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17日讯】政协人大开会，历来都是森林般的手臂，像木偶那样，围成一个“橡皮图章”。但这次出现“画外音”，从海外的自由媒体和网路传进中国，辐射到北京的人大会议：前解放军301医院外科主任蒋彦永，公开写出他见证的六四屠杀，并向中共当局上书，提出质问。在一代一代的中国人绝大多数都选择沉默、怯懦、苟活的世界，在数不清的知识人如蚂蚁一般蜂拥谄媚权力、抵押灵魂的中国，蒋彦永这种敢说真话、挑战虚假的行动，像王维林只身挡坦克那样，将在世界重塑中国人的形象！
阅读蒋彦永给中共人大的上书，被他的真诚和勇气感动之余，也发现他的第一手资讯，更加证实丁子霖等六四难属们以往的证词（《六四伤残者和死难者家属证词》，纽约1999年6月出版）。在几个方面，两者都相互印证，更加说明“六四”的性质：它是一场法西斯大屠杀，它是一场天理不容的公开暴行！
第一，六四死伤数量很大。
五年前丁子霖就已调查收集到155名六四遇难者名单（另有65名伤残者），有人名，年龄，职业，遇难地点等详细资料。从难属的证词可看出，死亡数量很大，例如：
“人民医院、儿童医院、阜外医院，每个医院门口都贴着死伤者的名单，都是密密麻麻一片，各约400多人”；
“所到44座医院无一没有尸体，最多的是复兴医院，尸首堆积如山。我们从各个医院亲眼目睹的尸体至少在400具以上”；
“在邮电医院，我们翻检过成堆的尸体；在人民医院，门口贴出了140位死者名单”；
“我到水力医院、304医院、人民医院都去找了，特别是人民医院，那里尸体都没有地方放了，就用袋子装了放到车库里边”……
证词中没人提到去过301医院，自然也不知道在那里的伤亡情形。现在蒋彦永以第一手资料证实，这所军方高干医院，当时也收治了六四死伤者，而且数量不小：死者7人，受伤者89人。受伤者是死者的12倍。也就是说，没有被丁子霖们调查收集到的遇难者名单还有很多很多，不仅死者很多，而且伤残者的比重相当大。
第二，解放军使用了“开花弹”。
在丁子霖等难属的证词中，就有五名家属作证说，通过检验尸体发现，他们的亲人是被开花弹击中，即射入体内爆炸、俗称的“炸子”。
这次蒋彦永以他亲身经历再次证实，中共军队对平民使用了开花弹。他在手术室看到，“有的人肝脏被打碎，肝内留有很多碎弹片，对此我们拍了照、录了像。其他一些手术中，医生们还发现伤员肠道内有大量碎的弹片，这和一般的子弹是明显不同的──是用一种国际公法禁止使用的所谓开花弹打伤的。”
一位去亲戚家串门的少校军官当晚也被流弹击中，“（这是当晚我们救治的唯一的军人）他的左上臂中部有子弹贯通伤，X片显示肱骨粉碎性骨折，周围软组织中有大量金属碎片（我意识到这是一种铅制的开花弹）。”
北京301医院是人所共知的中共高干医院，那里的医护人员，都会有相当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他们发现几具尸体中有“大量碎的弹”并“和一般的子弹是明显不同”，并由担任外科主任的蒋彦永识别、判断出这是“炸子”，应该说相当具有公信力。
第三，中共士兵肆意杀人：
丁子霖们的证词显示，在六四屠杀之夜，中共士兵几乎到了疯狂的程度，用冲锋枪向人群扫射，名单中有12名遇难者都是身中多发子弹，很多都是过路者或旁观者，因解放军这种滥射而身亡或伤残，但中共却一律把这些死伤者定为“暴徒”。
这次蒋彦永的上书对此做了证实：“一个20多岁的男青年，他的父母是我们医院对面七机部的离休干部……外面枪一响，这位青年（他是最小的，当天领了结婚证书）和他的‘未婚妻’就跑上了街。他们快跑到五棵松十字路口时，有密集的枪弹向他们扫射过来……她的男友躺倒在路旁的血泊中。……子弹射入了心脏。”
“另一位死者是一个身体非常强壮的摩托车运动员，他当天下午在丰台练车，晚上回到五棵松路口，还没有下车就被子弹射伤。”
上述那名左臂中弹的少校军官“当天进城到亲戚家造访，晚上回来到军事博物馆（他的工作单位）门口马路边上，被过路的部队用连发扫射的子弹击伤。他的右边是一位老人，左边是一个小孩。这一老一少，均被子弹击中，当场死亡。”
但这些人的尸体却不许亲人认领，都放在医院，“由解放军看守着。死者都被诬称为‘暴徒’，尸体是不准领走的。”
第四，人为原因致使伤者无治而亡。
从难属证词中可看到，被打伤在路边的市民，中共士兵竟不许送医，有的甚至不许任何人给予援手，导致伤者因而死亡。像遇难时仅19岁的北京月坛中学高二学生王楠，“中弹后，戒严部队用枪威胁民众不准擡他，”凌晨一点多中弹，在路边流血二个多小时，最后身亡。
另外，几乎北京的所有医院都没有应付这种大规模伤亡的准备，没有足够血浆，没有足够抢救设备，因而很多伤者因医疗条件限制而死亡。
这次蒋彦永的第一手资讯再次证实了这一点：上述那位“身体非常强壮的摩托车运动员”被打伤后，“他的左腹股沟处有一很大的弹孔，大量的血不断涌出。这个部位无法上止血带，用手和敷料也压不住出血……我眼睁睁地看着他张大着嘴，挣扎着呼吸，最后完全停止了呼吸。作为一个外科医生，眼看着病人在你面前，却因这种条件而无法挽救他的生命，我是一辈子也无法忘却的。”
301医院是北京医疗设备最好的医院之一（多是高干病房），但即使这家医院，才有18个手术台，而六四当晚送到这家医院的伤员是96名，在两小时的抢救中，一张台子至少得做5个人的手术，而且平均每名伤者才24分钟。可想而知，北京其他条件较301差的医院，因医疗设备、血浆等条件，有多少人因而丧生。
第五，不许人们说出真相。
很多六四难属都在证词中悲愤地讲述，他们的亲人无辜被杀，中共当局却不许他们说出真相，“每逢清明、六四等所谓敏感时期，公安人员及便衣就监视我们，连去墓地也不放过。”军队公开屠杀平民之后，政府不仅不认罪、不赔偿，还百般刁难，迫害这些死者的家人，这是一个怎样泯灭天良的政权！
蒋彦永自己也为说真话付出代价，“我始终认为，镇压学生运动是错误的，为此，在那年我本该调的级别被卡住了。”
蒋彦永还披露，北京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秦伯益教授因不同意戒严部队进入该院，并曾派车给天安门绝食学生送水，就被撤职。副院长唐佩弦教授仅因直言：当年国民党政府对学生只是用了救火水龙头冲，而现在解放军却用机枪、坦克，也被免职。而另一位副院长，因为按当局旨意表态，就被提升为正院长。这些情节，和昆德拉在《不可承受生命之轻》中写的参加布拉格之春的托马斯医生的遭遇几乎一样，不同的是，那是小说，而蒋彦永等医生的遭遇，却是残酷的现实。
但正如鲁迅所说的，“纸写的谎言掩盖不了血的事实”。熟悉中国基层民意的蒋彦永说，“六四之后，绝大部分和我相识的各行各界的人，在心里都很清楚，六四镇压是绝对错的，但屈服于上面的高压，不敢讲心里话。在这个问题上，所谓的和中央保持一致，完全是一种假像。”那位领取结婚证书当天遇难的军人后代的母亲说，“我很小就参军，入党，跟着共产党打日本，打蒋介石。现在我们解放军却把我最心爱的儿子打死了，我一定要去找他们算账”。
今天，不仅蒋彦永这样认为，他的老师、中国最知名的医学专家雷洁琼、吴阶平等中国有良心的知识人，“都认为六四这事政府是大错了。”连中共元老陈云都用信件方式表示，“他是反对六四这样处理的”。而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则曾当面对蒋彦永说，“六四事件是我党历史上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
中国最敢言的剧作家吴祖光曾对蒋彦永说，人有一张嘴，一是要吃饭，二是要说话；要说话就要讲真话，讲假话、不敢讲心里话，这张嘴就剩光能吃了，还有什么用？蒋彦永说，“和吴的谈话，给了我很大的教育”，因此他在中共当局隐瞒萨斯疫情时，挺身而出，说出真相。这绝不是偶然的，而是一个真正有良心的知识份子的理念所至。所以，这次他又公开站出来，见证六四真相。只有更多的人，尤其是中国的知识份子，像吴祖
光、蒋彦永那样站出来，用“说真话”来重塑中国人的形象，并用truth（真话，真实、真相、真理）结束谎言的统治，才能使“六四”永不再发生！
2004年3月9日(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