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袁红冰小说体自传《文殇》（六）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下午，事先没有任何预兆，骤起的狂风便卷裹着枯黄的沙尘，从内蒙古高原越过燕山山脉群峰，迅速漫过北京城，天地之间立刻变成一片喧嚣的昏暗。尖利的风声仿佛是青铜色的悲啸，而形态狰狞的、黑紫色的雷暴云如同惨痛的命运，在呼嗥的风声中疯狂地翻滚奔腾。苍白的雷电撕裂了低垂的云层，横扫的急雨宛似被雷声震碎的苍穹在痛哭。
当时，一阵突然涌起的不安和茫然，使袁红冰冲出他在北京大学十六楼的那间单身宿舍，伫立在狂风暴雨中。他仰起头颅，逼视着被雷电之火烧成殷红的云隙，似乎想让那震颤在云隙间的殷红色，洗去他心中的茫然和不安。然而，急雨却在他消瘦、冷峻的面容上迸溅起白茫茫的水雾，遮断了他的视线。
雷暴雨瞬间就过去了，但漫天的沙尘并没有被洗净，苍穹仍然是枯黄色的，而日球仿佛是一片惨白的灰烬。袁红冰身前身后的地面上，布满了被刚才的狂风折断的树枝，断枝上那春天的叶片，犹如翠绿的悲愁。空洞的茫然之间，袁红冰觉得，蔚蓝的天空似乎将从此变成一个遥远的回忆，一个埋葬在被沙尘染成枯黄色的寂静中的回忆。
这时，袁红冰看到，陈坡匆匆从远处走来。陈坡脸色灰白，神情震惊而悲痛。他在袁红冰面前停下，声音像布满干枯的血锈似的说：“耀邦去世了，就在今天——我是从国防大学得到这个消息的。”
袁红冰没有说一句话，他冷漠地注视了陈坡片刻，便向未名湖边走去。很长时间中，袁红冰的意识里只有一片干枯、灰色的沉寂。直到残破的晚霞映在未名湖银灰色的湖水中时，一声惨烈的悲号才撕裂了袁红冰意识中灰色的沉寂：“苍天呵，你为什么赐给独裁者以长寿，却使高尚的生命过早消失——民主的朝阳将因此而继续长久地在专制的暗夜中，苦苦寻觅属于晨光的地平线！”
袁红冰逼视向天空的眼睛里有血色的火焰在狂风中摇曳，他似乎想用那焚身之火，烧毁高高在上的命运的苍穹。在晚霞枯萎时分，袁红冰好像看到，无数具骷髅撕开长满野草的坟墓，从阴暗的墓穴中站起来，向着被荒野之风吹裂的深红岩石般的落日，发出震撼人心的长号。袁红冰知道，那些骷髅是死于专制政治的生命的残骸，而那骷髅响彻苍穹的长号，不仅是献给胡耀邦的祭品，而且是献给中国民主命运的悲歌。
“是的，绝不能让耀邦死后太荒凉——什么也不为，只为不使落日死于漫天风尘。”袁红冰离开未名湖时，凝视着枯黄沙尘后的落日，自语道。
四月十五日下午，胡耀邦的死讯通过各种途径传到了北京大学。四时左右，“三角地”周围的墙壁上开始陆续出现一些未署名的悼念胡耀邦的大标语，其中一幅明显隐喻着对邓小平的抨击的大标语——“不该死的死了，该死的却没有死”最为怵目。傍晚，“三角地”贴出一张由陈坡、袁红冰等七人署名的大字报，大字报向当局提出了三项要求：一、按最高规格料理胡耀邦后事；二、尽快出版胡耀邦的著作；三、公开澄清加在胡耀邦身上的不实之词。同时，大字报还呼吁北京大学师生自主进行追悼胡耀邦的活动。这分由陈坡起草的大字报，是胡耀邦去世后出现的第一份公开署名的大字报。
当晚，为了使民间悼念胡耀邦的活动具有更大规模，袁红冰起草了许多份未署名的大字报和大标语，派他的学生分别到北京师范大学、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的校园内，张贴出去。据说，张炳九也不约而同地作了同样的事。
晚上十时左右，袁红冰在单身教师宿舍楼十六楼的公用电话室里，拨通了胡耀邦家中的电话，接电话的是胡德平。袁红冰注视着苍白的墙壁，声音像铁铸成的花环，说：“我代表柴治国和陈坡以及我的学生，向你表示沉痛的哀悼。我们绝不会使胡耀邦死后太荒凉。”
“谢谢……。”电话听筒里传来的血泪迸溅的声音，仿佛将胡德平痛苦欲绝的容颜刻在了苍白的墙壁上。放下电话后，袁红冰久久地逼视着眼前的墙壁，他灼热的目光似乎要把那墙壁熔铸成铁石，他觉得，胡德平痛苦的容颜应该是刻在铁石之上，因为，只有坚硬的悲痛才配祭奠他那位人格高尚的父亲。然而，墙壁却好像变得越来越苍白了，苍白得迫使袁红冰不得不垂下在遗憾中破裂的目光。
四月十六日、十七日两天之内，大标语和大字报覆盖了“三角地”周围的报栏、布告栏和墙壁。大标语和大字报的内容表明，由大学生从社会各阶层带回大学校园的不满情绪，怵目地浮雕在哀悼胡耀邦的凝重悲痛上，对权力腐败和邓小平“经济改革”造成的社会不公正的抨击，成为不满情绪的主题，而“太子党”利用专制权力攫取社会财富的现象，则是抨击的聚焦点。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赵紫阳的长子赵大军等一批“太子党”的名字作为罪恶的象征，出现在大字报中。从袁红冰派往其他院校观察情况的学生带回来的信息中，他意识到，悼念胡耀邦正在发展成大学生情绪的普遍趋向。
尽管学校的共产党组织运用各种方法，试图弱化悼念胡耀邦的活动，但是，在一大批中青年教师的支持和保护下，当局已经难以有效压抑学生因胡耀邦之死产生的悲愤。北京大学如同一座陡峭的人性的悬崖，而胡耀邦的去世则宛似骤起的狂风，把社会上的不满情绪吹向那人性的悬崖，并开始发出使历史屏息倾听的民主回声。
十七日的《人民日报》刊登出一幅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照片，纪念碑下有几个花圈。这幅照片触发了学生向天安门广场送花圈，以悼念胡耀邦的灵感。下午，政法大学和北京大学等少数院校的学生送花圈的队伍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不过，由于学校当局的威吓和阻挠，队伍的规模很小，只有几百人。
十七日晚，为了商讨在北京大学内设立胡耀邦的灵堂和发动更大规模的向天安门广场送花圈的活动，袁红冰和陈坡来到张炳九的宿舍。宿舍里除了张炳九、张来武和另外几位教师外，还有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咨的秘书杨晓。杨晓也是北京大学本科的毕业生，上次袁红冰、陈坡同陈一咨会面，就是通过杨晓安排的。房间里的人显然正在研究什么问题。袁红冰和陈坡走进房间后，他们立刻停止了谈话，并且露出尴尬的笑意，望着这两位不速之客。
杨晓的在场，使袁红冰直觉到，赵紫阳的智囊团一定是为大字报中抨击赵紫阳和他的儿子赵大军的内容感到不安，而想要通过张炳九这个“新权威主义”者，把悼念胡耀邦的活动引导到有利于赵紫阳的政治方向上来。然而，袁红冰对此却极为反感。因为，他还沉陷于对胡耀邦去世的悲哀中，他觉得，这种悲哀必须是纯洁的，不应该被哪怕一丝政治权术的阴影弄脏，否则，胡耀邦死去的眼睛里也会滴落下血红的泪珠。
“每个人作为个体，灵魂中可能都会有阴暗的东西，可是，通过自主意志表达出的情绪一旦形成公意之后，就是纯真的。这也许就是人类良知的力量之所在。现在，学生表达出的公意，本质上是激情。而激情不可能被政治权术扭曲，不可能被冷静的理性说服——激情只会被激情感动。所以，一个政治家要想取得公意的支持，他就必须表现出与公意一致的情感来。”袁红冰声调冷峻地说。他虽然没有说出赵紫阳的名字，不过，人们都清楚他话中的“政治家”指的是谁。
“别的问题以后再说，现在的关键是如何才能冲破当局的阻挠，使学生大规模走上街头。”陈坡情绪激动地说：“今天，学校的大门都锁起来了，学生们往天安门广场送花圈只能跳墙头。这就难以形成浩大的游行队伍——好多女学生都穿裙子了，跳墙头就会把屁股露出来，你让她们怎么办？只有聚集足够的学生才能冲开校门，可是，那就必须事先通知学生游行的时间，那样一来，也就等于通知了当局，到时候一定会有大批警察堵在校门口。”
张炳九因为陈坡的问题而兴奋起来，火炭似的眼睛在厚得给人以朦胧感的眼镜后面闪烁了片刻，忽然像一头就要开始凶猛冲击的野猪，把身体倾向前来，低吼般地说：“我们可以制作一幅巨大的挽联——用白布，越大越好，上面只写‘中国魂’三个字。明天晚饭后，学生都待在宿舍里的那个时候，先让我们的一些‘铁杆’学生，拉着挽联在宿舍区游行，等聚集了大批的学生之后，再突然向校门冲击！”
张炳九这个天才的设想，立刻得到袁红冰和陈坡的支持。接着，他们又同张来武商讨了在北京大学校园设立灵堂，供学生凭吊的问题。在张来武表示他有把握说服校方设立灵堂之后，为了不影响杨晓同张炳九、张来武的秘密会谈，袁红冰和陈坡便离开了。
第二天，北京大学校园里出现了一些抨击“老人政治”以及要求杨尚昆、薄一波等人退出政治舞台的大标语。大标语都没有署名，但是，袁红冰仍然意识到，这是昨晚杨晓同张炳九秘谈的结果。显然，他们是想通过对“老人政治”的抨击，使人们了解，赵紫阳并没有掌握真正的权力，所以不应当对权力的腐败现象负责。望着那些没有署名的标语，袁红冰不禁为赵紫阳感到了一阵悲哀，因为，在重大的历史事件前，赵紫阳的“智囊团”只能以这种缺乏太阳金色风格的政治小动作，体现对他的支持，却不能对他提出具有深沉历史感和伟大命运感的锐利建议。
当天晚上，一个二十多米长的巨幅挽联出现在北京大学学生宿舍区，挽联上用雄浑、苍凉的墨迹写出“中国魂”字样。四十几位神情肃穆的学生托起这幅挽联缓缓行进在宿舍区的道路上。在深蓝、凝重的夜色中，白布制成的挽联犹如惨白的火焰烧灼着人们的良知，挽联上的“中国魂”三个字宛似被炽烈的悲痛烧焦的伤痕。
不断有学生从宿舍中涌出来，加入到挽联后面的队伍中，半个小时后，就达到了数千人。在凝结着暗紫色悲哀的沉默中，学生的队伍涌向校门。经过短暂的交涉，警卫被迫打开了紧闭的银灰色铁栅门。袁红冰伫立在校门旁一座宿舍楼的阳台上，俯视着渐渐消失在黑蓝夜雾中的惨白挽联和挽联后面的数千名学生，而他的眼睛里闪烁起破碎的星光。袁红冰知道，从这一刻起，胡耀邦的死亡已经远远超出了个人悲剧的范畴，而成为中国民主命运之路上一个深深的足迹。
“耀邦，你的死终于可以不再荒凉了，怒放的悲怆将使你生命的终点永远繁富如霞……。”袁红冰无声地自语了一句，可是，却没有感到一丝宽慰。就在极力想要弄清楚这是为什么时，他觉得，沉沉的夜色好像突然被蓝白色的火焰照亮了，在火焰中，无数学生的身体以疯狂痛苦的情态，扭曲宛转着，那从少年男女被火焰烧裂的翠绿生命中迸溅出的血，似乎要把黑色的太阳都染成了殷红。与之同时，王震那句时时被仿佛干裂岩石发出的艰难喘息打断的、凶残话语，又越过几个月的时间，逼近地瞪视着袁红冰的心——“告诉那些教师，让他们的学生留在学校里……再上街，我就用机枪扫射……张积慧说，他要驾直升飞机，用火箭轰击捣乱的学生……。”
袁红冰冷峻如雷电的目光同蹲踞在他意识中王震那猩红、狰狞的话语，久久地对视着，而他的心却战栗起来——那并不是为他自己而恐惧，作为英雄人格哲学的创造者，作为“殷红虚无”的欣赏者，他早已没有恐惧的概念；他是为他挚爱的学生，为那些美丽的少年男女的命运而忧虑。于是，他向王震那句凶残的话语说：“此时，我不会寻求同专制政治决战，决战将在时间把你生命的痕迹从现实中抹去之后。我知道，这不是一种勇敢的选择，但就让我怯懦一次吧——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不使我的学生在翠绿的春天死去。”
四月十九日，袁红冰和陈坡骑自行车，前往胡耀邦家中，去表示哀悼。路上，不时可以看到一队队胸戴白花的学生，抬着花圈向天安门广场行进。昨天晚上北京大学规模空前的大游行在北京所有高等院校中激起了情感的狂澜，各个学校大门上的专制之锁都已经封闭不住学生追求民主的精神。从许多大、中城市传来的信息表明，悼念胡耀邦和反对专制交织在一起的学生运动，似乎有发展成全国规模的抗议活动的可能。
（节自《文殇》第二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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