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10日讯】2003年岁末﹐《当代》杂志刊登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该文以安徽农村为观照点﹐大胆披露“三农”问题﹐内容大量涉及“禁区”和“幕后真相”﹐引发海内外大轰动。气象直压当年毛泽东的《中国农民考察报告》（后者多为毛等自吹自擂）。该期《当代》﹐加印十几万册﹐仍被抢购一空﹔出版的“未删节本”﹐数次脱销。堪称“洛阳纸贵”。作为一家文学刊物﹐产生如此轰动效应﹐确属多年罕见。被该书连带批评的基层干部﹑省市大员﹑中央领导达百余人。指名道姓的官员就多达数十人﹐甚至涉及当年主政安徽﹑现已升任副总理的中央大员（回良玉）。
书中列举的农村悲剧﹑农民惨剧﹐令人动容﹐催人泪下﹐痛人心肺﹕一名农村知识青年因揭发当地干部贪污﹐竟遭报复而被活活打死﹔一名中年妇女因举报村长恶行﹐被惨挑了脚筋﹔一名老农因交不起”摊派”﹐自杀于村干部家门口…… 在安徽淮北﹐许多人家﹐仅以5元钱﹐就过了一个年﹔在旅游胜地黄山脚下﹐某乡620户人家﹐贫困户竟占514户﹐达82.9%﹔全乡2180人﹐贫困人口占1770人﹐达81%。如此一穷二白﹐却因乡干部浮夸谎报﹐居然被”上面”认定”脱贫致富”……
作为这部20万字报告文学的两位作者﹐春桃与陈桂棣夫妇﹐都属优秀作家﹐著作丰﹐获过奖﹐现均任职合肥市文联。为了这篇报告文学﹐他们花了整整三年时间﹐自费开销5万元﹐遍访安徽农村。作者为受尽歧视的中国农民鼓与呼﹐赢得一片喝彩。此正当“三农”问题揪心之际。据统计﹐以“城乡差距”为主的中国当今贫富差距﹐已经回到“解放前”的水平。
调查过程中﹐作者曾遭遇跟踪盯梢﹔与农民谈话时﹐一些干部模样的人常在附近转悠﹐监视他们。作品惹出的首宗官司﹐是现任安徽阜阳市政协副主席﹑原中共安徽临泉县委书记张西德以“名誉受损害”为由﹐状告作者和出版社﹐要求赔礼道歉﹐并索赔 20万。原来﹐书中曾详尽描写﹕当年﹐在县委书记张西德的主导下﹐临泉县当局如何镇压和报复当地农民上访事件。张曾进京阻止该书出版﹐未果﹔书问世后﹐张暴跳如雷﹐很快入禀法院﹐要与作者“理论”。
作者回应﹕张指责作品“失实”﹐并没有举证﹐只用“等23项”模糊说法。 具有戏剧性的是﹐张原拟聘请阜阳市一有名律师代理﹐但该律师看了作品后﹐不仅拒绝张的聘请﹐反过来找到作者﹐表示如果需要﹐愿意为后者作辩。 事实上﹐得知作者将成被告后﹐北京﹑安徽等地不少有名律师主动上门﹐表态为作者辩护。另外﹐中国律师协会﹑司法部“律师视点”节目组等﹐也都表示愿意免费出人出力﹐提供辩护或法律援助。 可见“公道自在人心”。最后﹐起诉时态度十分坚决的书中人张西德﹐突然又主动要求法院“延缓审理”本案﹐理由是“取证时间不够”。
作者感慨﹕我们尽量笔下留情﹐却已经得罪了不少人。实际上﹐作者确是竭尽谨小慎微。诸如﹕把一些真相缩小了﹔开始写得很尖锐﹐却经反复修改﹐措辞尽量委婉。有人说﹐通篇欲言又止﹐读来不痛快﹔有人评论﹐在字里行间﹐书中流露媚俗心态。对省以上领导褒扬﹐对农民赞美﹐把责任归罪于中下层干部﹐这样的写法不客观。对此﹐作者解释说﹕是为了“顾及社会形像”。否则﹐“书就出不来了”。
作者之一春桃﹐因压力太大﹐本来戒了的烟﹐又抽上了。她说﹕公开跳出来的人﹐我们不怕。可背后隐藏着什么﹐让我们担心。我的孩子还很小﹐现在﹐我们把他送走了。我舍不得他﹐但我要保护他。
正当文学边缘化﹐“宝贝”﹑“遗情书”之类大行其道之时﹐《中国农民调查》卖得那么火﹐令作者大感意外。他们说﹕本来觉得世界太冷漠了﹐没想到﹐百分八十的读者都热烈地支持我们。有人称我们“当代的鲁迅”﹐有人叫我们“农民代言人”﹐还有的人叫我们成立一个“农协会”。评价太高了。有一位干部偷偷跑来﹐对我们说﹕“我们从政的﹐也有一批人血不是凉的。”有个老作家给我们打电话﹐说他是解放前参军的﹐一直在北京。他说﹐“那本书从头到尾都布满我的泪痕。我觉得愧对农民了”。书中提到的小张庄农民﹐派出两名代表﹐坐了五六个小时的车﹐跑到合肥买书。本来想买50本﹐可太穷了﹐只买10本。还想敲锣打鼓给我们送锦旗。他们对我们真是感恩戴德﹐觉得把事情披露出去﹐他们的处境就会改变了﹐我们帮了他们大忙。
安徽﹐是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省﹐曾被当局树为农民致富的“样板”。两位作者的大胆披露﹐显然令当局尴尬不已。正当《中国农民调查》轰动全国之时﹐北京﹐中宣部紧急发文﹐禁止国内媒体“炒作”该书﹔同时被“禁炒”的作品﹐还包括被中共划为“头号大右派”章伯钧的女儿章怡和回忆录《往事并不如烟》﹐据说﹐该回忆录的问世﹐恰恰给时下国内“毛泽东热”以迎头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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