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6日讯】(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大纪元特约记者林丹，谢宗延报导)二OO三年十二月十二日由21世纪中国基金会主办，纽约市立大学斯泰登岛学院协办的“中国三农问题国际研讨会”在纽约举行。来自中国大陆、港澳地区和旅美学者就“中国农村状况与农民身份变迁”进行了研讨。我们将陆续发表部分学者的发言。
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的再组织过程分析
何清涟
由于中国农民在中国总人口中高居70％，中国农村社会的面貌即决定中国社会的基本面貌。上个世纪的一百年，中国一直在进行以政治革命为核心内容的社会革命，社会革命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从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到共产党的“打土豪分田地”，在农村重新组织人地关系。政治革命以改朝换代为标志，以共产党夺取政权为成功标志，但社会革命却由于中国的农村社会的重组过程失败而一直停滞不前，所以中国迄今还未完成从专制政治到民主政治这一政治转型。改革以来，中国实际上进入农村社会再组织这一过程，再组织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和文化重构。但核心还是围绕着人与资源的占有关系进行。从当时短期来看，相对于人民公社制度而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成功的，但这种成功只延续了十年多一点，此后就是暴露问题与讨论如何解决的漫长过程。
一、改革之初埋下的失败因素:只有使用权没有最终所有权的土地制度
恢复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退回到落后的耕作方式（2000年人均耕地1.98亩），农地经营趋于分散化与小型化，难以产生规模效益。这一过程正好与世界各国农村现代化进程相反。世界经验是：随着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深化，农业人口减少的同时是农户家庭占有土地面积的扩大，经过几十年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之后，最后是小农阶级消失，农业人口在一个国家的总人口中的比例减少。但这些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前提是农村土地的私有化，而中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却不是建立在这一前提之上，再加上中国社会特有的社会背景因素，中国是农户农民总数在增加，而人均户均占有土地面积均在缩小。
家庭承包责任制只是改变了资源的使用方式，而没有改变占有关系。这种土地制度存在着严重的弊端，造成一些影响深远的后果，其一是使得政府在农村的代理人基层干部拥有对土地的支配权利，这一点为现在正在农村进行的“新圈地运动”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使大量必须依靠土地为生的农民成为无地者；其二是这种土地使用方式并未割断农民与土地之间的关系，使得中国农民无法围绕土地之外的资源重新组织农村社会。浙江温州鹿城区11个村的农民，其实大部分已经成为城市居民，有的还到国外定居，但因为未割断与土地的关系，在今年以来的分钱中又还要以农村居民的身份回来分钱。
农村现行的土地制度对于保证中国农民的公正底线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尽管农民的“兼业化”收入在其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成为一种趋势。例如，200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253元，其中来自第二产业的收入为598.28元，来自第三产业的收入为395.21元，来自非生产性纯收入为123.84元。但中国农民对于土地的依赖程度并没有减小，因为土地对于农民来说，越来越具有生存保障的功能。
这主要是因为下列两个背景因素：
（一）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世界范围内信息革命与技术进步，中国城市无法为低素质的农村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
（二）农村劳动力的低报酬使他们脱离土地生存几乎成为不可能。这一点加强 了农民对土地的依附。
农村经济的凋敝，使得中国这一号称有13亿人口的大市场大打折扣，据两年前国家统计局的调查：全国83%的消费额产生在城市。这意味着：占全国80%的农村人口，可供他们花销的钱不到总量的20%！ 这即意味着，中国具有购买力的人口不到总人口的30％。
二、农村社会再组织过程的政治制度
政府用乡村两级组织取代了人民公社与生产大队之后，对农村社会的再组织过程一直采取将政府的神经末梢延伸到中国乡村的方式。中国的政治建制本来是到乡一级（限额），但事实上乡一级成了地方政府的延伸，乡干部都成了吃财政饭的官。而导致农民负担过重的根本原因，就是乡镇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和对农民乱收费。全国有近3,000个县、5万个乡，县乡部门达70万个，吃财政饭的人员有3,000万人。全国有400多万个自然村，近3,000万村组干部。这么多人全靠9亿农民供养。
依此计算，县乡村要发工资，要保运转，要保最基本的的公共品安排，至少需要7,000亿元。这7,000亿元至少要农民负担70％，这就是说全国农民要负担年均4,000亿元以上，而不是公认的1,200亿元。农民每年要承担几千个亿乱收费。可是，农民负担了这么多钱，远远不够用，能卖的都卖了，还欠下了约6,000多亿的债务。
县乡一级政治势力形成了一些盘根错节的乡土利益集团，导致九十年代在中国开始试验的乡村选举困难重重。几个模式：一是政府操纵，二是黑社会与政府共同操纵，在这两大势力操纵下，民选的村官要不就是无法就任，要不就是落入步云模式。少数地方则是宗族势力操纵。
目前中国乡村的政治制度被黑白合流的地方势力操纵，使中国的农村政治不是离民主化近了，而是与民主化目标日行日远。
三、正在走向堕落的农村文化
中国农村文化建设的前提是农村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在我们这个城乡两阶层人口之比为3：7的国家，高等教育的分配之比例正好倒过来，成为8：2,30％的城市人口占有80％的教育资源。1999年底出版的一期中国青年报，披露了一份关于中国公民高等教育的报告。报告对北京多所高校2000余名学生的抽样调查中发现：2000名学生当中，城乡大学生的比例分别是82.3%，和17.7%。这一情况在后来几年中并未好转，《中国财经报》今年4月26日对10,000学生调查，得出的这个值是1/13。
农村人口受教育程度偏低，必然影响到农村文化。在这里简单了解一些标识农村人口总体的文化素质的指标。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农村每10万人口中大专及以上教育水平的人口有492人（城镇则是8,899人），高中和中专起点的5,316人，初中水平的有33,266人，小学及以下水平的有42,756人。农村人口受教育程度偏低主要是因为大部分农村家庭无力支付教育费用。儿童中能完全接受小学教育的比例较高，但能够进入初中继续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学生比例却骤降至40%左右。有人测算，就教育水平而言，目前农村青年的平均文化水平还不到小学5年级。就今天人类浩博的文化知识而言，5年小学教育所能提供的文化知识极其有限，这样的文化水平实际上处于准文盲状态。
中国政府标榜的“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实际上并未实现，农村中儿童失学现象日益加剧，因此也在连续不断地产生出新生代的文盲。中国农村中文盲人口现今仍高达6,665万人，占农村总人口的8.25%。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的文盲率有所下降，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老年文盲人口的自然减员。但是，目前这一下降趋势正在被激增的失学儿童所抵消。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的文盲率将出现上升趋势。还必须指出，中国的扫盲标准门坎极低，达到低水平的识字程度即不算文盲，因此不少非文盲其实书写阅读水平极低。
在这种低水准人构成的农村社会中，封建迷信、打架斗殴、赌博酗酒成了不少人的生活方式。农村女孩投身于性产业更是成为家庭谋求生活出路的依赖工具。
尽管目前中国的城乡收入差别很大，但低收入的农民并不能在教育费用负担方面得到任何优惠；相反，政府把有限的教育投资集中投入城市，使得城乡的基础教育设施和师资状况呈天渊之别。结果，10亿农村人口中有幸进入大学的青年人数远远少于3亿都市人口中的在校或毕业大学生，最后能够进入社会上层的农家子弟更如九牛一毛。高等院校实行“教育产业化”政策以后，中国农民的孩子因无法支付昂贵的教育费用而被拒之于门外，少数倾全家之力上了学的农村青年也并非从此能够进入现代经济部门，从1999年开始，中国出现了大学毕业分配难的“知识型劳力过剩”现象以后，农家子弟在社会中的向上升迁通道更是被阻绝。
更为实际的问题是：在科技水平日益发达的今天，文化素质相对要高的城市人口在就业时尚因受教育不足而困难重重，平均文化素质相当低的农业人口要想从农业部门之外的现代经济部门就业，首先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已经不是户口（因为户口带来的各种福利已经不复存在），更主要受阻于自身的素质。而这自身的素质又完全是制度偏倚所致。理解上述问题，人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今天中国，农民的出路通常只能是：乞讨、打工、卖苦力、卖血、挖矿、在福建等地还有一条偷渡之路……
中国农村实际已经成为中国这列现代化快车甩掉的破旧车厢，大多数中国农村青年已经失去了未来。
问题：离开土地，农民将如何重组农村社会
这个问题说得简化一些，就是失去土地的农民向何处去？
每个国家迈向现代化都必然要经历农村城市化这一社会转型过程，但中国农民在这一过程中所受的煎熬毫无疑问比任何国家都要剧烈，也更漫长，更重要的是，这种煎熬并不会随着这一代农民的老去而消失，而是作为命运的符咒传递给人数成倍增长的下一代。
这种煎熬来自于多方面：第一，中国现代经济部门的扩张无法容纳如同天文数字般庞大的过剩农业劳动力；第二，在城市里打工的大多数农民工中，其微薄收入只能维持本人的低水平生存，无法在城市里扎根。由于以上两个原因，他们无法割断与农村的联系，乡下那少得可怜的土地是他们生存的最后一线指望。
但是中国20世纪后十年开始的“新圈地运动”将农民们这点可怜的希望击得粉碎。因为这次“新圈地运动”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他们赖以生存的耕地──另一目标是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的“旧城”，然而不管是农村的耕地还是城市居民的旧房，这次新圈地运动涵盖之处，都导致许多人的生存状态严重恶化。一些事例足以说明失去土地的农民面临的命运：
四川省自贡市郊红旗乡、凤凰乡农民种粮食蔬菜加上副业收入，人均收入曾高达2,000元，较为富裕。但1993年厄运降临，该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廉价征用该乡10平方公里土地，一次性发给18岁至40岁农民安置费8,000元，40岁以上的每月发放生活费54元；1997年，农民又失去了住房。到如今，许多农民的安置费早已用完，3万多农民的生存成了问题。这些失地、失房、失业，苦不堪言的农民，生存状况每况愈下，农民们不得不要求政府解决问题。然而政府给予他们的回答竟是出动警察，抓捕了不少农民。
类似的事例在全中国都有发生，曾被媒体报导过的就有上海浦东新区三林镇新桥村，云南省昆明市白德邑村。而且每一事件背后都有当地村干部的贪污腐败问题，中国土地制度的缺陷在土地征用问题上暴露无遗。
农民失去土地，意味着被拔去生存根基。大多数失地农民无法找到工作，因为城市居民的失业问题也越来越严重，那里根本没有农民们的生存空间。而中国政府的政策总是迟到：在户口对改变农民经济地位已经没有多少实质意义的情况下，中国的一些省市才开始“改革”城乡户口制度，撤除城乡人口流动的壁垒。现代“娜拉“──中国农民终于可以“出走”了，但“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农民们进入城市以后的生存状态，实在无法让人不感到悲伤：新华社记者曾对湖北农民工彭红平跟踪采访 115天，发现在这段日子中，彭红平有工作的日子只有45天，一共只拿到现钱415元；3个月内为11个老板打过工，没有一个老板兑现过工钱上的承诺。而目前全中国流动进城就业的农民工有9,400万人，像彭红平这样住不起房、吃不饱饭的农民工不在少数。尤其是，农民工在城市中如果因工伤事故死亡，获得的赔偿要比城市居民少得多。几年前，对重庆的綦江虹桥垮塌遇难者进行的赔偿中，公然实施了一种羞辱农民的赔偿办法：城市身份者每人赔4.845万元；农民出身者则仅赔2.2万元！
如此一来，土地对农民的生存意义更加重要。与90年代不同，农民们捍卫土地的决心大得多，他们的维权行动付诸实施后，各地流血冲突不断。中国政府不得不承认，侵害农民土地权益已成为当前侵害农民权益的最突出问题，而且呈现加重的趋势，主要表现在土地征用中，低价强征强占农民承包地，截留、扣缴农民的补偿安置费用，不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安置；在土地承包和流转中，强制调整或收回农民承包地，强迫农民流转承包地，非法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截留农民土地流转收益等方面。为此，农业部于今年8月派出6个检查组，分赴黑龙江、浙江、河北等12个省份，重点检查12类严重侵害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益的行为。但是在利益集团盘根错节的情况下，这种检查一般都流于形式。只要中国当局维持现有的农村土地制度，不治理政府腐败，失去土地的农民将会越来越多。
中国农民面临他们的前辈们从未遇见过的问题：1949年以前，农民们能够以家庭为单位，依靠土地维持一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而在他们被“解放”后的50多年后，他们将成为彻底的无产者：无地可种；无业可就；无处可去。一旦城市管制放松，城市贫民窟化现象将成为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状态。
几亿失去土地的“三无”农民，将成为中国大地的震源。这种来自地底的吼声已经越来越清晰可闻。
写于2003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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