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17日讯】六四十五祭日未临，将永彦挑开了新一轮为其正名的运动。短短四天，支持为六四正名的签名人数竟已超过四千。这足以说明，为六四正名是人心所向。时下，即使是杨陈等所谓的保守派，恐怕没人敢说自己曾同意向学生开枪。更不用提普通百姓。每每回国，遇到老同学，旧朋友，六四总是话题之一。下面就是我从老熟人那里得来的一些真情实事。
像那上千万的北京市民一样，我的同学“瓜”也是八九年五六月间发生在北京的民主运动的参加者之一。“瓜”性情开朗，生性活跃，目睹和参与了许多事情。经他同意，为他代笔，以告不知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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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五月的一天，照例我又去了天安门广场。学生们在广场上搭起了帐篷。一个个圆帐篷散落在人群中就像雨后树林中的蘑菇。越靠近纪念碑，帐篷的密度越大。纪念碑上是学生首脑所在。在那里我有幸一睹柴玲，吾尔开西等人的风采。
广场上仍有许多人在演讲。其中有一群人显得格外激动。我凑了过去。人群中间是一个身穿红色连衣裙，二三十岁，俊秀的女子。周围围观的人对她推推搡搡，还有人冲着她喊着：“她在替邓小平说话！” “她是邓小平的女儿！揍她！”
“她是邓榕！” 可是这个女子却一点也不慌张，仍旧勇敢地讲着：“看到天安门广场－－我们的首都的中心被搞得这样脏，我心疼！这是不应该的！”“揍她！”“揍她！”人群开始骚动。前面的人被后面的人推搡着，我就趁势涌到了前面。她被激动的人群左推右搡，但并无惧色。仍旧高声喊着：“要爱护首都，要爱护天安门广场！”这时， 学生们赶来了，他们手挽着手，组起了一堵人墙，把这位女士围在中间，试图保护她。看到此景，我不由得跳到了人群中心，站在了这位勇敢的女性身旁。向人群高声说道：“我是高校教师，我很支持这一学生运动。但是这位女士并不是邓榕。（我与邓榕是同学。但我并未说明。）我知道邓榕的模样，她决不是邓榕！再说，即使她是邓榕，即使她说了一些不中听的话，我们也不应该打她！”“对！” 有人呼应着，对我表示支持。于是，不知怎的，我忽然被人群抬了起来，趁此机会，我又讲了许多。（为此，事件之后，我被调查了。）这时，学生们则把那位女士护送到了人民大会堂卫兵警戒线内。
人群散了，我来到了那女子的旁边。她坐在一张椅子里。双肘支在大腿上，把脸埋在了双手中。“你可以回家了。”我对她说。她抬起了头，非常感激地望着我说：“谢谢！可我怎么回家呀？”她用手指着她的脚。我低头一看，原来她的鞋已经丢失了。我立刻脱下了我的鞋子，对她说：“穿我的吧，我家离这里很近。＊＊胡同，＊＊号。十分钟就到。”
她走后，我又在广场转了起来。我的袜子很厚，虽然没了鞋，妨碍不很大。我来到纪念碑附近。忽然看到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子正在纪念碑第二层上大声说着什么。我凑了过去。这男子原来是“大学生”杂志社的记者。他说，他感觉十分气愤。他本想采访学生领袖，没想到“他们竟是如此‘官僚’。借口‘工作’忙，不让我上到纪念碑上。我硬冲了上去，结果发现，这些‘领袖们’竟在那里划分势力范围呢！”只见这位男子，指着那些学生‘领袖’大骂：“你们这帮官僚，如果你们上台，跟现在这帮共产党王八蛋没什么两样！”他骂着的时候，我清楚地看到一些公安部的便衣在那里暗暗发笑。
回到家里，已是傍黑儿了。一进门，妈妈就对我说，“有一位女士给你送鞋来了。”想必那位勇敢的女人给自己买了鞋，而我的那双也就物归原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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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初，形势越来越紧。听说几路大兵正在向市中心推进。而西边的大兵已同群众对恃起来。三号这天，天已晚了。我很想到西边看看。但家里人不同意。我站在我家大门口，正不知所措，一位男子骑着摩托车从东边过来。我便跑上前，请求他带我走一遭。他同意了。我跳上车，坐在了他的后面，然后向我母亲喊道：“他是我的同学，我们一会儿就回来。”说罢，扬长而去。
天已全黑，路灯都亮了起来。马路两旁站满了人群。马路中央也有许多像我们一样的，但大多骑着自行车往西赶路的车群。我们走过了西单，民族宫。这时，突然“啪，啪，啪”几声类似鞭炮的剧响。“他们开始用橡皮子弹了。”我说。“告诉你吧，”这位摩托车手说，“我当过兵，我一听声音就知道，这可不是橡皮子弹，这可是真家伙呀！”我顿时紧张起来。这位男子的话音刚落，街边的灯突然全熄了。子弹开始向我们飞来。往西走的车流，突然掉转方向，向东部奔逃。我们也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向东疾驶。子弹嗖嗖的从我耳边飞过。我也顾不得什么男女界线了，紧紧搂住了那位男子的腰。我恨不得生了翅膀，飞出这枪林弹雨。一时里黑灯瞎火，周围只见一个个白色的影子（因为夏天，人们都穿着浅颜色的衣服），同我们一起奔命。突然间，我们前面的一个高高的白影突然立住不动了。他还在他的自行车上，脑袋耷拉在胸前。他的脚离开了脚蹬子，却正好支在了地上，因此没有倒下。因为天黑，看不清他的伤口所在，但我很明白，他死了。不知怎的，我的腿肚子立刻转了筋儿－－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一个活生生的人死在我的面前。求生的欲望占据了我的整个身心。我紧紧地搂着那男子的腰，叫着：“钻胡同，快钻胡同！”这时，不知是那里，突然起了火。立刻，漆黑的夜空，被照得半明半暗。我立刻想到，完了，北京完了。我家也肯定完了。我们找到了一个胡同，没命地钻了进去。背后，坦克车扎扎地响了起来，加杂着叫骂声和“扑，扑”的声音－－－那是坦克车压在肚皮上的声音。
我和那位男子在接近顺城街的一个小胡同内分了手。我开始向家摸去。除了远处的枪声，坦克的推进声，我周围是那样的静，那样的黑，恐怖之极。我知道，危险并未过去，许多大兵正尾随逃命者深入了胡同。我在一个门洞里呆了一会，看看附近没什么动静，便沿着墙根向前摸去。其实我家就在附近的一条胡同里，但我边走边停，好像走了很长的路，过了很长的时间。
我回到了家。全家的人都没有睡。妈妈见到了我，如获释重。我也感觉自己好似逃了一劫。我并无困意。天刚发亮，我便不顾家人反对，跑了出去。天下着小雨儿，街上遍地是血。血被雨水冲来冲去，只见到处是红颜色，也不知是水还是血，静静地淌入了下水道。马路中央铺着厚厚的大约两手乍的黄土。那黄土底下，就是那些被坦克压烂，碾入柏油路面的，雨水再也冲不走的，不知是谁的碎尸烂骨。突然，我看到，就离我脚下不远，有半块人的头骨，那里面竟是一些像南豆腐一样雪白的人脑。我感到一阵恶心。
正走着，看到前边一些人扛着电视电影摄像机，正准备拍电影。几辆破旧的汽车，坦克停在路当中。几个大兵正在往这些烂铁上浇汽油。然后，亲手点燃了它们。这时，摄像机“卡，卡，卡。。。”地开始了工作。
我继续往前走。在一个胡同里，看到一群人正在愤怒地打一个大兵。那兵也就十七八岁，报着头叫饶：“我不知道呀！是上边派我们来拔麦子的呀！”我看不下去，用身体挡住了那个孩子兵，劝道：“咱们不能打他。他确实是不知真情。这是上边的命令。他只不过是执行命令而已。” 那兵跑了，人群散了。我继续往前走。
我到了儿童医院。在那里我碰到了那位摩托车骑手。他是去认领尸体的。他看到我，立刻把他的姓名牌藏在了身后。（医院发给每人一姓名牌）可能他在防备我去告发他。因为全城都开始了大搜捕。
我的一位朋友的丈夫被打死。另一位中学同学的丈夫被打断双腿。现在生活十分困难。真不能想像，事件之后，迟浩田竟说，一个人也没死。想必他的脸皮的厚度赛过城墙拐弯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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