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5日讯】在我自己的心目中，一直是把刘晓波先生和傅国涌先生当作精神上的朋友来看待的，所以，看完2004年4月27日大参考总第2247期转载的刘晓波的文章《由段琪瑞的侄孙死于六四屠杀而想到的》和傅国涌的文章《知识份子戴晴之死》，觉得很有必要给这两位朋友提个醒：写文章的人首先应该为自己笔下的文字担当责任，然后才可以要求别人及整个社会担当责任。搞政治的人更需要政治智慧加政治担当，否则就不要冲在前面唱高调。
一、重提段琪瑞
刘晓波在文章中提到“另一位死于六四屠杀的年轻人”时写道：“他是周淑庄女士的儿子段昌隆，乃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著名军阀、北京临时政府执政段祺瑞的侄孙。段昌隆是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应届毕业生，6月4日凌晨遇难于北京民族宫附近，年仅24岁。”
关于段昌隆的叔公段祺瑞，文章中提供了这样一个说法：“回到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尽管，当年的北洋政府是军阀政权，段祺瑞本人也是著名军阀，其执政时期的独裁和乱相颇受病垢。然而，执政段祺瑞在知道政府卫队打死徒手请愿的学生之后，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之后又处罚了凶手，并从此终生食素，以示忏悔。”
这一说法出自何处，文章中没有说明，笔者也从来没有听说过。不过，惨案发生时段祺瑞不在执政府，留在执政府内主持国务的是当时的国务总理贾德耀，是肯定无疑的。
时任国民党“北京特别党部的宣传部长”的马叙伦，在自传文本《我在六十岁以前》中介绍说：“北京的国民党人尤其是青年，对段祺瑞极度不满意了，便来一个首都革命的口号，学生和文化界工商界的民众联合上两万人，由自由车行牺牲一天的利益，把自由车做了一道阑栅，在天安门宣布了段祺瑞种种罪状，我是被推做主席的；段祺瑞派出队伍，‘如临大敌’。但是，因为有广大的民众参加，他也不敢怎样，大概他还是一个清朝的秀才，读过四书五经，还看看佛经，他脑子里还有人民不可欺侮的观念。散会后群众分队游行，在激昂的气氛里，打毁了一两处段祺瑞部下要人的住宅，烧了晨报馆，因为他平日有反革命的言论表现。……‘三·一八’的事情，我算是西山派党部的参谋长。这日也有头两万人浩浩荡荡地直趋执政府，呐喊的声音，一里外都可以听到，各校的教授，尤其是北大的教授参加得很多，段祺瑞调了卫队警察想镇压我们，群众又围住了他们，互相争持了几个钟头，群众不散，段祺瑞的卫队开枪了，被伤害了十七个（这系凭我的记忆，怕还不止这几个），又遭驱逐，群众才退。这件事情，两个党部虽则对立，也各自计划，但行动上都要争先，后来因为西山派方面没有受伤害的，有说西山派不过出来敷衍敷衍的，这是冤枉了他。”
换言之，发生在1926年3月18日的“三·一八”惨案，是正在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左右两派共同策划的一场“革命”。“革命”当然要讲程式的合法性和手段的合理性，但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只能是实力的较量。让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和北京市民采用“打毁了一两处段祺瑞部下要人的住宅，烧了晨报馆”之类的法外暴动，来应对段祺瑞执政府荷枪实弹的卫队，无论如何也不是一种合理合法的理性之举。就连从来都要采用隐身匿名的方式从事堑壕战的鲁迅，也在《两地书》中承认过自己一直是在“煽动青年冒险”。
等到刘和珍等数十人惨死之后，段祺瑞执政府倒是出面承担了一部分的责任，并且出钱出力抚恤了死难者及其家属，包括李石曾、徐谦、丁维汾、李大钊、吴稚晖、蒋梦麟、朱家骅、易培基、马叙伦、许寿裳在内的国民党要人，连同没有党籍却偏要替国民党党员许广平“党同伐异”的鲁迅，却先后躲进了租界区的法国医院、六国饭店及苏联大使馆去寻求洋鬼子的庇护。就是在这种情况，鲁迅、周作人、林玉堂、刘半农等《语丝》社同人，非但不反思检讨自己不愿意冒险却偏要“煽动青年冒险”的有限罪责，反而把一切罪恶完全转嫁到已经注定要成为“死老虎”的段祺瑞和章士钊身上，连带着还要把据实检举鲁迅等人“煽动青年冒险”的陈西滢连同所有的《现代评论》派，诬蔑为拿过段祺瑞1000大洋的“落水狗”。事实上，连作为敌党首领的马叙伦，都承认段祺瑞“脑子里还有人民不可欺侮的观念”，一味恶骂段祺瑞等人却从来不肯反省自己的鲁迅等人，才真正是根本不知道“人民不可欺侮的观念”的欺世盗名之辈。
以上是由晓波文章引出来的题外话。回到正题上说，令我感到惊讶的是晓波文章中竟然出现了这样一段话：“惨案发生后，北京各高校和大学校长、教授也纷纷谴责段祺瑞政府的。时任北大校长的傅斯年在昆明见到对惨案负有直接责任的关麟征，傅斯年第一句话就是：‘从前我们是朋友，可是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吗？’1926年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会团体、各学校齐聚北京大学大操场，为亡灵们举行万人公祭大会。北大代校长的蒋梦麟在会上沈痛地说：‘我任校长，使人家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材，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他说到这里竟潸然涕下，引得‘全场学生相向而泣，门外皆闻哭声。”
1926年的傅斯年远在国外留学，关麟征更是后来的蓝衣社骨干成员和抗日名将，与“三·一八”风马牛不相及，不知道晓波怎么笔下一滑，扯出了一段“关公战秦琼”式的文字。
看完全文，我忽然又有了这么一个感想：“六四”已经过去15年，晓波在写下“让我们这个充满苦难的民族，感到耻辱和负罪、感到痛加反省的必要；在反省中、忏悔中得到清明的理性和无畏的勇气，学会去平等地关心具体人和普通人的苦难，学会做一个有尊严有高贵人性的人，为根绝苦难的重演而愤起抗挣。”之类慷慨激昂的结束语时，总应该为自己当年使用很不理性也很不成熟的文字“煽动青年冒险”，进行一点有限度的“反省”和“忏悔”吧。
这只是我的建议而不是勒令，我不是信仰基督教的余杰，但我细读过《圣经》文本，我知道自己没有任何权力和资格去勒令别人去忏悔。不过，我自己就是当年从晓波和王富仁先生的鲁迅研究中喝到过许多鲁迅式“狼奶”的一名读书人，对于晓波在“六四”事件中所发挥过的颇有“煽动青年冒险”嫌疑的激烈言行，也是略知一二的。
二、傅国涌的单向思维
正是基于同样的理由，我对傅国涌的《知识份子戴晴之死》有一种近于本能的生理反应。我并不认识戴晴女士，只知道她曾经充当过某机构的线人，而且还是某巨头的干女儿。作为一个亲历“六四”事件的当事人，她所说的“自天安门事件发生，已经过去十五年。这不是一场得到了控制的暴乱，也不是一个遭到镇压的伟大民主运动。它是中国在实现其社会转型时候的一个挫折，一个后退，一场悲剧。这一挫折改变了中国发展的轨道。”完全称得上是一家之言。那个先跪着造反后来又煽动年轻学生绝食的运动，当然算不得是“伟大民主运动”，而是采用并不“民主”和“科学”的方式发动起来的一场半截子的民主运动；或者干脆说是陈独秀式的采用既反“民主”又反“科学”的骂人有理来鼓吹“民主”和“科学”的五四运动的恶性轮回。它在中国社会转型期中所造成的“一个挫折，一个后退，一场悲剧”，直到今天还触目惊心。
话又说回来，即使戴晴的说法毫无道理，一上来就用《知识份子戴晴之死》的大题目来判人死刑，也分明是一种话语霸权和话语专制。所谓的“‘也不是一个遭到镇压的伟大民主运动’，这里面包含了两个意思，一是既没有遭到‘镇压’，二不是‘伟大民主运动’”，更是极其粗暴的“欲加其罪”。在这种话语霸权和话语专制的背后，所贯穿的无非是中国人种迄今为止依然根深蒂固的“爱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的既极端野蛮又极端专制的单向思维。多有单向思维而少有反向推理的双向思维，恰恰是国涌的一贯风格。
晓波这篇文章的部分内容，参考了国涌极力替鲁迅等人唱赞歌的《“三·一八”枪响之后》，写作《“三·一八”枪响之后》的国涌，显然不清楚鲁迅和周作人更为真实的本来面目：“三·一八”枪响之后，鲁迅在《两地书》中明确表示过他要到国民党的广东大学去充当“偶像”；周作人也在写给江绍原的书信中明确表示过，自己准备象马叙伦、沈尹默、张凤举、马幼渔等国民党要人那样去改行当官。而王世杰、杨端六、高一涵、唐有壬等人创办《现代评论》时，所拿到的其实是孙中山的钱，孙中山当时与段祺瑞又是政治上的盟友。
再举一个更为明显的例子，在《“报有报格”：史量才之死》一文中，国涌有这么一段话：“据说蒋介石曾找史量才谈话，蒋说：‘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一百万兵！’史冷冷地回答：‘我手下也有一百万读者！’在中国报业史上也许没有比这段对话更惊心动魄的了，对话的双方一个是不可一世的枭雄，一个是报业巨子，这是枪杆子和笔杆子的一次对话。笔杆子拒绝了枪杆子的威胁，注定要为此付出血的代价。”
这里的引文出自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徐铸成《报海旧闻》第13页。然而，关于史量才被暗杀的政治背景，最为可靠的说法应该是《黄炎培自述》：“上海各界爱国人士组织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拥护十九路军抗日作战，《申报》主人史量才被推为会长，已招蒋介石忌了。史量才雄心不已，又投资《新闻报》。我自1914年起即在申报馆任事，更与史在上海市民维持会共事。有一天，蒋召史和我去南京，谈话甚洽。临别，史握蒋手慷慨地说：你手握几十万大军，我有申、新两报几十万读者，你我合作还有什么问题！蒋立即变了脸色。此后蒋就叫陈果夫、陈立夫与申报馆多方为难，一度报纸被停邮，逼报馆撤几个人的职务，一是陶行知，另一人就是我。1934年11月13日，史被暴徒狙杀于杭州郊外自杭回上海途中。凶手传是军统特务戴笠训练的杭州警官学校特工人员。实际上如史量才这一群朋友，对爱国抗日思想热诚的高度怎样呢？说一件故事：1931年9月18日日军占领沈阳之夜，我从申报馆到史家。史正和一群朋友打牌。我说：电报到了，日本兵在沈阳开火了，沈阳完全被占了，牌不好打了。一人说：中国又不是黄任之独有的，要你一个人起劲！我大怒，一拳打牌桌中心，哭叫：‘你们甘心做亡国奴吗！’别人说：收场罢！……”
我之所以说黄炎培的说法更加可靠，是因为黄炎培与史量才之间有过几十年的合作关系，同时又是亲眼见证的当事人，徐铸成的说法只不过是局外的人的道听途说。关于这一点，我曾于2003年12月24日给国涌发过一份邮件：“国涌兄：今天看黄炎培回忆录，看到下面的记载与你的史量才一文并不一致，不知道其中原委。方便时请‘史量才’和‘成舍我’两文的文本发给我，其中一些资料于我有用。我似乎记得你还有关于邵飘萍的文章，也请一并发给我？祝福你的全家！耶诞节快乐！耀杰，24/12。”
国涌在回信中写道：“耀杰兄：你好。久不联系，一切可好。黄炎培回忆确和徐铸成《报海旧闻》有出入，我采用了后者，黄是80岁时回忆，也未必准确。拙文发去，请指正。祝合家愉快！新年如意！国涌。”
由于没有找到其他旁证，我当时没有就此事讨论下去，后来翻阅相关史料，才知道史量才是一位跨政、商两界的复杂人物，他和黄炎培等人的政治靠山是张之洞的首席幕僚、后来的国民党要人杨杏佛的岳父赵凤昌（字竹君）及上海工商界巨头张謇。等到赵凤君和张謇去世后，“雄心不已”又没有最起码的政治智慧的史量才既没有了依靠又没有了约束，由于没有得到蒋介石的赏识，便在杨铨、陈彬和、陶行知、黄炎培等人的鼓动下一步步走上反蒋道路，以至于最终招来杀身之祸。
当年的《申报月刊》主编俞颂华的夫人钱梅先，在《纪念颂华》中提供过与黄炎培的回忆相吻合的另一则史料：“颂华进《申报》后，有一天回家来悄悄地向我感慨地谈起史量才先生，‘今天在报务会议，我问他：史先生，你每天拿到《申报》后，首先看的是什么？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我首先看报纸上有多少广告。可见他重视报馆的财务，我则对他说：我首先要看的是社论，因为社论是代表报社的发言和态度。其次看新闻报道。’然而史量才毕竟是个能人，因为不久后颂华又告诉我说：‘最近，有人在说《申报》的言论和报道都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这些进步，却给史量才带来了杀身之祸。”
在商言商，史量才原本就是一个有经营才干并且“雄心不已”的人物，而不是像俞颂华那样较为纯粹的自由主义报人，他的“雄心不已”绝对不是一句“国有国格，报有报格，人有人格”所能概括的，其中更多的是不自量力的政治野心和暗箱阴谋，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史量才之死”迄今为止依然是莫衷一是的一桩历史悬案。国涌仅仅为了证明“报有报格”的先验命题，便把与蒋介石分庭抗礼的史量才，想当然地粉饰美化为一位报界榜样，分明是一种单向维度的专制思维。借用胡适的说法：“从前禅宗和尚曾说，‘菩提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史达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我自己决不想牵着谁的鼻子走。我只希望尽我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正是由于没有学到“防身的本领”，国涌才华横溢的历史文本，大多是自己“受人惑”又反转来惑人的非理性文本。
三、“煽动青年冒险”的道义责任
晓波和国涌都是因“六四”事件而遭受过牢狱之灾的当事人，对于“六四”自有一种局外人所没有过的特殊体验和特殊情感。不过，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六四”早已不是当事人的私人事体，而是每一位中国公民都可以做出价值判断的一桩公案。痛定思痛，有良知的中国公民至少应该明白这样一个事实：煽动群众运动并不困难，困难的是煽动群众运动的人必须拥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和政治担当。
到了戈巴契夫访华的时候，煽动群众运动的发起人和时势造英雄的学生领袖，就应当站出来承担责任，以换取广大学生的主动清场。然而，包括方励之、李淑贤之类的煽动者非但没有控制局面的政治智慧和操作能力，反而在鼓动青年学生绝食的同时，偷偷给自己安排了退路，从某种程度上重演了鲁迅、周作人当年躲在堑壕里“煽动青年冒险”的角色。另有一些群众运动的暴发户，则扮演了赌徒式的角色，把广大学生与自己捆绑在一起进行政治赌搏，从而把极端专制的政府当局逼到了开枪杀人的绝境之中。
打一个并不十分准确的比喻，假如有两拨流氓在广场上打群架，我既不会说打伤人的流氓不是流氓，也绝对不会说被打伤甚至于被打死的流氓不是流氓。我要说的是，被无辜伤及的局外人才能真正的牺牲品和受害者，无论其有没有民主意识和民主追求。在“六四”运动中参与冒险并“煽动青年冒险”的人士中，既有刘晓波和傅国涌这样担当罪责的勇士，也有表现欲极强却偏偏缺乏责任感的政治野心家和政治流氓，绝对不能因为这些人后来被流放和被判刑，就可以说他们是完全无辜的受害者和值得效法的英雄人物。
更进一步说，在文明社会里，任何不作为都是无罪的，任何恶作为都是有罪的。既人人平等又公私分明的宪政民主，所要保障的只能是每一位公民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是以任何理由去剥夺和牺牲每一位公民自私自利的合法权利。发生在1989年的“六四”惨案，当然是由开枪者直接造成的，既没有政治智慧又没有政治担当却偏要挟持青年学生坚持到底的政治冒险者和野心家，也至少应该承担一份“煽动青年冒险”的道义责任。
这样的一份道义责任，我在刘晓波和傅国涌的经历中见识过，在他们的文章中却没有真切感受到，我所看到的反而是对人不对己、责人不责己的单向思维和道义煽情。
2004/4/29于北京家中
──转自《议报》(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