茉莉﹕ 第一代人权——维权运动的重中之重

【大纪元12月3日讯】中国正在发生一场巨大变化。这场大变化引发了各种矛盾和危机，对处于弱势的人们尤为不利。最近，我们看到一系列令人瞩目的事件发生，例如重庆万州事件、四川汉源事件、河南回汉械斗事件、河北唐山、秦皇岛农民土地事件、福州农民土地事件、北京上访村事件、……。

面对中国这样遍布烈火干柴的局面，海内外关注人权的人们深感懮虑，大家希望能为中国的和平变革、为新兴的维权运动做点事情。我们都知道，维权，是人民自己行动起来，争取宪法上已经规定的公民权利，只有维权运动，才是改变中国几千年来侵犯人权的制度的唯一途径。但是在目前国内复杂的形势下，如何找到合适的着眼点和着力点，却是需要认真思考的。

记得前几年东北大庆工人示威抗议时，就有个别的知识分子朋友前去关注，结果被工人谢绝，因为他们从事的是争取经济待遇的抗争，不希望有外来的“政治因素”介入。尽管如此小心谨慎，当年的东北工人领袖姚福信还是被以“扰乱社会治安”罪名判刑。

这类事件说明，一方面，来自草根的个人性和群体性的民间维权抗争，几乎每天都在中国大地发生，它们需要知识分子的关注和理论上的引导，否则很容易由于其权益的分散，而陷入被各个击破、自生自灭的凄凉结局；另一方面，由于知识分子长期以来和弱势群体隔绝，形成彼此不信任的现状，他们的人权关注要落实到实践上，还有很大的难度。

从目前发生的上述事件看来，中国国内的这一类抗争，大致属于第二代人权（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这些经济、社会权利，通常又称为“福利权”，主要指教育、保健、医疗的个人权利或免于匾乏、免于恐惧的自由等。在《世界人权宣言》中，第２１条以前是有关公民和政治权利，第２２～２７条才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每一代人权都是链条上的一个环节，但这根链条的起始，却是第一代人权—公民和政治权利。第一代人权强调人身自由、思想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以及要求财产权、平等权、参政权等等，它形成于美、法两国革命时期，其目的在于保护公民自由，免遭国家专横行为之害。

与后来产生的、被称为“福利权”的第二代人权比较，第一代人权才是人权之本，是重中之重。道理很简单，如果没有基本的公民政治权利，福利权无从得以保障。如果把这个位置颠倒过来，忽略第一代人权，只强调第二代人权，人权保障就必然遭到失败。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至今仍民不聊生的非洲国家。这些在六十年代反殖民高潮中独立的国家，更认同第二代人权，因此在1981年通过的《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中，他们强调“满足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乃是享有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保证”。这样，在个体政治权利毫无保障的条件下，强调群体的经济权利，结果，人权的名义被黑人统治者利用来压制人民，非洲下层人民的任何人权都无法落实。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 森曾经说过:“人类饥荒史的一个重要事实是，没有一次大饥荒是发生在有民主政府和出版自由的国家。”这句话说明，想要保障温饱的经济权，先得争取政治权利。一个国家如果有了独立的新闻自由，实行定期选举，有反对党发出批评声音的，对政府决策的正确性提出质疑，即使发生了饥荒等天灾人祸，也是能够解决的。

因此，西方人权学者中有人反对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列入人权的范围，认为那只是福利。这种观点虽然不是很受欢迎，但它强调公民政治权利的普遍性和最重要性，不是毫无理由的。恰好是一些重点强调政治权利的西方国家，他们公民的社会经济文化权利，反而得到了很好的保障。

联系到中国的现实来看，对于目前中国发生的各类经济类的维权事件，我们这些关注者，仍然应该将它们提到公民政治权利的层面来，即呼吁落实宪法上规定的公民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新闻出版自由、参政权等第一代人权，以此为基础，保障中国公民被侵犯的社会经济权利。为此，我们应尽可能做一些信息传播的工作，尽可能给草根维权活动提供法律和理论依据，告诉他们：他们有权组织起来，有权利用新闻媒体发表意见，保障自己的权益。

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有志于介入国内维权活动的朋友，可以深入具体个案，给草根维权活动提供实际的支持和帮助，并总结经验，促进更多的知识分子关注民间维权。

总之，维权是一件非常艰险而难于见成效的工作，但也是当今中国最需要和最值得去做的工作。(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