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10日讯】“唱支山歌给党听, 我把党来比母亲……” 这支唱给党妈妈的歌,曾经长久悠扬在中国大陆，至今仍残留在许多三十岁以上国人的脑海嘴边，虽然今人偶尔哼上这几句，已不再带有过往的一往情深。
母亲，作为一种意象，最贴切的用于比喻应是大地。大地孕育了一切，因而自古就有天公地母之说。
自共产主义引进中国，出于意识形态宣传的需要，“母亲”就被一党占有了。党魁毛泽东有词：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他当然是自问自答，而且答案显而易见：我既我党，舍我其谁。从此，党就成了母亲，主了大地儿女的沉浮。
如果这一颠倒是非的比喻只是出于一个政治强人的浪漫主义想像，倒也没什么，问题在于偏偏有很多儿女，轻易就认党做母，而且对这“后妈”孝敬有加。于是就有了“我把党来比母亲”和更亲热的“你用那甘甜的乳汁把我喂养大”等唱词。
中国人的恋母情结，根之深蒂之固，林语堂早有论说：一个旅馆着了火，犹太人拎着钱箱跑出来，法国人抱着情妇跑出来，中国人背着老母跑出来。
孝敬是中国人一大美德，感母恩也无可指谪。但循着孝敬的思路，我独不明白的是，如此孝敬的儿女们为何一直就没有想到该让为我们操劳大半辈子的妈妈好好歇息一阵。
金属机械尚会疲劳，为母为党怎可永不停歇？时至今日，儿女们却从没把党妈妈的休息安排提上日程。虽然，我们的党妈妈是众所周知的工作狂，且脾气暴泪，劝起来并不容易。但这难道不正是对儿女真具孝心与否的考验？任其“大车(有七千万之众)不倒只管推”地操劳下去，拖垮了身子，连累了家庭，儿女面有何光？于心怎忍？
这里，重提两篇当代谏文。我想该给我的师兄钱超英（我们曾在华南师范大学先后同师廖子东先生攻读硕士学位）记一大功，他是最早说声歇息给主管我们党的邓公听的第一人。早在一九八六年，他在深圳青年报撰文《我赞成邓小平退休》，对年迈邓公的身体健康关怀备至。其时，邓公的年龄已高过美国正副总统克林顿和科尔相加的年龄，却仍在垂帘后面为十三亿儿女日理万机(只偶尔与丁关根等玩玩桥牌)。
现在想来，其时若有更多孝敬儿女尾随超英兄开的这个话头，合力把劝说的声音放大，没准还能触动我们党李鹏等更多党主早日歇息，少了日后那场悲剧发生的可能性。可惜空谷足音，待党妈妈发了脾气，一巴掌下来打哑了超英兄的嘴，也把报社副总曹长青打出国门，其他儿女们也就如当时热了一阵的一部戏剧一样“于无声处”了。
在超英兄之前，在海峡的另一边，另有一位勇者，名叫雷震。一九五六年雷公以《寿总统蒋公》一文炸响一雷，劝说年届七十的蒋公不可三连任，数年后被新帐（筹谋组党）老帐一块算，结局比超英兄更惨，落得个锒铛入狱，面壁十年。
从唐代韩愈谏反皇上迎佛骨而遭“夕贬潮阳路八千”到雷震谏反蒋公三连任而入狱面壁十年，一条从皇权到党国社会强权者说不得评不起的专制主义传统清晰可见。
好在雷震的下场虽比超英惨，其文却比劝邓公文影响更大，效果更佳。蒋公的权杖经儿子蒋经国传至李登辉后不久，国民党真的就退休养息了。一个征战了大半个世纪仍然实力强大的执政党可以平而稳地让位于一个初出茅庐婴儿般弱小的党，在中国实是破了天荒，也破了眼下大陆“中共无可替代”说的神话。
制度强于人，制度也强于党，关键还在于怎么样的制度安排。眼下的台湾，在民进党执政一阵子以后，国民党正以更旺盛的精力，更佳的竞争状态准备重返政坛，再呼风唤雨。
政党（Party），无论是“用甘甜的乳汁把我们喂养大”的妈妈，还是用人民的汗水和税赋供养大的儿子，均只是部分人，一部分因价值观念和信仰相近而聚集在一起的人。对于整体国民来说，任何政党都不是长期可靠的，因而也是需要轮换的。
政党需要轮换歇息的理由，一是政党是由肉身而不是由什么特殊材料构成的。既是肉身就无法持久而不停息地工作，在聚光灯直射下总统宝座上的克林顿都要撇开公务去偷情，可见即便由选民千挑百选的人也是靠不住的。人德性理性有限，肉身的私欲常常会压倒高尚的灵魂，在众目睽睽的防范中照样伺机而出（高瞻事件再证此理）。所以，话语再漂亮的党人，民主国家的民众也决不会放心让他们久执权杖。
二是政党永远只站在代表部分人利益的立场。一个政党即便是被多数选民认可也只是暂时代表多数人的利益，这不意味着另外部分人的利益只能被这一政党永久代表。
三是政党的退休不同于个人的退休。一个人到了退休年龄，就青春不再，只能兼职做些闲活。而政党的退休却完全可以东山再起，而且因歇息休整而更加精神饱满，精力充沛去重新投入为民和保民的大业。
基于种种理由，现代民主社会的执政党几乎没有不下野的。时间一久，总会疲惫，总会出差错。于是就遇到批评压力，就失去民意和选票，就下野歇息，从负面经验去总结吸取教训，在反省中获取再生动力，然后就是修正施政纲领，调整人事，整好旗鼓，伺机再起。
在《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我们的党妈妈已认了一错再错，却仍然坚持只能由她边主理家务边纠错而不觉这是错上加错。我实不能明白，既然声称要走向世界走向全球化，为什么这方面就不能接上国际轨道照现代政党的游戏规则，歇息改错后再卷土重来？
很多人会认为，说百声歇息给党听都没用，党妈妈不会听。对此，我以为然也以为不然。然者，我也深知党妈妈的固执脾气和暴泪性格，至少在短期内，对这样的劝诫若不暴跳如雷也会置之不理。不然者，我觉得尽管说了也白说，但不说白不说。我们无条件去“死战”，但我们却能够“死谏”。权力是当权者的语言，语言是无权者的权力。如若众说鹊起且持之以恒，不久将来的某一天，事实会证明：有用。
极权时代储安平“党天下”的呐喊在黑暗的隧道中没有留下历史的回音。
今天，在急剧变化危机四伏的后极权时代，说声歇息给党听，那是我们听到了党妈妈在新世纪发出的新声——要与时俱进，变革命党为执政党。
说声歇息给党听，那是我们看到了党妈妈的霸气在软化——要亲民爱民，执政为民。
说声歇息给党听，那是我们真诚地不想再要你死我活的“双输”，由衷地希望她成为中国这好大一个家中可亲可敬，可平等协商的成员。
倘若硬要将这善意的劝说当作自作多情或是居心不良，硬要用既有的意识形态不证自圆其执政合法性的霸权话语，硬要以“这政权是我们以多少生命鲜血换来的，要我们退休拿人头来”的“兵理”来堵塞谏路，那么中国这个“兵营国家”也就只能被她的钢性硬拉进一个恐怖的红色深渊，等待置于死地而后生了。
我们的声音会和几十年前储安平的呐喊一样，悄无回响吗？
在结束本文的时候，我记起一个中国新年联欢晚会上刘欢这样痛心疾首地唱着：你该歇歇了，也该歇歇了。。。。
2004-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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