人民所用的尽是骗局，真正为人民谋幸福而被推举出席处理委员会的一个个都被抓去枪毙。我看到此情形对国民党彻底失望。从心底想除非彻底的改革，台湾人民无法安居乐业过有尊严的生活。
战争结束我心底憧憬着自由、民主，能使国家富强的政府。为免于被外国统治，国家富强是最重要，而中国应有充分的条件。人民除努力使国家富强，内部应有民主与自由。然而看国民党政府一点也没有使国家富强的条件，对内则施行暴政，人民没有自由民主可言。
二二八事件中我首先对处理委员会抱着很大的期待，想现在事件既发生，政府也不得不施行某种程度的自由民主的政治吧。我与同乡，就读医学院的许某，于三月二、三日到中山堂看究竟。我当时还对政治了解不多，就只关心的看几个委员们热烈的讨论，心想以后就有希望吧。当场看到最活跃的是一名为许德辉者，我暗中佩服他的周旋能力与堂皇的主张。殊不知他是国民党相当有地位的情治人员，只是做卧底替政府蒙骗人民，等待蒋介石正在派遣的镇压部队到达。台湾人民的处境与下场多悲哀。
我去过中山堂四五天后的三月八日吧，镇压部队由基隆登陆，到台北的沿途用机枪扫射街上的人民。当然到了台北后占领了中山堂，开始捕杀处理委员。我庆幸我三月三日后就没有再到中山堂，不然后果真不堪设想。
镇压部队大肆搜捕人民屠杀，荒唐的是把当时因军警瘫痪不得不动员维持治安的中学生集体地屠杀震惊了社会。于是我感觉要期待国民党放弃暴政实是缘木求鱼，唯有强求更换他们。我由衷认同二二八事件，惋惜没有成功，只能期待不久将来，来一个人为的，有计划的，使其成功。
* 二二八事件前后的学校
二二八事件过后，学校回校的人数越来越多，一时不知跑到哪里去的人重新又结集在一起，学校训导主任很关心所颁布的自新办法，且指定几个人需要办理自新。这些人中间除了有后来逃到大陆的陈炳基外还有哪几个人我已不记得。但我只记得，新店线 朋友、台北二中一期后辈，当时还就读于成功中学高中部的高俊彦，要到校办理自新时却受成功中学何启华校长阻止，要他暂时不要露面，等到另外通知他始可露面办理。何校长知道高受当局特别注意，怕他一露面即使要办理自新也有被抓走，甚至遭屠杀的危险。高至近每回忆当时往事，对何校长感激不尽。
二二八事件以前，老实说我对台湾的政治与国共内战本来不感兴趣。但既然发生了这么大事件就引起我的极大关心。我本来没有预期会发生像这么严重，一发不可收拾地重大事件，虽然没有预先计划却做得轰轰烈烈地几乎要把政府推翻成功，然而却被国民党以欺诈等卑鄙手段压平，实太可惜。
究其原因，二二八事件是突发事件，不是经过预先策画发动的。台湾中部有谢雪红领导的武装队伍称为二七部队和国民党军做了有效对抗，那也是临时凑成的，因此蒋介石军队一登陆就招架不住，退到埔里的山地而最后解散掉。以后才知道，当时事实上以蔡孝乾为首的中共地下组织早已渗透到台湾，但仍成不了气候，对于突发的事件措手不及，发生不了作用，且和谢雪红之间的联络也不好。
从此以后我对国共内战感觉兴趣，且对共产主义也起了好奇心，但那时对中共还没有认识。我想台湾既然光复回到祖国，国家实行的说是三民主义，不把三民主义搞通不可。当时市面上有岩波新书周佛海所着的《三民主义》与改造文库发行的孙文原著日文翻译的《三民主义》，两本都用日文写，因此看起来方便。我诧异孙中山一再地说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我怀疑三民主义居然是大家不欢迎的共产主义。孙中山的理论与周佛海的三民主义诠释引起我的震撼。于是我对三民主义产生了兴趣外对共产主义也产生了兴趣，而且慢慢地去了解。
当时学校留有日籍教授，教经济地理的教授松尾竟然说中国若不实行共产主义没有办法强盛，为此中国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首先就实行共产主义，一条是先实行彻底的资本主义以引诱各国的投资，待投资得差不多，然后忽然地实行共产主义而把外国的投资都收归为国有，如此就不费吹灰之力就成功地搞好经济。结论是中国无论如何都要实行共产主义一路。战后一直没有遣回留用的日本人教授，到二二八事件后，除了再留一两个外都被遣回，包括松尾教授。
中国大陆籍的教授，在国共对抗方面好像都比较倾向中共。教国文的潘教授（志奇）所选的教材一律都是有关于国共内战的。他意思是说共产党日正中天，中国将来非中共莫属。院长周宪文是有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他似也亲中共。
我和林从周、张某（仁明）、陈某（献琛）等因为都是台北第二中毕业的，互相走的很密切。林从周沉默寡言，却成为反国民党的先锋，后来被补被判十五年徒刑，我受了连累也被判十二年徒刑。张某、陈某等也绝对地不同情国民党。陈某后来听说也牵涉到案件，却获自新没有被补。张某则置身事外。
郑文峰和我之间非常亲近。他住在东门仁爱路巷子的一栋日式房子。我住在台湾大学旁和平东路二段，每早上学都要顺着新生南路中间有大水沟两边有马路的掘川向东走，走到仁爱路交叉处，转弯向北走仁爱路，走到杭州南路交接，再转北走到学校。文峰家就在途中，由大马路稍一弯则到。因那里离学校很近，自然的成为大家最好的集合所。学校同学很多来自中南部，曾群芳、陈廷裕、杨进火、郑锦州等几乎都住在附近。
文峰是嘉义朴子人，父亲当医生，已逝。母亲带着他与他妹与一个弟弟来住在台北。他家属于大地主，有三十甲左右的田地。我从来没有听到一个人有那么多土地。他母亲受过高等教育而是社会主义者。由于他从小就受她的熏陶，他满脑子都是社会主义。一去他家，有很多像苏联革命、马克思《资本论》等左翼作家的书籍，且有很多其他学校的学人常集合到那里。后来推想其中有很多是他的同乡人。文峰后来被捕处死刑。常到他家的后来被处死与判徒刑的颇多。曾某（群芳）、陈某（廷裕）也受牵连，但获自新。
各学校的左翼思想渐渐地滋长，战后不久，早在一九四五年十月初，各学校共同组织学生联盟；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有以基隆中学学生为主参加的纪念五四运动的游行；一九四六年有涩谷事件发生，学生便做了抗议游行；一九四七年一月有针对北京女学生沈崇被美国兵强奸的游行抗议：虽当时反美与反国民党的意识还不强烈，各校反应还不能说热烈。当时我所读的法商学院常可看到非常活跃的陈炳基，他台北第二中早我一期，是有名的反日，主张回复祖国的份子。一九四六年陈仪大招法商学院专修科学生时入学的，他因是毕业于成功中学前身的台北二中，故对成功中学等学校的影响力相当大，对学生运动出力极大，实是理想的学生运动领袖，接着当年发生二二八事件。由于受周围的影响与二二八事件的刺激，我也慢慢地同情社会主义思想。
左倾的文化工作人员也藉歌唱、话剧等大力宣扬社会主义与反美反国民党思想。二二八后为灌输一般民众对于祖国的了解，二二八事件当年后半年在台北市有台大学生为主举办的歌唱会，更以其做为基础与包括部分师范学院的学生，成立了麦浪歌咏队做全岛性的巡回演唱，也加进舞蹈与歌剧等。当时主导之一为后来被枪毙的台湾电力公司总经理刘晋钰的儿子，他后来逃到大陆幸免于难。一方面简国贤等为中心组成话剧团，演《壁》等鼓吹社会主义与反国民党的戏，对台湾社会震撼很大。郑文峰当时很热心且对这些活动尽了很大的力。
二二八事件昙花一现，几乎要成功的，我觉莫大惋惜，我向林从周表示惋惜之意。但每一次和他谈话，我发现他对种种内幕知道很多。他很肯定地说，有些人正在筹划第二次二二八事件。我期待着，但总没有发生。毕竟国民党因有前车之鉴，且其后从大陆调有大军驻防，有万全的准备。林从周也许已和地下组织有关系所以才知道那么多内情。我很希望类似二二八事件因为预先有策划，不会再失败。我期待着过一年就发生，但一年后并没有发生，其后也没有发生的迹象。
在此之前，省长官公署募集了一些去中国大陆的公费留学生，很多人响应，其中有台北第二中同班的陈继树。因中国内战激烈，他没有读完就回来。回来后的他竟有脱胎换骨之感，本来生活环境好，战争时代食物极为缺乏，有鸭肉可吃时他尚且不吃鸭肉使我大吃一惊的，现在却满口的社会主义与亲中共语言。和他一起去大陆的都和他如出一辙。陈继树也无形中成为我越加倾向于反国民党的一个因素。那一批中国大陆公费留学生很大部分都变为左倾，回来后不遗余力地宣传国民党的腐败。其中有几个后来牵涉到白色恐怖案件，如郑溪北等。有的滞留在大陆或因内战而不能回来，也就在中共的机构做事。张克辉便是其中之一。
* 学校毕业后
二二八事件过一年即一九四八年二月，我学校毕业。训导主任蔡章麟四面八方地奔走，惊人地把要毕业的几乎每一个人都给找到工作。台湾银行要学校把二十名成绩名列前茅的名单送去让其甄选而采用了十名。我所幸在其中。故我一毕业就被以办事员资格录用，成为立即有很好收入的一个。时离台湾光复才两年半多。国民党治理无方，台湾产业不能兴盛，人民大多民不聊生，加之物价恶性膨胀，能有工作实属万幸，我迫不及待地开始上班。
我们同班毕业名次第一的曾文谦与第二的苏义征进了贸易审议委员会。该会不久取消，曾文谦转进台湾银行，却比我们被重用得多，后来当过分行的经理乃至第一银行总经理等高等职务。苏则自己做生意。进入华南银行的有王绍庆、张进兴、许胜发、杨进火等；进入彰化银行的有杜组诚、杨昭训、赖文泉等；进入第一银行的有陈嘉禾、吴进兴、陈凤仪等。台湾糖业公司有余文柄、陈廷裕、苏义明等。进审计部有曾富、曾文勋、林登荣等。
和我一起进入台湾银行的有林从周、陈献琛、张仁明、刘新韬、许荣昌、苏震、杨万福等连我共八个。我和陈献琛、杨万福被派在营业部出纳科，林从周在营业部放款科，刘新韬在营业部会计科，张仁明、许荣昌、苏震则在金融研究室。
我们都以月薪一百三十元的办事员任命。这在当时台湾人来说还算是优厚的待遇。我们是正式由大专学校毕业的，在当时算是相当高的教育。银行有很多台湾籍职员，大都是日治时代留下来的，除了台湾银行本身留下的外，有一些是三和银行留下的。大部分只受过职业学校的教育，除了因年资关系而有很少部分升为办事员外，大部分是助理员任用。女职员从高等女学校毕业而以助理员任用的不很多，很多只小学毕业，当过服务生后升为雇员。
我在那里遇到几个早在那里工作的熟人，一为林昭仁，自从我自木栅公学校毕业后到老松读高等科一年级以来一直一起坐新店线火车通学的旧识。我在老松时他读日新小学，后来读商工专修。我不知他毕业进了银行。他在营业部会计科。一位是木栅我从小就住在我对面的张贤子，她在秘书室。一位是住在公馆的我父亲朋友陈清波的女儿陈月。她有弟弟陈德星是我第二中学后辈。她在营业部汇兑科。有一位我在老松高等科同学过的吴荣诸在营业部放款科。我木栅公学同学的张拔进在南门分部做职员。还有木栅来的多位朋友郑金财、张金荣等在那里当工友。我第二中前辈庄显仁在营业部的存款科。
银行的高级职员都是大陆来的，几乎是浙江宁波人的天下。台湾银行是属于台湾省的，故台湾省财政厅长严家凎自然的成为董事长。总经理为瞿荆州。营业部经理清一色都是浙江宁波或其附近的人，有的当上副理坐在大椅子，他的工作只是核对传票、把印章盖在传票上，有的甚至于看不懂传票，也不知道要盖在传票的哪里而常闹出笑话。即使是普通职员，外省籍的受到器重。也许除了省籍不同，待遇不同外，他们有的可能也兼做政府的情治人员。
我们是二月毕业的。那一年夏天有一批台大本科毕业的进来台湾银行。黄耀堂、许文发、许敏惠、杨忠烈等。他们因是本科毕业的，以一百四十元办事员任用。他们之中，除了许敏惠因是许丙的儿子背景特殊，升的很快而外，其余的和我们一起进去的一样平平。
过一年有一批台大法学院专修科算是低我们一期的进来，冯光威、曾锦堂、许诗礼、徐汉城等。这一批不像我们与那些本科毕业的，毕业以前都在学校因而不大世故，他们很多先出了社会再应征陈仪大批招生的专修科，故比我们世故多，在银行混得比较好。
也有一批商业职业学校毕业的进来，巫凤毛、潘昭章、王耀钦等。其中巫和我曾以政治犯被逮捕。他们一群另有两个比较杰出的，潘昭章，在银行工作期间，下班后仍到大学夜间部进修，当过美国花旗银行的高级干部与台湾大贸易商高林公司的重要干部。王耀钦则回到其故乡高雄当华侨银行南部的最高干部之一。
台湾银行同时也从大陆招募一批大学毕业的。因是外省籍的，受到很大的礼遇。就像日治时代的台湾，统治民族的日人比殖民地的台湾人，进昇机会与待遇优厚的多。
当时大陆的国共内战打的如火如荼。台币与法币的挂牌汇率，法币贬的非常厉害，每天大幅度的贬，且一天之中好几次的贬，货币几乎成了废纸，法币垮了，接着台币来一个大贬值，因贬得太厉害，对美金更是贬得不可开交。民国三十八年间旧台币四万元换一元新台币。与美金的汇率固定为一美元换五元新台币。
大陆还没被解放前，台湾的种种日用品主要都由大陆，特别是上海，进来，每天都有生意人来银行汇款。我当时在出纳科，客人拿来的钞票一天比一天多。反看我们的薪水天天失去价值，购买力微不足道。每月五日领的薪水只够几天之用，一般人民的生活之苦可想而知。好在我们是发行钞票的台湾银行，重要干部一样领薪水，为自己什么有利的办法都想得出来，几天就来一次借支，钞票先借用，但不怕无法还，到下一次发薪水要扣回时，物价早已跳好几倍，早就再调薪好而薪水数目变的更大，扣除以前所借的，变为不痛不痒。薪水不够用再借支，如此无止境地等于在先发薪水。
无怪乎大家都说银行工作是金饭碗。如果省籍的歧视不说，又如果一个人没有抱负甘于满足现状，银行实是最理想的工作所在。何况台湾工业基础本来就薄弱，加以正是内战中顾不得建设，就业机会低到谷底，银行的工作是人人羡慕的焦点。
陈献琛和我同在营业部出纳科，林从周则在营业部放款科，我和他们因工作场所近相处机会多。郑文峰因家离的远，也就除了有什么事互相相约外疏远了许多。郑文峰选择不就职而编到大学本部去读。我们是以大学附属专修科资格毕业的。我们被准许上本科三年级。同班毕业的有几个去上，除了郑外，余文柄、陈凤仪、郑如兰、廖运番、张金谷等。余文柄等几个都有工作，除了要上班外还要同时上日间的大学，真是辛苦。余文柄就职于台湾糖业公司，但他苦干到底，结果还是毕业。
中共的地下组织曾几何时也进来台湾。其实据后来知道的资料，早在一九四六年二二八事件发生以前就派有蔡孝乾等来负责发展组织。二二八事件时候组织羽毛未丰，还不成气候，对于二二八事件没有发生多少作用。随着内战打得不可开交，地下组织也渗透到各角落，特别是学生界，战后多次的反政府与反美的游行，歌唱队、话剧队等鼓吹社会主义与反政府的文化工作等，且二二八事件的主角很多都以学生为中心，因此引起政府很大注意，而始终伺机要加以弹压。
政府知道事态的严重，失去学生的支持等于失去一般大众的支持，学生会起带头作用而推波助澜，最后非把政府搞垮不可。于是先发制人的对付师范学院为主的四六事件发生。那一天一清早用军队闯进师范学院校内把平常受注意的一些人一网打尽，成为以后五○年代大逮捕的先声。
除了中共的地下组织，台湾独立运动虽势力微不足道但也在悄悄进行。我遇到了新店线二中前辈后就读于师范学院的刘新吾先生，从他嘴里初次听到台湾地位未定论，而台湾应独立。我暗地里很惊讶不是〈开罗宣言〉已决定了台湾地位了么。但想只要能替换国民党的暴政，那也好。
中共地下组织的声势越来越大，发行有《光明报》，除分给所认识持有相同想法的、或想以影响或争取的人外，主要靠邮寄寄到各目标去。街头巷尾的言论偏袒于中共。国民党非常着急，总想要如何加以打击。五月一日举行户口总检查，加强日本遗留下来的户籍资料为基础控制户口。觉得还是不妥的国民党五月十日施行人类史上最长期的戒严令，想以铁腕镇压与残杀异议份子。该戒严令竟延续到一九八七年共三十九年！造成人类史上没有前例，以后也绝不会有后例的人类史上蹂躏人权的大罪行。
* 与地下组织发生关系
我因和林从周与陈献琛在同一个地方上班的关系来往比较密切，加之时局越加紧张，彼此谈论的机会变得更多。我看林的消息太灵通，私下怀疑他必定和地下组织有关系。我不正面的问他而隐约地刺探他，但他一点也不透露。我不仅是和他们之间，和其他朋友之间也常谈起时局。二二八事件时一起到中山堂看处理委员会讨论的台大医学院学生许某也常问我是否有地下组织的线索，我总给否定的答复。那时若把他介绍给林，后来组织被破，我与许的命运就全然不一样。我因介绍他必定需负很严重刑责，许就不会有辉煌的将来。按，许后来当医师，还当到某大医院的副院长。
林终于说他参加了地下组织。我想既然我怀疑他有此关系，为何都不透露给我，而我一定是最会替他守密的。我推想他从我很坦白的谈话中怀疑我的自由主义思想太重，对中共的立场不会太坚定，且我对台独不排斥，我想只要针对国民党，大家殊途同归，都是朋友。
我和林的谈话谈的太深入已无法回首，我就答应和他维持个人间的密切关系甚至加入他的组织。他要我提出自传，介绍了我认识一位在华南银行任职的名为高怀国的人在第三水门外见面。我在他监誓下宣示加入他们的组织。于是我和林成为又是好朋友又是同志的关系。林平常沉默寡言，对于我所问的都不做充分地回答，特别是关于组织问题。他说组织只能有直的联系不能有横的关系。他不告诉我他上面是谁，但我想像那位姓高的可能就是。他既不大讲组织的事，我也就不问。然而我对于我在明处，他与其他不知谁的许多人在暗处的组织关系产生某种程度的不信任感。我一方面和他接触，一方面却提防着不要太深入以免遭池鱼之殃。他要我多介绍人与他认识，他说上面催他很厉害，急着要扩大组织。但我想我在明处，别人在暗处的不明了情况下不敢涉入太深，也就不敢贸然介绍人给他。甚至于对常问我有没有组织线索的许某都不敢透露任何信息。不然，日后组织被破坏，我被认为吸收他人参加，我的处境定非常危险。至一九四九年间王明德出事、《光明报》被破坏，我更加小心不敢和林太深入。我的小心无形中救了我。不然我以后就逃不了整个组织，被出卖而遭更大的殃。我们整体地给“上面”出卖，信誓旦旦说无论如何也不会出卖我的林，最后还是不能不说出我。
当时大家生活都困苦。我把所领取的薪水都全数给母亲当家用，自己几乎不留任何零用钱。当时所住日本房子面积不很大，当一起住的二哥结了婚，更觉的地方太小，也就搬进台湾银行坐落于重庆南路的第二单身宿舍。我们不用付房租，水电燃料与雇用的厨师都不必负担。那里离银行只有一二十分的路程。陈献琛，林昭仁、巫凤毛、潘昭章、王耀钦、黄耀堂、蔡木荣、杨忠烈、陈瑞钦等都住在同一宿舍。
陈献琛平常的言论比我激烈，他和正在逃避国民党逮捕的陈炳基是堂兄弟。我被补，但他没有任何迹象，我以为他显然没有参加组织。我本来怀疑他为何没有参加组织，但我不敢问林。当时陈的父亲逝世，他要担负整个家庭的生活费用。几十年后威权时代过去，我才听说他曾经也参加过组织，但因他要负起生活责任，组织方面就让他脱离关系。这个事实后来曝光，他虽没有被抓去坐牢而获自新，但其后一直成为情治机关管制的对象。按照国民党的哲学，一个人曾经和组织有关系，若没有向政府自首，后来虽断绝了关系，仍被认为他继续在组织里。
我后来被捕关了十二年。刑期到，回来几十年后，戒严解除，言论比较可自由，有机会和其他同学回想我们同学牵涉到这一次案件的，这些人除了林从周和我外，大都没有组织关系，且我也不知他们是否另和组织有关系。这些人前后有：张义明、陈席珍、王明德、郑文峰、林从周、曾群芳、陈廷裕、陈献琛、与南部还有一位李清亮者。张义明当时在新庄当国中校长，不知受何牵连被逮捕坐短期的牢，但后来没有事；陈席珍也不知何故被短期关在保密局；王明德惹起《光明报》事件，被判感训而送到内湖执行；郑文峰被逮捕后被枪杀；林从周被逮捕判了十五年、期满回来几年后病死，我受林从周连累被逮捕判十二年；曾群芳、陈廷裕、陈献琛等三人身份暴露自首，免牢狱之灾。但曾群芳、陈廷裕两个因被怀疑自首不清被关进军法处几个月后脱险。
* 入学行政专科
台湾由一九四九年开始，由于日本军事顾问白将军设计施行征兵制度，一九二八生（民国十七年）的首当其冲。我刚好不能置身于外。我接到了身体检查通知。我想反正台湾政权的生命屈指可数，对于体检通知我置之不理。不久我接到了法院的妨碍兵役的开庭通知，我出席了法庭，那是一侦查庭，和我同样不理兵役体检而被调问的有几十人，可见大家的想法相差不远。几十名的开庭，大家乱成一堆。法官宣布大家不起诉处分，但要参加将再通知的体检，而后大家散会。
我总想非想出办法以避免兵役不可。凑巧当局为解决忽然增加由大陆跑来的大批流亡学生学业的出路设立了行政专科而在招生。该专科分甲种与乙种，甲种大学肄业一年以上为资格，要读一年，乙种高中毕业就可，要读二年。于是我应征了甲种的行政科，参加了考试而被录取。校舍暂借成功中学教室。于是我白天银行上班，下午去赴五、六点开始的上课。我一方面有工作，当然无法正常的上课，偶而上课而平常则请同班的人给我护航。有时旷课太多，教务室要找我贴的布告贴了很多天我尚且不知道。我就如此混混逃过兵役。至一九五零年十月我被补，我不知我的学籍变得怎样。法官可能也不知道，从来就没有提及此事。当时我同班有三个台湾籍的和我处得很好，他们什么名字，现在在哪里，我一概不知。听说黄信介、许水德以及和我一样被捕的张振腾是当时的同校同学。我被捕时要逮我的特务说是为了问兵役问题，可见我的兵役问题那时还是受到情治人员的注意。行政专科后来和台中农学院合并，改名为中兴大学。因该校是为养成行政人员，毕业生后来在官界发展很多。
* 地下组织发生问题
一九四九年八月底有一天，林从周很紧张的告诉我王明德出事被抓走。王明德会参加组织而被抓走，我是最没有料到的，在我印象中他态度不稳重、有纨裤子弟的习气，这种人怎么会参加组织？王明德于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七日被捕。
林从周不大讲话，但也讲经过给我听，听来真荒唐。事实是这样：他暗恋着我同学住在基隆的姓赖（文泉）的妹妹。由于和赖是同学关系，他时常出入赖家而对他妹妹有爱意。他妹妹置之不理，于是他把大批的《光明报》放在她房里要她看，如此可能是意图一面要向她宣示他是非同小可的地下工作份子，一方面要教育她。但她就把这些《光明报》拿给她父母。他们竟拿这些向治安机关检举。国民党正苦着找不到线索破获《光明报》或中共地下组织，这成为绝顶的破案契机。王立即被抓，而导致设在基隆中学的《光明报》本部的破坏，因而导致整个台湾的地下组织被破坏。
后来组织被破坏，我始终以为王明德是唯一祸首。但听多种情形后始知他是其中之一而已。听说主要人物之一的李中志搬家时竟把藏在日式房子天花板上的文件等重要资料忘记搬走以致被检举被补，实也荒唐。
王被补后我关心的问林会不会有事，他说他不会被波及，但自那以后他显得紧张，好像一直提防着。整个情势真有风声鹤唳之感。我一再地问他是否有关系。他说没有关系，万一有什么不对，他可以逃匿于几个山上的几个地点。我不知他指的哪里，但以后组织的陆续破坏，推想指的是鹿窟、阿里山或什么地方。
我不知郑文峰是否受到波及。我与他没有组织关系，虽然我怀疑以他的反国民党的热诚他总脱不了关系。他经我介绍认识了山地分教所的黄校长，忽然跑到那里当教员，是否因担心受此波及不得而知。于是我们常在一起的几个同学有了新的旅游场所，他们几个结伴去，也爱上了那纯朴的地方。解严后才听说，郑当时有把那里做逃亡基地的想法，但不知何故没有做成。我后来被补但都没有被问到与郑的关系。他都没有供出我，虽然我想他一定知道我与林的关系。
台北夜间常有不停的飞机声，一听便知又是由大陆某个地方撤退。我从英文报看到大陆撤退当时的情形。国民党一由什么地方撤退，没有例外地就把所关的政治犯枪毙，增加恐怖气氛。我也从报端看到蒋介石为革新军队以保卫其台湾的政权，透过战争一结束时他所营救的冈村宁次，大力地雇用白将军为首的过去日本的军官，在台湾革新军队的制度与军官的教育与训练。
台湾情势紧张，中共随时有渡海来解放台湾之势。林从周一方面也着急，想拼命的扩大其组织而常对我加压力。但我始终无动于衷，我越加对他的组织没有信心，组织已有问题，且其中原因是王明德的荒唐事所引起，如此不堪一击，我怎敢相信？但我也不便批评。我想我已骑虎难下，怎么可扩大组织连累别人？我只是与他虚于委蛇。
我听到了很多风声，住在师大旁边大水池边的台大讲师李薰山被带走，煤炭调整委员会主任刘明被抓，甚至其秘书木栅人张釜钿也被请去，住在新店和我一样读老松公学校、后来读开南商业、毕业后任职于邮电管理所的王文清也被抓走，延平学院院长朱昭阳与第二中第一期生的其弟朱华阳也出问题。我也听到文山中学出了事情，听说有一些学生在操场打球，球滚进操场旁边日式房屋的床底下，找球时赫然发现那里藏有枪支等武器，于是一些人遭逮捕。新庄国中也出了事，而当校长的张义明也被抓。当然我很关心这些人的其后。我晚饭后常走到师大旁边李薰山住家看看。我看到他那熟悉的名牌依然很寂寞的挂在门前，但我不敢进去问他太太关于李的情况。李任职于台大，和当时也当教职的我二哥英茂是台大同事，也是好朋友。他所住那栋房子本来属我大哥英儒所有。他在战争后从日本人原主承接，住了大约二年后要搬回木栅时，我二哥把它无条件的送给李住。李后来告诉我，他被捕后幸亏有那一栋房子，他太太把它变卖帮助他家家计很大。刘明后来被判“资匪”，人被关，庞大家产被没收；张釜钿虽被请进保密局，后来没事，没有经过军法处就由保密局直接释放；王文清牵连于邮电案，被处十五年徒刑；朱昭阳后来没事，但其弟朱华阳被处七年；张义明没事。
* 组织被破获，大逮捕
一九五零年五月十四日早晨，到银行上班，看营业部有些反常，三三五五地站立着不知谈论什么。一听，原来前一天晚上林从周被抓走，且是双手被反铐着。我立即有不祥的预感可能会被波及，我紧张地不敢逗留在银行。那一晚起几晚我不敢回去我所住的银行第二单身宿舍，而跑到木栅、樟脚、或景美不定住所地睡觉。
当天的报纸详细地刊登昨天晚上举行大逮捕，说中共派到台湾工作的首脑蔡孝乾被政府抓到，坦白地交出一切组织关系，因此几乎所有的政要干部与各地的地方委员会都被破坏殆尽，昨天的大逮捕是全省性的，且是最大的一次。其实已延续了有一些时候，且还在继续中。蔡替政府呼吁，政府颁有自新办法，自首的既往不究，给自新，但必须要把案情无所保留的供出。我知道事态非常严重，这正是我所担心的。我本能地觉得不能自首，因为如此做会害到被捕的林。一方面我相信，中共攻台箭在弦上，拖些时候事情就会自然解决吧。
我暂时向银行请假。因都看不出有抓我的动静，我想我牵涉的不深，甚至于有没有正式的牵涉都有疑问，且林一向坚决地表示，即使他出问题也不会把我讲出来。我首先半躲半公开地，后来因见不到任何动静，就索性每天照样上班。
有一天曾群芳找我到银行来，他很惊讶我还上班，告诉我太危险而劝我要躲藏。他要我带他到乡下躲，他一起带了一位我不认识的人，说是其同乡在跑路。我始知曾有组织关系。于是我立即离开银行带他们到木栅陈家和家让他避难。曾没有告诉我他朋友的名字。我只知道他毕业于师院，在其家乡竹南当教员。他原来被捕到警察局后，设法成功地逃出。我甚至连他的名字都没有问，以免成为日后的心理负担。因我藏匿他的事日后万一暴露而被调查机关追问，我想我若不知道他的名字，即使遭受多厉害的拷问也无法从脑里无中生有的讲出他的名字。他就跟着我躲藏，我无形中救了他的命。他当时若没有由警察局逃出，且逃难失败被抓回必定会被枪毙无疑。我不知他以后的状况。我坐牢完也不敢问他的其后。解严很久后始知他姓颜，但仍不知他的名字，再过多年，才知名为松树。原来他躲藏一段时间出来自首保住了生命。但至今我没再看过他。
我半躲半公开的动作引起了几个同事的怀疑。有一天营业部副理郑万生对我说，我若有什么心结应向政府办理自首以维安全。我觉得那是不可思议的事，要办自首是要把所知经过的都全盘抖出来，不然若被认为不坦白或有保留，自首会无效，反而等于自找麻烦地告诉他们秘密，成为他们处刑的借口。盖自首办法有规定，自首不坦白自首就不成立。要自首不可避免地要讲出人的关系。我非把和林从周的详情讲出不可，我不知林讲我到什么程度，故我不能讲得太超过以致加重他的刑责。现在我的情形多出曾群芳与他的朋友而增加了复杂性。我听到这个或那个的，很多人自首，其中有一台北二中前辈当医生的翁某（庭俊）。
我晚上不敢回银行的宿舍或和平东路的家睡觉，而跑回去木栅，有时就在老家隔壁睡，更多时到樟脚陈家和家睡觉。白天则在附近的河流游泳抓鱼打发日子，但一面非常注意社会的动静。因都看不出抓我的迹象，我想我牵涉得不深，甚至于有没有正式牵涉都有疑问，且林不一定供出我。他不是一向坚决地说即使出问题也不会把我讲出来的么？我首先半躲半公开地，后来就索性每天照样上班。
* 陈家和的庇护
樟脚陈家和家便成为我与颜的短期间的避难所。我避难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那里，有时候到木栅。但到木栅也不敢在家里睡觉而常在隔壁谢德修家或高铭辉家睡。在谢德修家或高铭辉家睡觉一向是我们几个朋友的习惯，故他们都不会觉得有疑。我有时就到景美火车站旁的大姊家。如此做不定点的住宿。
颜兄大部分住于陈家，偶而暂时离开，推想是回竹南。他把环境摸得很熟，自己坐新店线火车到景美站，然后沿着景美溪经过宝桥走路到陈家。我不知他继续到什么时候。因我不久被捕，我就不知，也不敢过问他的情形。我猜他可能在我被捕后没有多久就向政府自首结束其逃亡生活。
我真感谢陈家和一直对我的庇护，更难能可贵的是不讨厌也不害怕的庇护素不相识的颜。陈父陈泉先生或许对颜起有疑心，但始终没有表示任何难色。我与颜都非常感谢陈家和的庇护。
尽管我被捕后担心陈家和庇护我与颜会出事情。我担心当颜被捕或自首时会不会牵出陈家和，因颜案总会做一结局，不是被捕就是自首。若牵出陈，将很对不起他，不仅怕牵出包庇事，更怕或许陈被怀疑和组织有牵连，在国民党调查机关的问案是很可怕的。那将成为我的更多更致命的罪责，我的处境将极为危险。但大家终于相安无事，我担心的悲剧没有实现，颜后来自首，不久曾也自首，都不曾触及陈家和，也没有牵连到我。
* 曾问我我下面有一个人是否是陈家和？
曾某看我与陈那么要好，陈那么死心蹋地地庇护我，问我他是否是在我组织下面的人？我毫不考虑地立即坚决地回答说不是，他与组织没有关系。本来曾某可能由林听到我下面有一个人，而猜测那就是陈。我固然对陈提及组织事而他知道我是其中之一员，我征求他加入而事实上他也同意，但我看王明德事件发生我就一直拖延不介绍他与林见面也不叫他拿出自传。他既然没有拿出自传也没有宣过誓，当然我不认为他已是组织的人。事实上我看到组织摇摇欲坠，虽然林给我很大压力要我吸收党羽，我无法推却，就说我已成功地吸收一个，至于那人的自传我会补送，但其后我一直不采取进一步行动。事实上我若有心要吸收人，我很可能运作许某成功，因他曾经问我是否有地下组织的门路。我没有给肯定的答复，因那时我对组织已没有信心，不敢冒险扩充以致不能自拔。
曾某听我否定也就相信我不再追问。我让陈某成一个模糊状态，以后万一有事那一个也不牵连哪一个，反正是或不是又怎样。后来我被捕，他们两个自新，从头到尾没有人牵出陈某，不然对我、曾某与颜某都会带来极为不利的结果。我后来被捕坐牢看到其他很多人类似情形。他们真乱地不可开交，只要有一点情节，那情节且是比陈某小得很多，却互相牵连造成很严重的局面。
* 韩战发生
我半躲半避了一个多月，六月二十五日晴天霹雳地知道韩战发生。接着美国派第七舰队驻防与巡逻台湾海峡，说是把台湾海峡中立化，实际上是要保卫台湾以防中共攻占。我知道攻台“暂时”没有可能，而我本能地担心起那些已被抓的以及成为要抓目标的那些人的命运会怎样？我知道他们会很凄惨，已被抓的要宰要割随国民党之便，成为要抓目标的，在此狭窄四面被海封闭无处可逃的台湾，成为瓮中之鳖，将无法逃避被抓命运。但我万万没有料到，那些人的下场比我所担心的还要凄惨，他们被抓得寸草不留，而其中大部分竟遭非常不人道的残杀，比我预期的处置还要严厉多，幸免惨杀的则大部分被长期监禁。这乃是所谓的五○年代白色恐怖事件的台湾大悲剧。而中共的攻台不是“暂时”拖延而已，甚至拖至半世纪后的今天仍遥遥无期，甚或成为不可能。
政府对其所施的白色恐怖事件事后辩护说，政府之举是合理、合法，是正当而不得已的。但我们看被屠杀或被监禁的人除了一小部分人或牵涉有武器或暴力外，极大部分的人对政府只有意识上的离异问题而已，对于未曾牵涉到暴力问题的，政府小题大作地把那些人屠杀或长期监禁，是极大的犯罪问题，而造成了世纪的大悲局。
政府更辩解说假若当时不采取那么严厉手段，其政权就保不住。一个不代表人民，不得民心的政权是否有权为保护其一小撮特权的统治阶级利益滥杀人民固有争议，韩战发生台湾由美国保护，绝对地安全，没有被进攻与被颠覆的危险。把那些落在其手中的无望的人屠杀或长期监禁不是保卫台湾的必要之举。只是作为无理屠杀的托辞而已。韩战使中共的解放台湾成为无望或遥遥无期。我们当时看不出这一点，幻想台湾不久很快就会被解放。
* 社会上风声鹤唳
当时社会上一片风声鹤唳。五月前后大逮捕所抓的人，大概渐渐的就要由国民党调查完毕，怎样处置一个一个就要定夺。处置的结果一个一个出炉，国民党就大刀阔斧地处以枪毙或长期徒刑。
一有人枪毙，国民党的通讯社大道社就发布通讯，御用报纸《中央日报》、《新生报》就大肆登载于报上。有时大幅地登，有时仅登于一角落。我被捕以前所登的大案有：吴石案、刘晋钰案、李朋案、基隆中学案等。至于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台北案、学生案、铁路案、邮电案、兰阳案等大案是我被捕以后才定夺的，故我错过机会看到其内容。这些都是震撼社会的大事件。
吴石案是以国防次长吴石为主，军方企图叛变的案。据报导，国防部存有强大的卧底组织，明目张胆半公开地运作。结果吴石等被捕后当然被杀。刘晋钰是台湾电力公司的总经理，受其在台大念书相当活跃而已逃回大陆的孩子的连累，说是要响应中共的解放而被枪毙。李朋说是第三国际的间谍，政府握有证据而给枪毙。当时中共与苏联与第三国际在政府的想法彼此没有分际。唐志堂是台北二中早我二期的前辈，牵连基隆中学案被枪毙，林如堉也是台北二中的前辈，说什么被捕在台北监狱服刑时对别人讲解共产理论而被枪毙。
我在英文报纸看到政府虽没有公开但却有白军问题。所谓白军则是蒋介石重金聘请过去日本将领以训练其高级军官图以从根底改进其军队，使其脱胎换骨。本消息是得自香港的英文报纸。此举得到了很大效果而使美国侧目。这和美国的第七舰队双重地稳住了台湾的防备。
* 被捕到东本愿寺（保安处）
一九五零年十月二十三日，我上班了约一个钟头，经理室来人叫我去一趟。我一进去看到两个大汉坐在那里和经理谈话，一看到我进来，两个大汉就站起来说我兵役上有问题，有事要问，要我一起去。我立即知道怎么一回事，他们不明言要逮捕我，却扯到兵役问题。可见他们知道我被兵役问题烦扰着，但兵役问题不是解决了么？我为免服兵役不是取得有行政专校的学籍？于是我跟着他们走出银行，一出门他们就摸摸我的口袋看看有没有武器或危险东西。我们徒步往西门町方向走。我本能地想必定是要带我到恶名昭彰的东本愿寺去，那里自从台湾光复以来一直被利用做为专门关与拷问政治犯的地方。果然我们走到了那里。东本愿寺是日治时代日人建的寺院。国民党来台湾利用为关政治犯、思想犯的地方，称为保安处，属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它曾称为情报处，后来改称为保安处。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后来改名为台湾省警备司令部。
我一进东本愿寺，双手被铐，关进地下层大牢房前面的走廊。大牢里面关有很多脸色苍白穿着红色布制短袖囚衣裤的人，红色的囚衣对应着苍白脸色更使脸色显得苍白，可看出他们好久不见天日，给我的印象真不像现世的人间。我感慨亏国民党会想出此红囚衣以增加此恐怖气氛。他们看到在牢房前面的走廊蹲着的我，靠进牢房栅栏来问我这、那的，也问我有没有带香烟。我就把口袋里的整包香烟丢给他们。接着我被命令把口袋里的东西与所带的钱与裤子的皮带拿出来寄存在看守那里。这些就是他们收押人的手续。
* 我被关进二楼的独房
接着我被带上寺院原来做为本殿的上一层楼。一上去，只见走廊两边排有整列的单人小牢房。狱吏士兵打开左边第三间房门要我进去而狠狠的关上厚厚的木门，锁上了锁后走开。于是我的牢狱之灾开始。顿时我觉得好像掉在黑洞的深底，再也脱离不了。我想很不可能再活着出去，而且能活多久，一切未知数。
牢房比走廊高出半公尺钉有木板底板，前面有很粗的木头角材做的栅壏与同样角材做的门。一进去里面暗暗的首先什么都看不清楚，片刻一定睛可看清牢房呈细长状，宽约八十公分、长两公尺多、最里面开有一小洞当马桶用，高只够一个人站起来不碰头的程度，和两边邻房砌有砖墙，砖墙顶端各开有一个使空气可稍流通的孔。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我左右隔壁房关着军人模样的，一个是东北人，另一个是哪里人我已忘记。
初进里面觉得一切没有希望，整天就在暗暗的那么一点空间呆着，人既是落在残忍出名的国民党手里，铁定没有希望活着出去。中共就快要攻来，那时再也无处逃跑的国民党必定恼羞成怒不会放过我们。国民党的高官逃离台湾到别国流亡，临走时必定像撤离重庆、上海时一样，把抓在手里的政治犯来个机关枪扫射一个一个的屠杀。我就如此东想西想，但有时又会想也许有希望，台湾已是最后基地，无处逃跑。临终时国民党也就怕报复不敢屠杀吧。但又担心起韩战不知会怎样？台湾的解决会不会是很远的将来？
* 陈正宸被关在我斜对面的独房
走廊斜对前面的独房关着嘉义籍师范学院学生陈正宸。他比我只早来几天，长得几乎和我一样高，听说为逃避国民党追缉藏匿在山地被抓来。因他是有受教育的大学生，又是因大同小异的事情被抓来，我像得到知心的朋友，我们一有机会就无所不谈，讲到案情，讲到时局，讲到等着我们的问案刑求，讲到我们还有没有的未来。我们讲得很投机，彼此的观点几乎相差不远。就中我们最关切的，是如何面对很快就要面临的问案与刑求。我们想像讯问的内容与我们可讲不可讲的范围。但老实说这种想像对彼此都很不利，我们应想到把一切法官所问坚决地否认才是。但好在我们不忘一个很重要的一点，除非法官所问，一切不能主动地讲及。这点虽然好像不重要，但经过以后的坐牢与看到他人很多为这一点而失败的情形就知道其重要性。又好在我在保安处只是过境之客不久就被送去保密局，故没有遇到郑重而深入的讯问，故没有出何讯问上的纰漏。
我比他早离开保安处，接着我被送去保密局南所、再北所而到军法处。那时我和早我到那里的他再同被关在十六房。我又先离开军法处先到绿岛，我在绿岛后才看到他被送到绿岛来。我由绿岛送回军监，他也一起送回。我们在军监同在一段时间后，他却被诬告又被送去保安处，然后却再到军法处而被宣判死刑，结束了其充满憧憬却不幸的短暂生涯。
* 原来林从周还是供出了我
我被捕时一直怀疑林从周有没有供出我。我被捕，答案变为很清楚。他先前一再地向我保证组织非常严密，绝不会出事，万一出事，组织也准备有许多藏匿处，特别是在山地有基地般的地方，可由城市往那里避难，绝对安全。又即使出事个人上他绝不会供出我。但结果证明组织多脆弱而他的保证多空洞，组织崩溃兵败如山倒，他被捕很快累及到我。他沉默寡言做事认真，做地下工作绝不含糊，就把整个生命放在其工作上，他是绝对可信赖的人，但竟然对我犯此致命的错！我在独房里想来想去不可理解。但能不能理解又有什么用，面临我的现实是一个对我只有凶没有吉的生死斗。
* 被捕后的头一餐与头一晚
很快到了开饭的时间。伙夫兵提着装有饭菜的木桶到牢门前来，拿出铝盆，把饭与菜一起打在盆里递进来，是白菜掺两三个油豆腐。我没有食欲，没有吃。很快就是晚上，我就要就地睡觉。里面没有枕头也没有铺盖，我除了所穿衬衫外没有带任何东西。狱吏拿了一条薄薄的破毯子丢给我。于是我就把鞋子当作枕头，盖了那条破毯子缩卷著身子而睡。
我们没有白天或晚上，周围对我们都是一样暗暗的。若不仔细的看透过走廊可窥见的一点天色，不知道一天又过去。至晚上听到驻屯的士兵列队集合点名，大唱“保卫大台湾”歌，才知道应是睡觉的时候。他们的歌是那么地无助、悲惨，就像被中共攻来消灭似的，在绝望中使出全力在唱亡国之调。被关着的我反而对他们生出无限的同情。我听那歌联想到日本将要战败时流行的“直到最后一日”一歌，同样无助与悲惨。后来听说那一条歌是由一个中共的地下工作人员所作，后来被禁唱了。“保卫大台湾”歌名影射着“包围打台湾”。
* 没有衣服更换与没有睡具
我被抓进的十月二十三日那一天虽已十月底，天气相当暖，我只穿了一件衬衫上班而被抓走，没有带换洗的衣服，也没有带毛巾牙刷。十月底的台湾随时都会刮西北风，风一吹就会忽然地变冷。两三天后不可避免地风来了，气温剧降。我在牢里能穿的全部只有那一件衬衫，睡觉只有狱吏给我的那一条破毯子盖，真是冷得受不了。那一条破毯子极薄，散发着奇臭的味道，我顾不得那么多，现在对我却是无比的重要，我盖着它缩卷著身，努力入睡，但心里总团团转，我想那条破毯子以前不知几个人盖过，而那几个人可能大多已不在人世。我也想，为何狱吏没有发给我初进牢狱时看到大家穿着的那极为恐怖而恶心的红色囚衣裤？有了它可缓和我目前的捱冻，但又想，即使如此我还是宁不穿它。我们不容许和家人或其他人联络，没有管道送东西进来。事实上那里是秘密机关，家人除了靠想像外不会知道我们的下落。因没有毛巾与牙刷，早晚只能用狱方分给我的一茶杯的水用手擦擦牙齿就打发过去。当然也没有内衣内裤更换，好在一个人在一个房间，可把内衣裤用少许水搓搓，等衣裤干燥时，我可以光着身子。就这样子我度过了在保安处的大约两个礼拜的日子。
* 光复节与蒋介石生日的加菜
我到那里两天后，平常只浮着两三小块油豆腐与青菜的饭菜忽然地变为茭白笋炒猪肉。原来那天是台湾光复节，外面还不断的传来游行的锣鼓声。我想光复节有什么可庆祝的？日本战败走了后，台湾的苦难不仅一点也没有稍减，反而更加厉害，事实上开始更多的苦难，先有二二八事件的屠杀，现在更有大批大批地抓人、杀人、关人事件，比二二八事件更变本加厉。再过五、六天忽然又有加菜，听说是蒋介石的生日。我从不知他什么时候生日。但在这种军阀或国家军队都分不清的地方，他的生日比什么都重要。
* 曹秀专托人带东西
几天后，忽然有一位台湾籍工作人员送些食品与日用品到牢门前给我，真像及时的雨。原来那是受银行同事曹秀专小姐之托而带给我的。那个人是银行同事李小姐（瑞云）的男朋友，我在银行时依稀听过她有当特务的朋友，原来就是他，就在保安处做事。曹小姐和他连结上，其后每隔几天就托送一次东西来，直到十多天后我被送离保安处为止。
他拿东西给我时总会稍站一会和我聊天。聊天间他很想由我挖出东西。我也很想由他口中打听出他所知道的和我有关的消息、因我本人的案情我实在知道的太少。他问我曾群芳的消息，我当然回复说不知道。但我内心暗自钦佩他对我案情知道一个大概。
* 保安处是恐怖大本营也是暗杀的大本营
在保安处我怀疑一九四九年间常有一卡车一卡车的人被载到景美十五份 ，然后卸下转运于一个车只能坐四个人的手推轻便车，被推到路的尽头的山腹下，那里挖有隧道，穿过隧道至对面有三个煤矿的地方。他们在那里被卸下，然后被集体屠杀而被就地埋在那里。那些人是不是都由这里保安处发送？当时大陆正在撤退，有很多人随着国民党来。好像只要有一点嫌疑就索性为省麻烦而加以消灭掉。当时还没有大费周章地来一个表演性的军法审判，以包装其暴行是合法。但现在不然，抓的人很大部分是在台湾有家的本地人，要屠杀也总不能不考虑做法律的包装。如果一个政府对于只是有不同意识的管辖下人民，动辄以屠杀对待，能说是合乎人道，合乎民意的有为的政府的合法作为吗？其违反人道之程度并非法律的外衣可蒙骗的。
几十年后我听到澎湖事件的故事，也是和十五份的秘密屠杀如出一辙，一九四九年间政府集中大批大陆来的流亡学生于澎湖而把他们抛进海里加以秘密屠杀。一九九零年间做过国防部长的孙震也是那一批流亡学生之一，险遭填海之前遭紧急刹车，没有成冤鬼。
几十年后由当时一九四九年间早期关在那里的陈孟和（于一九四八年底第一次被捕，于一九四九年六月被释放，再于一九五二年一月二日被捕）、施显华（于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七日被捕）与周坤如（于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七日被捕）听到当时保安处的恐怖情形。他们都证实常在清晨一批批人被绑着送走而没有看到再回来。那很可能就是十五份屠杀的那些人。他们何曾想到会被送去集体屠杀。施、周两个人都没有听到过十五份的故事。但他们听到更多的屠杀方法都被该机关采用过。
我以为保安处的秘密屠杀只是后来采取军法审判的法律包装以前的过渡形态。不料几十年后由邱茥壁听到；他在一九五四、一九五五年间军人监狱屠杀事件后，受其余波，被送到保安处调查而转关于六张犁靠山下面的保安处分所时，仍看到有整批的人似被要送去集体屠杀。可见秘密屠杀仍一直一再的重演。
* 十五份的秘密屠杀
一九四九年间，一清早常有军用大卡车，不知由何地由宪兵押来整车的带有手铐脚镣或被绳绑住的一些人，载到公馆稍过的十五份把人卸下，转载于用人推的走轨道的称为台车或轻便车，一车坐两个三个四个的沿轨道被推走。那时还没开有现在的兴隆路，而开有十五份到木栅的轻便车轨道，大概沿目前的兴隆路走，走到平地尽头与山坡地交叉的地方挖有隧道，过隧道有朝日煤矿等三个煤矿，那里一经过，便是木栅。太平洋战争时期汽车等交通工具奇缺，很多去木栅仙公庙的香客藉该台车到木栅，然后从那里徒步上山。
载被带上手铐脚镣或绳子绑的一些人的台车，一车一车的就在隧道过去的地方停住，卸下所载的人。那些人被押往一两天前预先挖好的大孔的前面，旋即枪声大起，那些人一个个地倒下，被推进大孔里，盖上土，草草被掩埋。也有一说说每一个都被分别地埋进一个孔里。当时每隔几天或一段时间就有一次这样的屠杀。而每一次，一发生，风声就传遍四方，附近居民都陷于极端恐怖中。
那些人究竟什么人，由那里来，大家都好奇，但互相不敢问，对屠杀事也不敢讲，也就一直成为谜。推测被杀的人必定是来自关政治犯的东本愿寺，且那些人猜测大多是外省籍的，初由大陆逃难来，在台湾没有家族，因此人即使失踪也没有人会找寻的。后来听当时被关在东本愿寺的人讲，当时常有一批人一早就被调出而没有看到再回到那里，可能就是那样一被调出就被残杀掉。而被调出的人以为是被调到别的地方，何曾料到一被调出则被送到鬼门关。我不知前后如此被杀死有多少人。
* 最担心会被刑得如何厉害
大家公认保安处是恐怖大本营。一进来大家都担心会被刑得如何厉害那也是我和陈正宸共同最关心的问题。陈正宸成为唯一做闲谈的对象。我一有机会就和陈正宸隔着走廊偷偷地讲话。国民党讯问与逼供的残忍是有名的。在社会上盛传东本愿寺里不人道的种种传说。心想，到时就全力以赴吧。我们两个都非常担心提讯时会怎样，如何面对很快就要面临的问案与刑求。我们想像讯问的内容与我们可讲不可讲的范围。我们共同的结论是没有被问到的不能主动的讲，绝不能讲。这点虽然好像不重要，以后就知道这是多么地要紧，生与死往往就只在一句话。经过以后的坐牢与看到他人失败的情形就知道其重要性。好在我在保安处只是过境之客不久就被送去保密局，故没有遇到郑重而深入的讯问，也就没有出何讯问上的纰漏。
人往往以为回答得尽量充分就能表示坦白与合作，审问的人就不会逼地厉害。事实不然，讲的太多易出纰漏，成为被追究的把柄，而演成不可收拾的局面。后来看到很多例子，枪毙不枪毙，关多关少、往往在于一两句话之差。国民党一抓人就忙着讯问，一方面要他供出更多的人，一方面使他罪状加重。抓更多的人、罪加的越严重，办案的人领的奖金也越多，升官越高。我常看到关在那里的人被叫出讯问，回来时不能走路，必须由两个狱卒挟着两腋扶回来。
我以为一进来就会被审问拷打。但一天过一天都没有什么动静。在保安处单独被关在二楼独房的，是被认为案情重大或需逼供的人，是拷打的主要对象。经过拷打后认为已没有什么东西可问则被转调关在像入口处的大房间去。我进来时比较幸运，因抓的人太多，除非案情比较严重，审问官不想也拨不出时间急于审问像我这样案情可能不很严重的人。听说早期，人一被抓进，立即就叫出去痛打以下马威，而真正厉害的拷问还在后头。
我们会有什么命运，我在外面已由报纸看到，会经由军法判刑，被认为严重的，一宣判立即押往马场町枪毙，不严重的则被判徒刑而被送去军人监狱执行。现在关我的地方东本愿寺是属于台湾省保安司令部保安处，听说以前的名字为情报处，是一个调查机关。有嫌疑被抓的人先送来这里拷打，使其供出更多人以便逮捕，且经讯问取得口供后送去青岛东路也属于台湾省保安司令部的军法处做名目上的军法审判而加以枪杀或囚禁。我后来知道，其实所破的台湾工作委员会关系的讯问拷打的总部还不是这里，而是国防部的保密局。因此这一次所破的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关系的，不管是哪一个机关逮捕的，都会集中到那里做最后的讯问，做出口供才转军法处。抓人的机关很多，保密局、保安处，刑警总队、宪兵队、陆军总部、海军总部、空军总部、联勤总部等都是。我在这里短时间后被送到保密局总部，坐落于延平南路。
* 保安处的讯问
我的脑里始终离不开如何应付无可避免的讯问。事实上我对我的案情仍在五里雾中。我除了林外不知和谁还有关系。我苦思我的案情，很想知道更多真相。我很想和那位台湾籍特务的李小姐男友谈话间问出什么东西来。他更是想由我问出或钓出什么东西以表功。他提及曾群芳的名字看我的反应。但日后法官讯问时都没有提到过曾的名字，可见他预先已对我的案情有所研究。我想他怎么会知道曾的名字。他知道的事法官当然知道，但法官为什么没有问我？事实上以前我一直不知曾群芳与有案件上的关系，直到林被捕后，他来银行看我，才知道。讯问中也没有提到过同样被捕的郑文峰。他虽在案件上和我没有关系，但以他的活跃度来看，我想他应知道我有牵连，他没有带给我无谓的困扰。
我在那里十多天被讯问了两次。首先以为必定会被拷打得很厉害，但都没有拷打。可能因我的案情已明了，没有什么严重，不值得打。我被收押两三天后，侦查的“法官”（我们把讯问官如此称呼）头一次提讯我。他说林从周说我有参加组织。我否认，但“法官”说，既然有人讲出就一定不会错，他说世间那么多人不抓为何要抓我？我说这个我就不知道，就像车祸吧，车为什么不撞那么多人而偏要撞我，难道是我的责任？我说我和他只是朋友间的来往，只不过是关心时局与政府的命运，偶而和他谈起，但那也是大家关心谈论的焦点，和他谈不足为奇。但我没有参加过其组织。
于是我证实我是因为林讲出而被捕的。他被捕前经常说万一有什么事，他宁死也不会交出我或什么人。于是他不连累别人的神话在我的脑里彻底地破灭。法官要我写自传，但当我写几字写到孙文说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因而我才认为同情共产主义没有错。法官也许认为我的案情单纯，再多浪费时间也挤不出什么东西，就叫我不必继续写下去，但要我承认我有参加组织。我说我只有和林时而讨论事情的关系，我没有参加任何组织，除了林也不认识任何人。
我说我不否认自从二二八事件后我对政府失去信心，希望政府有所改善，变为民主的政府，或换别人主持。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和我持有同感。但我没有做过加入党的宣誓、也没有交过党费、更没有领过党证，怎么说我参加其组织？我要求“法官”让我和林当面对质以证实我言。但“法官”不理我要求，且不管我如何否定，说林既然供出，否定也没有用。最后我在其恫吓要用刑下，按照他意思在口供上签字。
“法官”每次调我问话总要我写出我交往朋友的名单，我心想我一写他们岂不也被抓来？我只写了林从周，说他是我唯一有来往的。我知道写出朋友名字会连累他们，那是我最不愿意做的，我自觉骄傲，我从头到尾没有一个因我受到连累的。
他问我有没有参加二二八活动。我想这无论如何也不能讲，不然岂不让他咬定我有实际叛乱行为？我说没有。他不再追问。
他要我填写我持有的财产，我说没有财产而不写。我被捕的迟，常由报端看到被判死刑的人或有些判徒刑的人总附带地被没收财产。我想我若写有，将惹起不必要的麻烦。我想有的人其实案情没有那么严重，但因政府觊觎其财产，故意加重判其罪，加以谋杀，没收其财产。
我诧异保安处问得那么潦草，一点也不重视我的案件似的。事实上是如此。我在保安处十多天后被单独地送到保密局，那里才是正式要讯问我的地方，因此保安处只草草问我做一交代就可以的吧。
* 保密局
接着我一个人被铐着手坐上小卡车被送走。只行走几分种光景至总统府后面的一栋老旧钢铁水泥日式洋房。那就是国防部保密局，是国民党最高情报机构军统的大本营，一进大厅看到里面隔着走廊排有两列牢房，每一个牢房只有六个榻榻米大的面积。那里日治时代属台湾军司令部军法局的看守所，故关人的设备齐全。牢门装有厚厚的木板门，开有四方形的能送东西的小洞。牢房里面关的人像被密封在里面，看不到走廊。
我一到就被关进密密麻麻关有十多个人的房间，房里面多人站着，我进去连坐的地方都没有。里面的十几个人拥挤在坐也坐不下的地方勉强地竖着脚坐着。虽已是凉快的秋天，房里却是热气逼人。大家都穿着监方给的破烂不堪的蓝色棉袄，个个没有表情。在那里首次领教过牢房超级拥挤的滋味。这么窄的人关那么多的人，怎么忍得下去？但也要忍。日后被送到军法处看守所才知道军法处拥挤的更厉害，比起来保密局还是小巫见大巫，而在我十二年的整个坐牢期间，我几乎都是在拥挤的环境渡过。
我一进去大家照样问东问西，因他们和社会隔绝有一段时间。我只敢轻描淡写地讲了一点，也告诉他们韩战开打的消息。因我想他们的成分五花八门，说不定有政府派来卧底的。定神了后知道，所关的只有两个台湾人，其余都是外省人。台湾人中，一位为许灯炎，个子高高、文质彬彬的，是热带医学研究所的医务人员。他不愿多讲话，我只知他新婚不久，坐脚踏车上班的途中被抓来。一位为李凯南，高雄县人，弥陀国民小学教员。看起来草根性大，好像在农民工作上出过很大力。他是逃避国民党的追缉在山上被抓的。他有一位名为李硕喈的哥哥在二二八事件后因国民党缉捕而逃到大陆（于一九九五年左右在大陆逝世）。我被关进去没有几天，另有一名为王石头的台湾人被抓进来。他跑路露宿在三峡大汉溪旁时被抓来。
许灯炎整天担忧着自己的命运，他当心自己很难逃出被杀厄运。王石头一进来就非常达观，他不幻想有出去的机会。李凯南也有心理准备，但他不甘心就这样遭屠杀，始终想如何找机会脱逃。他向我打听台北市下水道网的分布情形。但惭愧，我没有这种常识可供参考。他后来在军法处再和我同被关在第十六房时与当时关在那里的台南案人与于凯案等人一起策划逃狱，但没有成功。由他讲话的架势可看出，他和农民相处颇有一套。那三个台湾人后来都被枪毙掉。由他们讲的案情，照当时国民党乱杀人的行情而看，他们逃不掉一死是当然的。
后来我被调离南所，经过北所后到军法处时又遇到了李凯南。我离开保密局经过军法处再到内湖、绿岛新生训导处、军人监狱等，但我始终没有再遇到许灯炎与王石头，也打听不到他们的消息。我担心一定是凶多吉少。一九九三年六张犁发现两百多位当时被杀的一部分人的坟墓时，我终于证实我心底的担心，他们果然遭残杀。许灯炎于一九五一年二月和台南案的徐国维一起被处死。当时和许灯炎同样服务于热带医学研究所被抓的，据我所知，还有谢涌镜与叶耀瑞，前者被杀、后者后来和我在同一个判决书同样被判十二年徒刑而一起在绿岛的三队。至于王石头，则除了知道他已死外不知道详情。几十年后才知道至于同房许多外省籍的，他们牵涉到的案情与后来的命运则不得而知。因为那时彼此素不相识，在那种恐怖环境也不敢无所保留地谈，且已是离今半世纪以前的事，记忆已模糊，故除非后来在军法处、监狱等处有机会碰到外也就不清楚其后情形。但现在回忆起来，其中很多人好像曾属于孙立人的新一军。我推想其中很多后来没有活下来。一般说保密局进得来出不去。
我们白天关在里面，定时地放出去小便。我和大家在一起，在狱吏眼睛睽睽注视之下要小便觉得非常不习惯而常解不出来。早上天还没亮就吹哨子起床，大家在院子，在很短时间内都要把脸洗好、解好大便等，感觉压力很大，大便都解不出来而老要闹便秘。我一到院子总向故乡木栅方向默祷。王石头看我很诧异，他对我说我应是无神论者，不会有遥拜什么的举动才是。我佩服王是彻头彻尾的唯物主义者，是真正的共产党员。
我在保密局本部的南所十几天间竟始终没有被讯问就被送走。这一次被一起送走的有二十来个之多。我们由延平南路往延平北路走，一直走到台北桥附近，被送进一家看来是一个工厂里面。那里原来是名为高砂铁工厂的铁工厂，临时被做为关政治犯以拷打调查的地方。听说其产权属于辜振甫兄弟的太太辜颜碧霞的。她因资助也参加中共组织而在鹿窟基地被毒蛇咬死的社会主义文学家吕赫若才被处了徒刑，并被没收包括该铁工厂的财产。于是该工厂被权充保密局关人的地方，俗称保密局北所。相对于此，保密局本部被称为南所或“延平南路”。
* 林从周
我对我的案情始终觉得在五里雾中，很想找机会找林从周谈，但始终找不到适当时间。凑巧我俩都在甲班上课，利用上课互相谈话不愧为最好的机会。他平常沉默寡言，很少主动地找话题讲。看他这样我也就很难开口问这个或问那个。
我很想和他深谈被捕前还在外面的事情，甚至于关于他被捕后招出我参加组织的详情。因我还没被捕以前我是被禁止发问种种事情的，他绝对地向我保证即使组织发生问题也不会连累到我。但实际证明组织不堪一击。他一出事我随则被捕。好在我被捕前眼看王明德导致组织的大破坏，致我对组织生出提防心，我认为我在明处，组织在暗处。我在不知受暗处的什么人指挥与监督的情况下，我不敢完全地相信，故我的言行不能不有些保留，林所吩咐的事情，譬如要我多介绍人给他认识，进而加以吸收进组织，我尽予敷衍，不敢放心去做，不然这一次组织由上而下瓦解我就会很严重，我将无法保住生命。现在看来我当时没有全盘地相信他们是对的。我和组织的关系上我只知道他与高怀国。至于其他人我都不知道。我被捕前没有多久因曾群芳来找我才知道他和组织有关系，被捕后才再知道陈廷裕也有关系，如我所猜，与郑文峰果然也有关系。我本想问他更多，但一方面看到他沉默寡言，一方面看到他似有所顾忌，也就没有问他，内心的疑问继续成为疑问。
他似以供出我为苦，他说讯问他的人在其眼前摆了一张组织系统表说他上面的人供出他下面还有一个人。他被追问那是谁，于是他不能不供出一个人以做交代。他只好供出关系最单纯的我。于是他知道必定会去逮捕我，故他从看守所中曾寄语“要陈长去养病”，暗示要我逃难。陈长指我，因我身长高的关系，去养病暗示要我逃难的意思。但我没有接到此寄语。我告诉他我曾被讯问和曾群芳与陈廷裕的关系，但我当然否定。实际上我和他们没有组织上的关系。但我没有告诉他，他被捕后曾群芳曾找过我一事。
我暗地里对他供出我不很满意，他对我都不提过去的事而我很多地方都被蒙在鼓里。过去然，现在仍然。他与曾群芳、陈廷裕关系怎样，他与郑文峰又怎样，与他人又怎样，他都不告诉我。当然本案件还不算真正地了结，若有新的事，随时都会被调问而不仅会导致自身的加罪甚至被处死，也会连累别人。他不能把一切都摊开来。
我虽想知道案件上的人与人的关系，其实更想知道的是像在绿岛的环境下人与人应如何相处，对于当局的奴化教育与强制劳动应如何对应，而且中共就要攻来，到时国民党会不会把我们机关枪点名，因此我们平常要如何提防等等的他的看法。那正是当时我最关心的几个问题。他都不曾表示他的看法。我心底想他怎么对一切都变得如此消极而有些不满。老实说我那时比较偏激且杞人忧天，故觉得他太没有责任感。现在回想起来他还是比较稳重，不做不负责任的行动与发言。
* 我新认识彭温蕃、叶雪淳、黄雨霆
和林谈话中我发现他相当关心他被捕前在社会上认识而现在一起关在绿岛的彭温蕃、叶雪淳、黄雨霆三个人。彭温蕃，竹东人，是我和林台大法学院专修科的后辈、林被捕前就认识他。叶雪淳，竹南人，台大地质系的学生。叶因和曾群芳同是竹南人，推想林因曾的关系被捕前就认识叶。黄雨霆是台北县三重人，是林的台北二中同班同学而这次事件被枪毙的黄雨生的弟弟。黄一经林介绍我就认出我是万华老松公学高等科一年级时的同学。但我竟不记得当时的同学里有黄！读高等科一年为的是重考中学校，那时我住在木栅，要由木栅先骑脚踏车到景美，然后坐上新店线火车遥远地到万华读书。为此一大早就花了很多时间好不容易才到学校。一放学又需赶快到万华站坐火车回到景美，然后到木栅，在学校间又被级任老师强灌书本，几乎都没有精神去关心同班有何人，我竟不记得在一起一年的同班同学黄！
* 曾群芳的哥哥营救他成功
曾群芳与陈廷裕于一九五零年案件爆发后曾经在跑路。后来走投无路出来自首，一时相安无事，却后来于一九五四年间因别人的自首牵连出他以前的案情而被认为自首不清，两人双双被请到军法处收押。这是相当危险的事，请他们去军法处当然有严厉办理他们的意图。曾的哥哥曾培芳四方找寻营救的门路。首先似绝望的，后来天无绝人之路，找到在学时当台大法学院训导室主任，后来当大法官的蔡章麟先生。蔡乃提供他哥去找某先生（洪福增），告诉他是应蔡叫他去找他的。如此一切顺利，不日曾、陈两位乃见没事而被释放回来，真九死得一生。这件盛举不牵涉关说问题，因没有人花到任何金钱，大家都是凭良知做的。曾事后对于营救他的洪先生连道谢都未曾做过。这若在一九五零、五一、五二年时，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 我庆幸活着出狱
我幸而无事地坐牢到到期而出狱。但出狱后一直受政府的监控与百般限制，谋生不易。这期间当局的迫害不亚于坐牢期间，实是白色恐怖迫害的延续。我真有小牢换大牢的感觉，整个台湾对我来说仍是一个大监狱，我们随时有被国民党抓回的威胁。事实上我们出狱者发生几件再被抓的事件，更有甚者发生陈明忠事件致使多人再被处重刑。
我当初认为不是国民党垮就是我们被杀死，我们就和他们做时间赛跑。没有料到我能活着出狱，国民党仍不垮，出狱后仍是白色恐怖的延续。我们仍在它铁蹄下，它再不垮我们将永远在它铁蹄下，至死不能翻身。我们出狱后还随时有再被抓再被屠杀的威胁。我们和他们的时间赛跑，从一个角度看他们赢了，他们不仅没有垮，且还屹立着，但另一个角度看我们赢了，能够活着出狱而它的生态却有了大变化，威权过去，政治随着有了某种程度的正义化。它在现社会虽凭其累积的政治与财力兴风作浪把台湾搞得乌烟瘴气，但几乎已由政治舞台销声匿迹。
一个人的命运真是偶然的累积，生死只是一纸之隔。我坐牢时间不知几次的和死神擦身而过，但总能脱险。
我案情虽单纯，但存有小细节，任何其中的一小细节暴露就会成我的索命符。颜姓竹南中学老师被抓后逃出警察所后经我的朋友曾先生带至我处，由我找我的挚友陈某藏匿他。这件事不可避免地必须有一个解决，不是其中任何一个人先被抓另一个后被抓或两个人一齐被抓，就是两个人一齐或个别地出来自首，那时应不可避免地会牵涉到我。曾某与颜某后来相继地自首，但都不曾言及到我，因此也没有火烧到陈某。因那时我在坐牢，我不知他们何时会被抓或自首，故此事相当时间成为我担心的焦点。
当王明德惹起《光明报》事件招致组织广泛被破坏，我为帮郑文峰避风头向黄校长介绍他到乌来里面福山的山地小学任教，郑被捕后虽没有讲出我，却轻描淡写地讲出他有建立基地的意图。当时郑若说是由我介绍，我的情形就会很严重。他被枪毙，此事也就不了了之没有浮出台面。几十年后已解严，我有和黄校长见面的机会提及郑到山地学校任教的往事，发现他已把郑的事忘得一干二净。
我认为我活过来的过程就是我最好的人生，若人一死，有多高地位有多大财富又有何用？我们受难者有许多相同的想法。家住基隆陈金全有一次请多位难友到基隆说要“庆生会”。我自然地想就是要庆祝生日，却是要庆祝大家尚活着的宝贵生存，庆祝大家尚生存的会，名曰“庆生会”。
* 被遗忘的五○年代白色恐怖历史，“白色恐怖清乡期”
国民党藉长期戒严，使用国家暴力施压、虐杀、监禁无数不苟同其政权统治的人民的一段历史，是集反人权、反人道、反法律的大成，见不得天日的俗称白色恐怖时代。本来政府一直把这一段历史真相隐瞒着不使公开，史学家也视为禁忌不敢窥探或探讨以免惹祸于身，直至台湾解严，威权时代过去，史学家始尝试究明此段历史。政党轮替后执政的民进党政府也相当重视这一段历史。
然而学者也好，政府也好，讲起白色恐怖时代，眼中只看到美丽岛事件那一段时期，而每次提到国民党在台湾迫害反对份子时，总讲“二二八事件与接着的美丽岛事……”。二二八事件与美丽岛事件中间隔着三十年间，中间的这一段时间完全被遗忘或忽视掉。因此身为白色恐怖的受难者的我们，特别是这一段被遗忘或被忽视时代的我们提及白色恐怖时，总不忘加上“五○年代”，以和美丽岛事件以后的那一段区别并唤起大家的正视。
五○年代白色恐怖时代的特点是，那一段处反国民党初期，台湾没有统独的区分，换句话说，台独的思想与主张还没有盛行，反蒋的思维是大家共同的思维。台湾也被包括在内的中国的政治舞台，只有国民党与大陆的中国共产党，故反蒋不能忽视中共，则自然和中共站在同一战线，与中共为伍。反蒋就是为乡土，为人民，为国家，为人权，而当时的受难者就是为爱国爱民的大爱走在时代的最先锋的社会精英。直至美丽岛事件时期，台湾人民已渐融入于国际社会，本土意识抬头，才开始有独立的诉求。另一方面，中共在大陆革命成功后毛病百出，渐离台湾人民的认同，致使受五○年代社会现况规定而牺牲的受难者反被轻视乃至被遗忘，这是不公平的。那时代有它的时代背景，且不管那时代的背景如何，五○年代白色恐怖时期占有三十年长的历史，被杀者数以千计，被关者数以万计，不可被忽视与遗忘。
自从解严后白色恐怖那一段历史被重视，史学家纷纷访问当时幸免于被杀但经过长期牢狱之灾的已年迈的受难者做口述历史。我们过去主要有两次接受口述历史的机会，一次为前台湾省文献委员会所做的，一次为中央研究院所做的。本来我对口述历史不重视，想都是千篇一律地叙述与控诉政府当时对待我们的不人道与个人的离奇遭遇，很少触及政府罪恶的本质，且也无法真正地呈现历史的全貌。我并且认为接受口述历史访问对受难者的平反与呈现历史的真貌很少有裨益，加之我的遭遇很平常，没有英雄事迹可言。若口述历史是为满足采访者的好奇与口述者个人的知名度，我接受访问的兴趣一向缺缺，我都没有对口述历史表示热心，因而没有接受访问。
然而由于我们部分人特别努力的结果，〈补偿条例〉立法通过后，我发现口述历史对我们的平反是有利的，会帮助〈补偿条例〉发挥一定的功效，给予对于白色恐怖事件不大有概念的相关人员或多或少有利的影响。〈补偿条例〉虽附带有排除条款，而我们很担心该条款对我们有不小杀伤力，但所幸条例通过后政权随着移转，排除条款几乎成为具文，大多数人可拿到了补偿金。大多数人拿到补偿金后，对于口述历史比较没有以前的顾忌。但很多人以为拿到补偿金就是平反的完成。事实上那是两回事，我们应祈求真正的平反，但大多数政治犯都濒临于行将就木的年龄，对是否能真正得到平反已心有余力不足，不大重视。
我本认为白色恐怖这段历史台湾史家总有一定的认识不待我置喙。但我寒心地发现，我听到的学者与政府官员对此的诠释是那么地昧于史实，并不亚于刻意加以隐瞒或曲解的先前统治主流的国民党，故以前对口述历史兴趣缺缺的我后来改变心意，愿自动接受口述历史并把我所写的《回忆》披露于世，因我觉得有充分责任尽我所能地呈现历史真貌，匡正历史诠释。况且当时的受害者都已年迈，余生无几。随着他们的凋谢，史实若没有存留，将随着消失，对于台湾将是很大的损失。
构成白色恐怖历史前期的长至三十年以上的五○年代白色恐怖历史，似被学者进而被政府忽视或遗忘。历史不容忽视或遗忘，但望我能改正社会视听。
白色恐怖历史至今尚无受到应有的重视与应有的定位与定论，若认为当对于政治犯的迫害是合法的与正当则已，若不然，若有牵涉到不法不人道不道德与责任问题，应弄清其是非与责任的归属。弄清责任不一定为要报复，我们可宽恕错误，但一个民族或国家不能没有是非、责任与反省观念，更不能合稀泥地使其不了了之，而一再地重现同样的悲剧。这是有待台湾的居民反省与努力的课题。
我提醒学者与政府官员正视五○年代白色恐怖时代，给其应有的定位、应有的重视，并应给予适当的名词，我提议命其名为“白色恐怖清乡期”或称“白色恐怖前期”。
曾建元摘录整理自作者手稿《回忆──五零年代白色恐怖的见证》。
1.以前新店万华间铺有私营火车称为新店线。我二中一期前辈的林子文的堂伯父景美士绅林永生是大股东，战争末期被政府收购为国有。沿线广大面积的学生与上班族大都靠此线火车上下学或上下班。我们把他们称为新店线。该线大约于一九六三年被拆除。
2.十五份处公馆与景美中间。以前新店线火车没有拆时设有十五份为名的火车站。代之现在原址设有捷运淡水新店线的万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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